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杜洛兹的虚荣 作者：杰克·凯鲁亚克 内容简介 我做的一切，我写的一切，都基于某种信仰的改变个人的信仰由他自己决定。 凯鲁亚克 《杜洛兹的虚荣》有一种强烈的、浮夸的生动感。 《新政治家》 《杜洛兹的虚荣》为杰克凯鲁亚克生前的最后一部半自传体小说，记录了1935年到1946年间年轻的凯鲁亚克（杜洛兹）在洛厄尔和纽约的生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商船、海军基地、监狱等地的冒险经历，并体现了出身贫寒家庭的凯鲁亚克在青年时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不向世俗妥协、向往自由的桀骜个性。 作者在书中强调的一点是：无论在任何一个时期，他都没有放弃想要成为一名优秀作家的梦想。他在赛场和社会所遭受的不公和挫折反而激励他刻苦读书、努力创作。他的经历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来源和写作素材，在书中生动地展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大环境以及各类人（尤其是底层人士）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垮掉派形成的背景和起因。 第一部 一 好吧，老婆，也许我是个十分令人讨厌的人，不过，当你听完我为了成功从一九三五年至今（一九六七年）所不得不经历的种种痛苦之后（尽管我也知道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你就会理解，我的痛苦形式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我对所有我不得不对付的笨蛋过分敏感；为了成为一名高中橄榄球明星、一名大学生，我倒咖啡、洗餐具、争抢橄榄球直至天黑、三天读完荷马的《伊利亚特》，所有这些事情都要同时做完。天哪，一个作家 ，他的“成功”远不像人们所说的是一种幸福的非凡成就，而是他本人 厄运的标志。（迄今为止，没人喜欢我使用破折号，为了便于新一代文盲阅读，我将使用常规标点符号。） 还有，我所谓的痛苦来自这样的事实：人们变化太大，天哪，或者正如麦克卢汉 [1] 所说，不仅在过去的五年或十年里，而且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变化如此之大，我都认不出他们是人了，也认不出我自己是某种被称为人类的真正成员。我依然记得，一九三五年，当时成年男子双手深深插入外套口袋，常常吹着口哨沿街溜达，没人注意他们，他们自己也不注意任何人。而且健步如飞 ，去工作，或者去商店，或者去见女朋友。如今，请告诉我，这些没精打采四处闲逛的人们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因为他们只习惯于穿越停车场？是不是汽车使他们充满虚荣，以至于他们走起路来像一群没精打采的流浪汉，没有一个特别可去的目的地？ 战前马萨诸塞州秋天的夜晚，你总能看见一个家伙回家吃晚饭，他双手握紧拳头，深深埋在上衣侧面的口袋里，吹着口哨，一边独自沉思一边阔步行走，甚至不瞅一眼人行道上任何其他人。晚餐过后，你总能看见这同一个家伙沿着这同一条路匆匆忙忙外出，前往街角上的那家糖果烟杂店，或者去探望乔，或者去看一部电影，或者去台球室，或者去工厂顶班，或者去见女友。如今在美国你再也看不见这种情景了，这不仅是因为每人都开汽车，他们昂着愚蠢的脑袋，驾驶着愚蠢的机器，在种种交通的危险和处罚中穿梭；而且也是因为如今没人低着头，吹着口哨，走路漫不经心。每个人都心怀负疚，看着人行道上的每个其他人，更糟糕的是，怀着好奇和虚假的关切去看别人，在某些情况下，是“赶时髦”，目的是“别错过每个机会”；而在那些岁月里，甚至常常放映华理士·勃利 [2] 的电影，雨天的早晨，他会在被窝里翻个身说：“哎呀，我还是继续睡觉吧，反正我不会错过任何机会。”他永远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今天，我们听说“对社会创造性的贡献”，没人敢在雨天睡上一整天，或者敢认为他们真的没错过任何机会。 我跟你说的那种吹口哨走路，是过去成年人在周六和周日走去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德雷克特猛虎”球场的惯常样子，他们只是去看孩子们的沙地橄榄球赛。十一月寒风刺骨，他们，成年人和男孩们，站在球场边线处；有些热衷此事的人甚至在家里制作了一根边线链，打两个桩子，来测量十码进攻——也就是说，推进的距离。在橄榄球比赛中，一个球队如果推进十码，那么他们将又得到四次十码进攻的机会；得有人满球场奔跑，密切注意球赛进展情况，当球接近时，精确测量还剩多少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得有两个人拿着边线链的两端，根据两人的平行直觉，知道如何奔跑。如今，我怀疑，除大学里的数学家、测量家、木匠等专家以外，在曼荼罗 [3] 马赛克般乱七八糟的世界里，是否还有人知道平行直觉是什么意思？ 于是，这里来了这么一群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成人与小孩，甚至还有姑娘和不少母亲，他们穿越德雷克特猛虎球场的草地，为的是观看十三至十七岁男孩们比赛橄榄球，球场没有球门柱，在起伏不平的田野里估摸着量出一百码，一头以一棵松树为界，另一头以一个桩子为界。 不过，一九三五年我的第一次沙地橄榄球赛大约在十月份举行，观众很少：那是个周六的清晨，我的那帮人挑战来自罗斯芒特的某某球队，对，事实上是德雷克特猛虎队（我们）对罗斯芒特猛虎队，到处都是猛虎队，我们在洛厄尔《太阳报》上向他们挑战，我们的队长斯科奇奥·博尔迪尤在该报刊登了一篇小文章，由我做了修改：“德雷克特猛虎队，队员十三至十五岁，本周六早晨在德雷克特猛虎球场或者任何一个球场，挑战任何一个十三至十五岁的橄榄球队。 ”没有任何正式的球队俱乐部联合会，只是一群孩子，仅有一些大个子带着边线链和桩子前来正式测量总码数。 在这场球赛中，尽管我也许是球场上岁数最小的队员，但却也是唯一的大个子，是橄榄球意义上的大个子，也就是说，粗壮的双腿，熊腰虎背。我九次触地得分，我们在丢了三分之后以六十比零赢了比赛。从那天早晨起，我就寻思，我这一辈子都将像那样触地得分，永远挡不住或者被擒抱摔倒；不过，接下来一周里有一场重要比赛，那帮经常在波塔基特维尔 [4] 社交俱乐部我父亲的台球房和保龄球场里厮混的一些岁数稍大的家伙们决定要让我们见识见识橄榄球赛的猛烈撞击。他们（其中的某些人）要教训我们的理由很充分：我父亲经常把他们赶出俱乐部，因为他们从来没花五分钱喝一杯可乐或者玩一轮台球，或者打一圈保龄球；他们只是泡在那里，抽着烟，伸长腿，阻挡真正来娱乐的常客们的道路。我当时还不太清楚未来会发生的事，那天早晨九次触地得分之后，我冲进我的卧室，用印刷体手写了一条新闻大标题和一则报道，宣布杜洛兹九次触地得分，德雷克特六十比零大胜罗斯芒特！ 这份报纸，唯一的一份报纸，我三分钱卖给了我唯一的顾客尼克·里戈洛波洛斯。尼克是个病人，大约三十五岁，他喜欢读我的报纸，因为他无所事事，而且很快就要坐轮椅了。 大赛来临了。正如我说过的那样，那些手插在口袋里的成年男子，吹着口哨嘻嘻哈哈穿过田野来了，携妻带女，还有一帮帮其他的男人和男孩；他们都沿着边线一字站开，观看引起轰动的德雷克特猛虎队迎战一支更强的球队。 事实是，“台球房”球队的平均岁数是十六至十八岁。不过，我们这个队里也有几个粗野的男孩。我有艾迪博伊·比索内做我的中锋，他个头大岁数也比我大，但不喜欢在守卫区奔跑，而是喜欢在对阵开球线内横冲直撞，为带球进攻队员打开缺口。他硬得像块石头，要不是他的学业平均成绩都是E或者D，他很有可能日后成为洛厄尔高中橄榄球队历史上最伟大的线上球员之一。我的四分卫是聪明强壮的小斯科奇奥·博尔迪尤，他传球漂亮极了（后来也成了出色的棒球投手）。我还有另一个精瘦结实的男孩，名叫比利·阿陶德，他真的能撞倒对方带球进攻队员，每当他做到这一点，他就会吹嘘一个星期。我还有其他一些不太起作用的队员，像迪基·汉普希尔，一天早晨，他实际上穿了他最好的礼服来打球（右边锋），因为他要去参加一个婚礼，生怕弄脏了他的礼服，所以不让任何人碰他的衣服，他也不去碰任何人。我有G. J. 里戈洛波洛斯，他发火的时候相当不错。为了这场大赛，我设法从现已销声匿迹的罗斯芒特猛虎队招募了邦戈·鲍德温，他很强壮。不过，我们都只有十三四岁。 一开球，我抢到球就跑，大龄男孩们蜂拥而上，把我压在底下。我在人堆下紧抱着球，突然，十七岁的哈尔马洛，在台球房里被撵走的那个家伙，在众多身体的掩护下猛打我的脸，一边打一边还对他的同伙说：“打这个杜洛兹的狗崽子！” 我父亲就在边线上，亲眼目睹了这一情况，他一口口猛抽雪茄烟，来回踱步，气得脸红耳赤。（为了简单说明情况，我要像这样写一写。）三次进攻成死球，我们不得不踢悬空球，踢球时，大孩子队确保球门线的安全队员往回跑了几码，这是他们第一次死球。我跟比索内说了我被压在人堆下时挨揍的事。他们赢了第一场，大孩子队里有人从地上爬起来时流鼻血了。每个球员都疯了。 第二场，哈尔马洛中场得球，在他的左边锋位置开始轻松顺利前进，他长腿瘦高个，在阻击队员很好的掩护下，以为他能一路顺畅，甩掉这些球场新手。我猫着腰奔跑，渐渐赶了上去，我的身姿那么低，掩护他的队员在拼命阻击时，以为我跌倒跪在了地上，他们散开了些，去攻击我们队的其他队员，为哈尔马洛开辟道路。我突然穿过那个缺口，对准他的膝盖，迎面扑去，撞得他仰面朝天往后倒退了十码，橄榄球也落到了场外地区，他一下晕了过去。 他失去了知觉，被抬下球场。 我父亲高声呐喊：“哈哈哈，谁叫你揍十三岁的孩子，mon maudi crève faim！”（句子最后一部分是用加拿大法语说的，大概意思是，你这个该死的缺德鬼 。） 二 我忘了那场球赛的比分，我想我们赢了；即便我到波塔基特维尔社交俱乐部去弄个明白，我想不会有人记得，当然也知道每个人都会说谎。我之所以深感苦涩，正如我所说的，如今“感到极其痛苦”，或者说理由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开始说谎了，因为他们说谎，所以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也说谎；他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我对许多事情的记忆极佳（当然，我也会忘记一些事情，比如那场球赛的比分），不过，我认为说谎是一种罪孽，除非因记忆欠佳而无意中说谎；当然，作假证，冒充亲眼目睹者是一种滔天罪行；不过，我的意思是，说谎在当今世界上如此盛行（除其他原因外，应该要感谢马克思辩证法的宣传和第三国际的手法），以至于当一个人说了真话，每个人朝镜子里看，看到的却是个说谎的人，于是就认为说实话的人也在说谎。（辩证唯物主义和第三国际的手法是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原创性手法，也就是说，如果你站在吹牛大王 [5] 这一边，你就有权利说谎。）于是就有了那种可怕的新说法：“你在骗我 。”我的名字叫杰克（“杜洛兹”）·凯鲁亚克，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我出生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卢派因路九号。“啊，你在骗我 。”我写了这本《杜洛兹的虚荣》。“啊，你在骗我。”这就像那个女人，老婆，不久前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写到，请听这个： “你不是杰克·凯鲁亚克。不存在什么杰克·凯鲁亚克。他甚至还没有写过书。” 这些书只是突然出现在计算机上，她也许在想，疯狂的戴眼镜的自以为大有学问的社会学家把它们编入了程序，给它们输入了混乱的信息数据，于是计算机就输出完整的手稿，隔行打印，清清楚楚，出版商只要照样印刷、装订、发行，裹个封面、印上广告语即可；于是，这个不存在的“杰克·凯鲁亚克”不仅可以从日本收到两美元的版税支票，而且还可以收到这个女人的来信。 现在，大卫·休谟 [6] 是个大哲学家，从永恒的意义上来说，佛陀是对的，可是这有点扯远了。的确，我的躯体只不过是电磁引力场，就像远处那张餐桌，此话一点不假；的确，从像慧能那样的达摩法师这个意义上来说，思想真的不存在；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一个白痴的无知，这个不是“他”的“他”又是谁呢？ 三 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发牢骚呢；不过别担心，我不会喋喋不休的。我在这里发的牢骚是有关那个事实：哈尔马洛（或者不管他的真实姓名叫什么）骂我“杜洛兹的狗崽子”，这是亵渎上帝的，他还偷偷打我嘴巴。可是，如今没人会相信这种说法。如今没人会双手插在口袋里吹着口哨穿越田野或者甚至大摇大摆地走在人行道上。在忘记发牢骚之前很久，我吸毒，甚至逐渐相信，正如报纸照片里那些吸食强烈迷幻剂的人，他们坐在公园里，痴迷地凝视着天空，显耀他们多么销魂快乐，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受害者，因为血管和大脑神经瞬间收缩而产生对外界必然事物感觉闭合（一种关闭）的幻觉，以为我根本不是杰克·凯鲁亚克，我的出生记录、我家人的出生记录和血统记录、我所拥有的剪报上有关我的运动记录、我自己的笔记本和所出版的书籍，根本都不是真的，全都是谎言；我自己在夜间睡梦中所做的梦根本都不是真的，而是我醒着时候的臆想；我不是“现在的我”，我只是寄居于某人身躯里的一个暗探，假装我是头大象，穿越伊斯坦布尔，后面跟着许多当地人。 四 所有打橄榄球的人都知道，最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来自沙地球场。比如约翰尼·尤尼塔斯 [7] ，他甚至没进过高中；还有棒球运动中的贝比·鲁斯 [8] 。我们从早期沙地球场练球比赛，发展到进军北部联赛，与以希腊字母命名的校队（北部联盟黑豹队）进行一些令人生畏的血战。很自然，像利奥·布瓦洛那样的加拿大人（此时在我队里）与像苏格拉底·楚利亚斯那样的希腊人正面对阵，那将鲜血飞溅。我亲爱的，那些星期六的早晨，鲜血会像在古希腊时代的战斗中一样飞溅。想象一下吧，普特西·克利阿卡罗洛波洛斯试图绕过艾迪博伊或者越过疯牛似冲锋陷阵的阿尔·迪迪埃，在那个尘土飞扬的疯狂球场上顺利推进！这是加拿大人对阵希腊人。最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球队后来都成为洛厄尔高中橄榄球队的核心。想象一下吧，我要试图冲过俄瑞斯忒斯·格林格斯或者他的弟弟忒勒玛科斯·格林格斯的防守！想象一下吧，克里斯蒂·凯拉基斯试图越过高个阿尔·罗伯茨的手指传球！后来，这些沙地球场的比赛打得那么残酷，星期六早晨我都害怕起床去球场露面。有些比赛在巴特利特初级中学的球场上进行，我们这些小孩悉数到场；有些比赛在德雷克特球场进行，有些在圣丽塔教堂附近的奶牛场进行。还有其他一些来自塞勒姆大街四周的几支比较野蛮的加拿大人球队，他们从不与我们联系，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通过报纸的体育版联络赛事；否则，我想如果他们的球队联合我们的球队，联合城镇周围其他希腊人球队或者甚至波兰人球队或者爱尔兰人球队……啊，我的天哪，换言之，用“古希腊时代的战斗”来形容都不算贴切。 不过，这就当作我在那里学打橄榄球的一个例子吧。因为我想上大学，但不知何种原因，我知道父亲根本付不起学费，结果后来证明家境确实如此。而我呢，一心只想最终能踏进校园，在校园的某个角落抽上一袋烟，身上穿着领尖钉有纽扣的套衫，像宾·克罗斯比 [9] 那样，在月光下，沿着古老的公牛路，对着女生唱起小夜曲，就像大学生联谊会里传出母校校歌的旋律。这是我们的梦想，在里亚尔图剧院看戏和看电影的过程中慢慢编织起来的梦想。再遥远一些的梦想就是大学毕业，成为保险公司的一名大推销员，戴着灰色毡帽，拎着公文包，在芝加哥下了火车，在月台上在大城市嘈杂喧闹的烟雾和煤烟中兴奋激动地拥抱白肤金发碧眼的妻子。你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放在今天会是个什么样子？空气污染和其他污染、行政管理人员的腐败、《时代周刊》的广告，还有如今我们高速公路上汽车呼啸疾驰，数以百万计，沿着环形交通枢纽，进进出出，驶向各个方向，从精神愉悦的一种腐败驶向另一种腐败？随后，我想象自己，大学毕业生，保险业成功人士，在有镶板的别墅里与妻子白头偕老，屋子墙上挂着我在拉布拉多半岛狩猎时成功猎获的一个个驼鹿头，白发苍苍的我从酒柜里取出波旁威士忌，细细品味，我为儿子祝福，接着又一次心脏病大发作（就像现在这样，看来又要心脏病发了）。 当我们在尘土飞扬鲜血飞溅的赛场里尖叫着猛烈冲撞，我们甚至连想都没想到我们都会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中的一些人阵亡，一些人负伤，剩余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天真无邪的梦想追求几乎丧失殆尽。 我不愿细说我在洛厄尔高中第三年的情形，那时候年纪太小或者资历尚浅的男生不能经常上场比赛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塔姆·基廷教练不让我上场，是因为当时我只有十五岁，他认定我是个二年级学生，要把我“保留”到三四年级再派用场。另外，梅里马克 [10] 这个地方还有点风气不正，因为在练球混战时，他使劲训练我，我也的确表现不俗，得了许多不易获得的比分，而且在任何一场正式比赛中都可能有同样出色的表现；或者政治被卷入了其中，我父亲对以上种种情况都不赞成，因为他过于诚实，一九三年前后，洛厄尔市名人委员会前来询问他是否愿意竞选市长，他回答说：“当然愿意，我要竞选市长，不过如果获胜，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坏蛋骗子统统赶出洛厄尔，到那时，洛厄尔城里就会一个人也不剩了。” 五 我只知道我高中四年级这段时期是怎样度过的，你可以自己来判断，假如你不理解，那就让教练来判断：我开始参加那年的第一场球赛只是因为皮埃·梅内拉科斯踝关节受伤。就算他是个优秀机敏的带球进攻队员，可是他个子太小，别人一撞，他就飞出去十英尺，他再机敏圆滑也不管用。不过，因为不知怎么的，教练觉得他需要一个拦球阻击队员，一个像里克·皮埃特利卡那样的“进攻后卫”，以及那个灵巧的小个克里斯蒂·凯拉基斯，于是，在开球守卫区里就没有我这个带球进攻队员的表现空间。然而，作为进攻后卫，在混战中，我能压低脑袋持球一下子前进十码，甚至不用抬头看一眼；作为中卫，我能接住传递很糟糕的球，橄榄球从我身后“嗖”的过来，我只轻轻一转身，就把球抓在手里，随后又一旋身，便开始飞奔，一路跑到底。我承认挡不住比尔·德芒斯那样的四分卫或者像凯拉基斯那样的传球。不知是何原因，他们非要用皮埃特利卡和梅内拉科斯，我父亲断言一定有人接受了贿赂。“梅里马克河流域腐败城镇的典型事例”，他说。除此之外，父亲在洛厄尔并不太受欢迎，因为只要有人耍他，他决不轻饶。有一次摔跤比赛弄虚作假，他就在劳里埃公园的淋浴房里扇了摔跤运动员一个嘴巴子。一个德高望重的希腊族长因为与他争论传单的印刷价格，就被他抓住黑袍的袍边，猛地推出印刷店。对里亚尔图剧院的老板，他也干过同样的事情，他管那个老板叫“一元当千元的下流坯”。一帮加拿大裔“朋友”把他骗得生意破产，他说一九八四年之前，梅里马克河流域不可能清除腐败。他已经对市长竞选委员会说过，他认为如今诚信实在太差！他办了一份报纸名叫《聚光灯》，专门揭露市政厅里的贿赂丑闻。我们知道所有城市都一样，但我父亲是个特别诚实和坦率的人。他只是个五乘五先生 [11] ，身高五英尺七、体重二百三十五磅，然而他不怕任何人。他承认我在棒球运动中是个劣等的击球员，但是，在橄榄球中，他说几乎没有比我更出色的带球进攻球员了。弗朗西斯·费伊——当时波士顿学院和后来圣母大学的教练也有这种看法。事实上，费伊教练来到我家，在客厅里与我父亲进行了交谈。 他有充分理由感到痛心，因为历史记载将表明这一点。刚才说过，我开始了第一次球赛。让我这样说吧，首先，我们的阵容非常强大：大个子阿尔·斯沃博达打右边锋，他是立陶宛或者波兰人，身高六英尺四，壮实得像头牛，温和得也像头牛。忒勒玛科斯·格林格斯（前面提及过）打右路阻截，绰号“公爵”，是伟大的俄瑞斯忒斯·格林格斯的弟弟，兄弟俩都是我所遇见的最坚忍不拔、最消瘦、最诚实的希腊人。实际上，公爵本人是我童年的朋友，在十二岁左右短短一个月时间内，我们就决定成为朋友，星期六晚上，从灯光闪耀的卡尼广场出发，两人相互手臂搭着肩膀，散步一英里半。现在，公爵变成了一个文静的人，不过体重二百一十五磅，像枚重磅炸弹，两只黑眼睛显得活泼愉快。休吉·韦恩打右后卫，大个子，体重二百二十五磅，来自富人居住的安多佛街，他默不出声，举止力大如牛。乔·梅利斯打中锋，他是个波兰人，身体强悍，声音低沉，剃了平头，主要擒抱阻截，后来被选为来年的球队队长，命中注定专打进攻后卫，可以带球进攻整整三百码。切特·雷夫打左后卫，他比较古怪，喜爱说话，十七岁，石头一般硬实，命中注定是洛厄尔球队除我以外唯一受到一流大学校队拼命争抢的队员（他受到了佐治亚大学的青睐）。吉姆·唐宁打左内边锋，他是个爱尔兰人，身高六英尺四，懒懒散散。哈里·基纳打左边锋，他速度快，善于防守，骨头坚硬。 于是，我开始了那年第一场球赛，与“格林菲尔德高中”（这是我谈到的记录，整整一年的记录）（一场一场地谈）对阵，两次持球触地得分被宣布无效，整场球赛中实际七次十码进攻，五次有效。每次进攻平均推进约十码，有一次推进了二十码，离持球触地得分仅几英寸，凯拉基斯赢得了持球过线得分的殊荣（他是个叫号队员 [12] ）。 该赛季的第二场球赛，尽管我在第一场球赛中表现出色，但是梅内拉科斯（梅尼）的踝关节已经痊愈，在马萨诸塞州西部加德纳高中的比赛中，他开始取代我的位置，我只能在最后两分钟上场，只两次持球，但每次都第一次进攻受阻，各推进十二和十三码，撞得鼻子流血，球赛结束后，吃了些“谢尔城”冰淇淋（加德纳生产的）。 （洛厄尔轻而易举赢了那头两场球赛。） 第三场一开始，我甚至没上场，只在最后半场才被派上场，与“伍斯特古典”队对阵；我截获对方踢的悬空球后，持球穿越整个球队奔跑六十四码触地得分；随后撞倒对方两次试图持球触地得分，每次大约二十五码；持球仅七次，每次平均推进二十码六。这是报纸报道的记录。（洛厄尔也赢了那场球。） 不过，洛厄尔的“严重考验”来了，那是与“曼彻斯特”队对阵，即便在那时，我也不是个大英雄般的“一开始就上场的队员”，而是坐冷板凳；不过此时看台上学校的孩子们开始反复呼喊“我们要杜洛兹！我们要杜洛兹！”你弄得懂或者说得清他们为啥那样呼喊吗？我只能坐在板凳上，眼看那些差劲队员趾高气扬，奔跑跳跃，皮埃特利卡小腿扭伤，在别人搀扶下一瘸一拐走出场地时，没忘记英雄般地脱去防护帽，以便让每个观众看清他悲壮的头发在秋天的微风里飘动。作为一个猛打猛冲的进攻后卫，他确实奋力开路，胖乎乎的像头老奶牛，但是如果没有比尔·德芒斯为他在前面坚定不移地默默阻截，他不可能及时到达争球线打开缺口。不管曼彻斯特队如何自吹自擂，如何被人过高评价，洛厄尔高中还是以二十比零赢了比赛，我只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允许持球一次，四分卫叫号队员要求边线佯攻，而我却想一竿子到底，于是，我被众人阻截压在底下，“我们要杜洛兹”的呼喊声消失了，一分钟或不到一分钟后球赛结束了。 我承认，在那场球赛里（二十比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不需要我；可是，第五场我一开始也没上场，只被允许打四分之一场，在这期间，我三次持球触地得分，一次被宣布无效，这场球赛我们与基思私立中学对阵，我们四十三比零取胜。不过，这很容易理解，如果你懂橄榄球的话，无论是刚懂还是以前就懂，此时波士顿学院弗朗西斯·费伊的团队正在暗地里悄悄地观察我，他们已经准备去圣母大学执教了，换言之，我已经逐渐受到美国橄榄球最高阶层的关注，更有甚者，波士顿《先驱报》 [13] 在那周的体育版发了一则大标题新闻，放在头条，标题是“杜洛兹是洛厄尔第十一高级中学的第十二人”，不管你如何分析，这条新闻都很奇怪。即便我自己十六岁，思想天真纯朴，我也在暗自怀疑一定是哪里出了差错，我不能（或者不会）完全相信我父亲偏袒的断言。有时，塔姆·基廷教练似乎用一种冷淡俗气遗憾的目光看我，我觉得，尽管他对我明显的爆发力熟视无睹，但他已经没法阻止橄榄球高层对我的关注。到了此时，我父亲已经火大了。有位体育新闻记者名叫乔·卡拉汉，弗朗西斯·费伊任教期间，他成了圣母大学的公关部主任，随后成了美国橄榄球联盟“波士顿爱国者” [14] 队的主席；他开始在他的体育专栏里暗中赞誉我“数据不会说谎”。甚至有位憎恨我父亲的不友好的体育新闻记者也写我“看上去”像个橄榄球运动员。这难道不叫人高兴吗？ 六 下一场与“莫尔登”队的比赛是那年马萨诸塞州高中橄榄球巨人们之间的一场对决，尽管我承认“林恩古典”队比我们两个队都厉害。莫尔登那些人高马大粗壮结实的后卫和阻截队员的眼睛下面都抹了油脂，看上去像出战前脸上涂了颜色的易洛魁人 [15] ，整个下午，他们与我们零比零打了个平手（我仍然要说艾迪博伊·比索内应该到场，但是教练告诉我他的学习成绩不太好，几场训练赛之后，他们把他送回了家，在训练赛中，他狠狠攻击了每个男孩，他也能狠狠攻击每个成年男人）。与莫尔登比赛的那整个下午，几乎没人一直持球。不过，我们阵容强大，有斯沃博达、韦恩、雷夫、唐宁、梅利斯、格林格斯等，不能容忍他们嚣张跋扈。那天下午，我是否持球，是否开始就上场，是否只打四分之一场，其实都没多大差别；这是一场防守战，像打乒乓球那样把球传来传去：十分枯燥，可是饶有兴趣的观众们依然认真观看。 这个赛季我唯一的差错发生在与林恩古典队的交锋中：他们在林恩六比零打败了我们，但是如果我没有因为手指他妈的打滑，在球门线丢了那个该死的传球，那个凯拉基斯直接传过来并确实到了我手里的球，我们也许可以赢一球，或者打个平手。我永远没法摆脱丢那个传球的负疚感。如果橄榄球比赛不用橄榄球，而是用一只上好的松软袜子，就像你十岁时玩的那种，那就好了。事实上，我习惯在奔跑时一只手持橄榄球，而且经常失球，这也许是教练不喜欢的恶习之一。但这是我能拼命奔跑，用径赛运动员的能力躲闪对方防范的唯一方法，不管怎么说，我并不比其他人多失球。 “莫尔登”赛事结束后，紧接着是一场在新不列颠康涅狄格进行的荒唐比赛。比赛前一天晚上，我们大队人马，所有队员都在宾馆套房里尖声呐喊，虽然没像如今孩子们必做的那样喝啤酒或其他饮料，但是没有机会像星期五晚上在家里那样睡觉，所以我们彻底输了那场球。（有些人偷偷溜出去跳舞。） 所以此时，所有人都很沮丧，队里的大牌参赛队员，那些英雄们都很沮丧，在康涅狄格荒唐的结局之后不得不歇着了；我呢，留下来与一群替补队员在雨中的泥潭里面对纳舒厄（我父母的家乡）的球队，正如我所说，这就是他们如何对待我的一个例子。比赛结束之后，注意……嗯，等一会儿。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惨烈的一场球赛，就是这场球赛让费伊教练下了决心，也引起了哥伦比亚大学陆·利贝尔对我的关注，还有其他学校，比如杜克大学。很自然，英雄们在雷克斯休息洗蒸汽浴，而我开始了这场比赛，在有一股让人不舒服的甜味的泥潭里，面对许多人高马大强壮彪悍的希腊、波兰、加拿大和新英格兰的男孩，与他们相互碰撞，直至我们全都滚了一身烂泥，面目全非，紧身运动衣上的号码也无法辨认。报纸集中报道了赛事的得分情况，纳舒厄队十九比十三胜出，但没有密切注意推进的距离，因为洛厄尔队总共推进一百四十九码，我低头猛进，独自推进了一百三十码，包括一次六十码持球跑动进攻，后来从身后被一个长腿边锋抱住，但还是手臂夹住传球跑动进攻，完成十五码持球触地得分。由于场地打滑，双方都有失误，踢悬空球受阻，滑入边线上观众张开的双臂里，然而，这场球赛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是我参与的所有比赛中最美好最有意义的，因为我（与德芒斯一起）承担了没人夸耀的最吃重的任务，这种角色只有懂行的观众才会为其鼓掌，球赛中闷声不响独自大力推进的骨干球员，灰头垢面嘴唇流血，这种梦幻般情景可以使人想起旧时新闻短片中雨天里吉珀 [16] 和阿尔比耶·布思 [17] 的比赛。 当然，如果按正常阵容上场，我们是能够赢得这场比赛的，没有一个队是一人球队，可是没办法，那些英雄们不喜欢雨天的烂泥。 那天晚上在家里，我在睡梦中醒来，肌肉痉挛，俗名“查利抽痉”，我痛得尖声叫喊：我拼尽全力疯狂地在溜滑的赛场上大力推进，吸引多半对手朝我猛力冲撞之后，在雷克斯却没人为我提供蒸汽浴！ （但是十天以后即将举行的感恩节橄榄球大赛上有人试图从中作梗？） 七 好吧，感恩节橄榄球大赛如期举行，冤家路窄，洛厄尔对“劳伦斯”，零度气温下的赛场像坚冰一样硬。这时，“英雄们”准备上场了，没我就开始了比赛。电台实况转播，一万八千人观战，英雄们得炫耀一番。我坐在长凳边的稻草堆上，就像他们用法语说的那样，mon derrière dans paille（我的屁股在草堆上）。上半场结束了，什么分也没得。下半场他们琢磨也许需要我，于是就把我算在里头。（也许他们觉得我在纳舒厄场球赛中表现得那么糟糕，没人会在乎我。）所以上场后一度没人把我当回事，劳伦斯队有个男孩用其意大利人肉乎乎的手几乎勾倒了我。不过，几招过后，凯拉基斯越过几个边锋的手从空中快速传给我一个三码高球，我接住球，一转身沿着边线猛撞猛钻，头忽低忽高，歇一歇，跑一跑，唐宁的阻截非常漂亮，还有另外一名队员也不错，我跌跌撞撞一路奋进，推进了十八码，即将到达球门线的时候，劳伦斯队的一个家伙撞击我，抱住我，不过我挣脱了他的双臂，扑倒在地，拿到这场球赛中唯一的持球触地得分。比赛结果是八比零，因为哈里·基纳已经拦截过一次劳伦斯队踢的悬空球，抓住战机在球门区安全得两分 [18] 。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能够以二比零获胜了。我们守住了对阵开球线。球赛结束时，球场上一片嘈杂喧闹。我立刻当着赛场上所有其他人的面跑进更衣室，以便能尽快更衣，回家赶上感恩节正餐；除皮埃·梅内拉科斯以外，还有谁会在洛厄尔高中的更衣室里骂骂咧咧，乱踢他的头盔，好像我们输球似的？他骂街，是因为本场球赛拿到唯一持球触地得分的人是我而不是他。 那么，你就去享受观众的欢呼吧！ 几天后，弗朗西斯·费伊来到我家，接着来了陆·利贝尔的人；皮埃·梅内拉科斯得到了佛蒙特州诺威奇大学抛来的橄榄枝。 所以，老婆，尽管我可能因此而不快，我确实是不愉快，可是自助者天助，上帝给了我一个机会。 与此同时，可怜的老爸，待在家，火鸡，樱桃馅饼，免费让人打保龄球，现在好了，我的大学梦即将实现。 可我还是要说，这意味着什么？尽管所有这些比赛记录在称为资料库的报纸档案里都有记载，你也许还会说我在自吹自擂橄榄球艺；我承认我自吹自擂，但我不认为这是在吹牛，因为吹牛有什么用，正如传道者所说：“虚幻的虚幻……一切都是虚幻。”你拼死奋斗自掘坟墓；尤其是甚至在你去世以前，就拼死奋斗自掘坟墓，那个坟墓的名字叫“成功”，那个坟墓的名字叫扯淡屁话。
[1]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加拿大传播理论家，著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等。 [2] Wallace Beery（1885—1949），美国演员，主演过《珍宝岛》等众多影片。 [3] Mandala，佛教和印度教中梦里所见的、代表做梦者追求完美的曼荼罗。 [4] Pawtucketville，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地名。 [5] Bullshivitsky，与前面Bolshevist（布尔什维克的）谐音，以示幽默。 [6] 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经验论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随笔作家，著作有6卷本《英格兰史》等。 [7] Johnny Unitas（1933—2002），美国职业橄榄球运动员，曾被美国橄榄球协会评为1959、1964、1967年最有价值的运动员。 [8] Babe Ruth（1895—1948），美国棒球运动员，是美国文化中最伟大的体育明星之一。 [9] Bing Crosby（1904—1977），美国歌手、演员，代表歌曲有《白色的圣诞节》等。 [10] Merrimack，美国东北部河流，源出新罕布什尔州中部的怀特山脉。 [11] Mister Five-by-Five，原为一首1942年的流行歌曲，描述了一个五英尺高、五英尺宽的大块头。此处用来形容父亲的身材。 [12] 示意改变打法及形式的队员。 [13] Boston Herald，创建于1846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日报之一。 [14] 现更名为“新英格兰爱国者”（New England Patriets）。 [15] Iroquois，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 [16] George Gipp（1895—1920），美国圣母大学著名橄榄球运动员。 [17] Albie Booth（1908—1959），美国耶鲁大学橄榄球明星。 [18] 传球在球门线上或端区内成为死球。 第二部 一 还是自吹自擂，不过却是实话实说，我在整个高中时期成绩一直是A和B，主要是因为习惯每周至少旷课一次，也就是说逃学，这样我就能去洛厄尔公共图书馆从容地自学一些东西，比如古代的国际象棋典籍，这些书飘逸着学术思想的芳香，它们的装帧古色古香，引领我进一步阅读其他令人愉悦的书籍，比如歌德、雨果，尤其是威廉·佩恩 [1] 的《箴言》，读书主要是为了炫耀我在读书。然而，这唤起了我真正的读书兴趣，致使我认真阅读了赫·乔·威尔斯 [2] 的《世界史纲》、愚蠢地研究了哈佛文学名著，并对第十一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深感敬佩。雪白透光的纸上用极小的铅字印刷，详细记载了一九一年前发生的所有事件，由牛津和剑桥学者们用翔实丰富的史料和优美动人的文字新近编写而成——我喜爱书籍和旧图书馆的味道，总在图书馆后面的圆形大厅阅读，那里一尊恺撒半身雕像沐浴在明媚的晨光中，半圆形书架一字排开，上面全都是百科全书。事实上，使我更受教育的是，大约上午十一点，我会漫步走出图书馆，抄近路斜穿基督教青年会附近达顿街的一些小路，以免英语老师乔·梅普尔从窗口里看见我；随后穿越大商店附近的铁路桥，跨越裸露的铁路轨枕，透过这些轨枕，可以看见湍急深沉的河水，上面汩汩地漂浮着冰雪，接着沿米德尔塞克斯街走向里亚尔图剧院，我坐在剧院里小心翼翼仔细观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老电影。当然我们多数学生都干过这事儿，但不是八点一刻逃学去图书馆悠闲读书直至十一点之后再去的，对吗？ 不仅如此，那年冬天我还是洛厄尔高中径赛运动队里成绩最好的运动员，我甚至还有时间与玛吉·卡西迪初恋，恋爱的过程在同名小说里有详细叙述。 作为一个橄榄球和径赛运动明星，一个高分学生，见解独特，崇尚独立自由，对之痴迷，以至于当暴风雪袭击洛厄尔时，只有我独自一人在德雷克特树林里，四周空无一人，在齐膝深的雪地里拄着曲棍球球棍徒步跋涉，只是为了尝一尝周日晚餐，在松树下歇一歇，听听愚蠢的乌鸦“呱呱”叫唤。同时也因为长相英俊身强力壮，我敢肯定那时有许多人对我恨得牙痒痒的，甚至你，老婆，去年秋天你无意中泄露了心声“咳，我从来没像你那样讨人喜欢”。事实上，我一点儿也不讨人喜欢，而是遭多数人憎恨，真的，我做一切事情都有点过分，试图在所有方面超过所有的人，当然，接受邀请参加姑娘们的舞会和把我的照片刊登在社交版上除外。甚至还有足够时间干那种事，哈哈，好像我过去在乎，或者如今在乎似的。那也是虚荣，包括那最后一句话，尽一切努力超过所有的人。你会高兴地知道我得到了应得的惩罚，所以别心急。 下一步就是选大学。我母亲选定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她最终想搬到纽约，去看看大城市。我父亲希望我去波士顿学院，因为他的工作单位洛厄尔卡拉汉印刷公司许诺，如果他能劝我上波士顿学院，在弗朗西斯·费伊麾下打球，那么就给他晋级。他们也暗示，如果我去了其他学校，那就解雇他。我前面说过，费伊当时来过我家，我迄今仍然保留着一张他写给卡拉汉公司的明信片，上面说：“不惜一切代价把杰克弄到波士顿学院。”（大意如此。）可是我也想去纽约，见识一下大城市；星期六晚上我究竟能在纽顿岭或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学到点什么？而且，我看过那么多有关纽约的电影，我……嘿，那是无需赘说的了，码头区、中央公园、第五大道，人行道上能巧遇唐·阿米契 [3] ，里兹高级饭店里能与海蒂·拉玛 [4] 照面。与以往一样，我认为母亲的意见是对的。她不仅要我把玛吉·卡西迪留在家乡，只身前往纽约求学，而且匆忙去了麦奎德 [5] ，用她在鞋店工作攒下来藏在胸衣里的可怜积蓄帮我买了大号的运动衣、领带和衬衫，并安排我住在布鲁克林区她继母那里，她继母有一间挺好的大房间，高高的天花板，比较清静，所以我能专心学习，考出好成绩，橄榄球大赛前能得到充分休息。父母在厨房里展开了激烈争论。我父亲被解雇了。他备受煎熬，到城外四处打工，周末经常搭乘满是煤烟的旧火车回洛厄尔。想一想吧，寒冬腊月他住在新英格兰满是蟑螂的旅馆房里，陈旧的暖气装置“嘶嘶”作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时此刻他生活中唯一的幸福，就是我能获得成功，使他吃这般苦值得。 父亲遭开除当然是件丑闻，卡拉汉印刷公司这样干，令我刻骨铭心直到如今，它是我“成功”桂冠上的另一根黑色的羽毛。说到底，成功究竟意味着什么？容我打个比方，你拼死努力奋斗，踩着一些人的尸骨，爬到了你那个行业的顶峰，那样当你人到中年或更年老一些的时候，你就能待在家里，乐滋滋地在你自己的花园里种花弄草，但是因为在那之前你发明了某种更有效的橄榄球引诱战术，这时，乱民们蜂拥而至，从你的花园里践踏过去，踩坏了你所有的鲜花。对此，你会感觉如何？ 二 哥伦比亚大学先安排我去纽约的预备学校补足数学和法语的学分，我在洛厄尔高中时疏忽了这两门课。没什么大不了的，六岁以前我只会说法语，所以很自然我一到那里就得了个A。数学是基础的，加拿大裔美国人都会计算。这所预备学校实际上是一所名叫“霍勒斯·曼”的男子高级中学，我猜大概是由一位名叫霍勒斯·曼的怪老头创建的，这是一所好学校，大理石墙上爬满了常春藤，一片片绿草地，一条条径赛跑道，一个个网球场，一个个体操馆，乐呵呵的校长和教师，一切都在一座高高的小山之上，俯瞰着纽约城曼哈顿北部的范科特兰公园。咳，既然你从未去过那里，那么为什么要费劲说这些细节呢，我还不如说，学校位于纽约二百四十六街，我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继外婆家里，每天乘地铁单程要花两个半小时。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吓住毛小伙子，甚至今天也一样。我是这样安排生活的，典型的一天： 上学第一天前的那个晚上，我坐在我那张房间中央的大餐桌前，头顶上是高高的天花板，我像模像样笔挺地坐在椅子里，手里拿着钢笔，用在地下室找到的青铜书挡把各种书籍整齐地摆放在我的面前。我就这样非常正规地开始了对成功的探求。我写道：“日记。秋，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我的名字叫约翰·路·杜洛兹，不管对于偶然看到这篇日记的读者来说，这有多么微不足道。不过，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对这本日记的实际存在，以及诸如此类学校里男生的事情，做一些虚伪的解释。”接着我写道：“抱歉，我用了钢笔和墨水。”（“好啦！”我在思考了。“天哪！哎呀！一贫如洗啊！”）随后我又写道：“看来好像萨克雷、约翰逊、狄更斯，还有其他作家不得不用钢笔和墨水编著浩瀚书卷，尽管我毫不谦虚地承认我的打字技术相当熟练，但我还是感到我不应该像熟练打字员打字那样轻松自如地开始我的文学探求。我感到重新采用古老的方法写作，有点儿像默默向那些古老的斗士、那些不朽文学家的灵魂致敬。打住！我并非说我属于他们那一类人，而是说适合这些文学大家的写作方法，也一定适合我。” 写完这一段，我下楼去地下室，我继外婆蒂玛已经把那里整理成吉卜赛人似的组合居所：门道里挂了帷帘和串珠，维多利亚式的网眼花边饰垫，许许多多玩偶，舒适、漂亮、干净、整洁的椅子。胖乎乎乐呵呵的蒂玛正在读报。她的丈夫尼克是希腊人，信奉福音主义，我外公过世后，继外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纳舒厄遇见尼克，随后嫁给了他。继外婆与她蓝眼睛的女儿伊冯娜住在一起，伊冯娜的丈夫是乔伊·罗伯特。乔伊在货车运输仓库工作，每晚十一点带着《每日新闻》下班回家，在厨房餐桌边穿上T恤衫，便开始读报。他们总在地下室里为我准备好大杯的牛奶和从布鲁克林“库什曼糕点铺”买来的美味砂糖酸糕。他们说：“现在早点睡觉，杰克，明天还要上学和练球。你知道你妈说过的话，你得成功。”上床之前，我吃饱了酸糕和冰淇淋，准备好第二天的午饭，总是一个样：我给一份三明治单单抹了黄油，另一份三明治抹花生酱和果酱，再放点水果，不是苹果就是香蕉，整整齐齐地包好，放进书包。随后，尼克，尼克继外公，拉住我的手说：“等你空闲时，我再跟你多讲些神父库格林的事。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书，地下室里还有很多。你看这本！”他给了我一本灰尘覆盖的陈旧的朱尔斯·罗曼 [6] 的小说，名叫“狂喜”，不，我想是“痴迷”。我把它拿到楼上，添加到我的藏书之列。我的房间与伊冯娜姨妈的房间只相隔一扇双层玻璃大门，不过门上挂着吉卜赛帷帘。我自己的房间有个废弃的壁炉，一个嵌在凹室里的小洗涤槽，和一张大床。从宽敞的布鲁克林·托马斯·沃尔夫 [7] 窗户向外看去，我看到了沃尔夫经常瞧见的一模一样的景象，甚至是在同一个月份里的：陈旧红色灯光照在布鲁克林仓库的窗户上，那里，男人们穿着汗衫背心，靠在窗台上倾身向外，一边休息一边啃着牙签。 我将叠得整整齐齐的裤子、运动服、撂好的书本和鞋子归拢并有序摆放，袜子放在最上面，然后洗洗刷刷，上床睡觉。我把闹钟调到，听清楚了，清晨六点！ 清晨六点，我嘟哝着起床，洗洗刷刷，穿戴整齐，下楼拿好午饭包，急匆匆走上布鲁克林惹人喜爱却寒风刺骨的红色街道，步行三个街区，来到位于富尔顿街的IRT [8] 地铁车站。我走下阶梯，随着数百名手拿报纸和午饭包的人们挤进车站。一路上，我一直站到时报广场，整整三刻钟，天天早晨都这样。但是年轻的愣小伙子是如何消磨这段时间的呢？我抽出数学书，一边站着一边做我的家庭作业，午饭夹在两脚之间。我总在车上找一个角落，在那里我能用双脚护着午饭，可以斜着身子，转过脸去，面对着摇晃的车厢壁学习。角落里的味道实在难闻，数百张嘴在呼吸，没有新鲜空气进入车厢；令人恶心的女人香水味，旧纽约臭名昭著的大蒜味，老头咳嗽，在他们双脚之间偷偷吐痰。谁能忍受这一切？ 每个人。 当我们到达时报广场的时候，或许是在前一站，位于三十四街上的宾夕法尼亚车站，多数人匆匆下车，去中心区工作，这下好了，我常得到角落里那个座位，开始学习物理。这下就容易多了。列车抵达七十二街时，又有许多工人挤上车来，他们前往曼哈顿和布朗克斯的非商业区工作，不过，我不再担心了：我有个座位。我转而学习法语，朗读我们加拿大法语中从不使用的所有奇怪的词语，我不得不查阅书后面的词汇表，心想法语班的卡顿教授今天早晨会如何讥笑我的发音，因为他会叫我起来读许多散文。不过，其他学生读法语就像西班牙奶牛叫唤，卡顿利用我教他们纯正的发音。你以为我此时已经接近学校了吧，还没有。我们从九十六街途经哥伦比亚学院，经过哈莱姆 [9] ，继续北上，再行驶一个小时，直至列车钻出隧道（好像它天生不可能在地下走那么长时间），呼啸着冲向地铁线的终点站，几乎到了扬克斯 [10] 。 靠近学校啦？没有，因为我得在那里走下一段高架阶梯，随后爬上一座陡峭的小山，坡度大约四十五度或稍许不到一点，那是一阵十分费力的攀登。到了此时，我与所有其他男生都汇聚在一起了，大家气喘吁吁，嘴里吐着清晨的热气，就这样，我清晨六点从布鲁克林起床，直到现在，八点半，两个半小时一路兼程，终于来到上课的班级。比起过去我们常常从波塔基特维尔和罗斯芒特步行一英里半去巴特利特初级中学，这种乏味而耗时的旅途艰难一千倍。 三 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除非它一定是所独特的学校，因为百分之九十六的学生都是犹太孩子，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非常有钱：皮货商、著名房地产经纪人以及诸如此类富人的孩子。你瞧，他们这帮人来了：乘着由戴鸭舌帽司机驾驶的高级黑色轿车，手里提着大饭盒，里面满是火鸡肉三明治、拿破仑千层酥，热水壶里装着巧克力牛奶。他们中有些人看上去好似一年级学生，年纪只有十岁，身高只有四英尺；有些孩子挺逗人，胖乎乎的，一个个像小猪油桶，我猜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必爬那座山的缘故吧。不过，大部分富家犹太子弟是从中央公园西侧、公园大道或滨河大道的公寓房那里乘坐地铁。其余大约百分之四的学生来自爱尔兰的名门和其他有声望的家庭，比如迈克·亨尼西，他父亲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篮球教练，还有德国男孩宾·罗尔，他父亲是与建体育馆相关的大承包商。随后还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学生，我属于这一类，叫作“外来人”，平均成绩绩点B或A的学生，他们也是运动员，来自全国各地，新泽西、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他们获部分奖学金资助，来霍勒斯·曼补足上大学的学分，他们使这个地方拥有纽约城排名第一的高中橄榄球队，我们在那一年获得了第一名。 不过，先说要紧的事。大约八点三刻，我们都必须坐在礼堂里，由英语教授克里斯托夫·斯马特领唱《基督精兵前进！》，随后唱《杰弗里·阿默斯特勋爵 [11] 》，唱这首歌对我（一个法印后裔）来说，就跟犹太孩子唱《基督精兵前进！》一样不适合，但居然还挺有趣的。 接着开始上课。艾伯特教授的历史课令我厌倦，因为这是惟一一间东北朝向的教室，因而也面向洛厄尔，窗外范科特兰公园树木遮阴蔽日，实际上这些树有马萨诸塞州印第安人那种阴郁的外观，所以我坐在那里并没真正听艾伯特讲课，而是在思考我自己的历史：首先思念玛吉·卡西迪，跟所有十七岁的小伙子那样想入非非；思念老爸，现在他很自豪，还有我妈（比如，我想到此刻她正给我邮寄打字机，那机器当天下午就会抵达布鲁克林），还有我姐。一想到童年时代的朋友们在家乡等着我，我不觉泪如泉涌。不管怎么说，历史永远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此外，艾伯特教授讲课枯燥无味，要说精确，确实不假，但是，历史最好讲得生动有趣，因为，天哪，比如没人会跟我讲发生在亚该亚人和伊利乌姆人之间的荷马战争只是由于某种贸易相关的经济因素而爆发，不然的话，海伦贞操带里的交易呢？帕里斯 [12] 即将从菲罗克忒忒斯 [13] 那里得到的显赫爵位绶带呢？不管怎么说，在这门课上，我茫然出神，眺望窗外远景，当天气多云阴沉，树林染上那种忧伤的没有纽约特征的新英格兰深灰色侠义风情时尤其如此。随后，穿过教学楼过道，对面就是物理课堂，轻松活泼的小个子比利·瓦恩解释阿基米德的澡盆，或者欧姆定律，我永远也弄不懂这种定律，事实上，我真的是班里的差生，不过以后慢慢赶了上去，得了个还过得去的成绩（B-）。不像班里所有其他的橄榄球运动员我从没摆弄过汽车机器，他们嘲笑我，因为我弄不懂电池的基本原理。我将在赛场上向他们展示另一种电能。 下一节课是克里斯托夫·斯马特 [14] 教授的英语课；英语老师的名字还有比这更好的吗，除非叫威廉·布莱克 [15] 或者罗伯特·赫里克 [16] 或者杰弗里·乔叟勋爵？他总是给我A+，洛厄尔高中的乔·梅普尔老头为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教我如何欣赏沃尔特·惠特曼还有艾米莉·狄金森，让其他男生对欧内斯特·亨利 [17] 的诗句“我流血也不低头 [18] ”茫茫然不知所以。在英语课上，事情发展到我不得不为一些富家犹太子弟撰写六篇学期论文，每篇两美元；对于那些外来的橄榄球运动员，免费或用其他办法交换。我在布鲁克林的住所有了打字机，干这种事容易。你也许会说这样做很不好，但是相比德尼·布卢偷偷在更衣室把匕首卖给那些小胖墩们，五美元一把，我的行为也不算太恶劣吧？ 午餐时刻，每个人都从自己的锁柜里取出自己的饭包，急急忙忙奔进自助食堂似的饭厅去抢牛奶、软饮料或咖啡。在这里，我吃着寒酸的午饭，而其他人吃的都是香喷喷的火鸡三明治，我的伙食比周围所有同学都差，这并非第一次；后来，我终于获得成功，可是正如人们所说，不知怎么的胃口全没了。有时，某个有钱同学给我一块新鲜美味多汁的鸡肉三明治，哇，真好吃！尤其是乔纳森·米勒，他真的开始喜欢我了，他是第一个邀请我到家里吃晚饭的人，最后发展到去他们家过整个周末。比如说，星期五早晨某个假日舞会结束后，他有钱的华尔街金融家父亲就会起床，坐在餐厅巨大的红木餐桌前，他们的公寓位于施瓦布大厦（当时还屹立在那里）正对面的西区街第十七层；这时，一位讨人喜欢的黑人男仆就会从厨房里出来，为他端来葡萄柚。老头就开始用调羹吃起来，就像电影里一样，葡萄柚汁会越过餐桌布喷到我的眼睛里。随后，他就会吃一个放在蛋杯里简简单单煮得半熟的鸡蛋，他利落地将蛋壳敲破，用一把银调羹将蛋舀出来吃掉，扶一扶眼镜，一边看《纽约时报》一边对他的儿子乔纳森说：“乔纳森，你为什么不像你这位朋友杰克？他，正如我们用拉丁语说的那样，mens sana et mens corpara（思想端正，身体健康）。他兼备希腊人所有的优秀品质，也就是说，有雅典人的头脑和斯巴达人的发达肌肉。而你，看看你！”这太糟糕了。因为可怜的老乔纳森是第一个使我对正统文学感兴趣的人，此前我的幼稚习作中只有对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兴趣；他使我懂得海明威，并试图像海明威一样写作，后来他带着我到城里游览，长些见识，通常是看前卫的电影，教我礼貌举止、风俗习惯、迪克西兰爵士乐 [19] 。有时午餐时，乔纳森见我吃寒酸的花生酱三明治，就会主动给我一些由他的女仆准备的非常美观的鸡肉三明治，橄榄球队那帮人就会狂笑一阵。我在橄榄球队里不受其他队员的喜欢，因为他们认为我为了吃几块三明治，讨一些好处，蹭几顿晚饭和赚两美元的学期论文与不是运动员的犹太小子混在一起而冷落了运动员，我想他们是对的。可是，我对犹太小子们感兴趣是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遇见过任何犹太人，尤其是这样教养有素、穿着讲究的犹太人，尽管他们的脸都是我所见过的最丑陋的，上面还长着可怕的小脓包，虽然我自己脸上也有脓包。 有时午餐时刻，天气晴朗，我们会三三两两到外面的绿草坪上去，在阳光下站成一圈，喝着软饮料，如果碰巧冰雪融化，我们就会打雪仗，将雪球投向爬满常春藤的墙上的汤姆·布朗牌匾，上面刻着：霍勒斯·曼男子学校。直到今天我才知道霍勒斯·曼的儿子曾经与亨利·戴维·梭罗一起去明尼苏达游览，后者是我在康科德附近瓦尔登湖畔的一个邻居；天气晴朗时，从我楼上的卧室望去，可以看见瓦尔登湖畔的树林，此时此刻，我正在这间卧室里写这部《杜洛兹的虚荣》。 四 午餐后上法语课，前面已经提到过，佐治亚州的卡顿教授实际上是一个多病而可爱的南方老头，他喜欢我，后来也常给我写信，我觉得他有点同性恋的倾向，是积极意义上的那种。在这个班里，我被安排坐在莱昂内尔·斯马特旁边，他成了我真正最好的朋友，他是从伦敦来的利物浦一类的犹太人，他父亲是位著名的化学家，把他、他的兄弟和母亲送到美国，以躲避闪电战，家境也很富裕：他教我欣赏爵士乐，赛季结束后带我去哈莱姆的阿波罗剧院，我们坐在剧院的第一排，著名吉米·伦斯福德 [20] 乐队完美的演出震耳欲聋，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后来我们还观看了巴锡“伯爵” [21] 乐队的表演。 莱昂内尔很滑稽，在接下去的数学课上，克威克教授称他“怪人”。克威克教授说：“孩子们，你们很聪明，对吗？我来给你们一串数字，我要你们告诉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或者大意如此，我不是什么微积分专家。）他说：“准备好了吗？现在开始：14，34，42，72，96，103，110，116，125。”没人能琢磨出其中的奥秘，不过它们在我的脑袋瓜里激起了一种奇怪的旋律，我几乎要跳起来说这串数字“听起来”至少像什么东西，但是我怕我们橄榄球队的四分卫比弗·昆兰，他不住给我做怪相，因为我与莱昂内尔、乔纳森·米勒和其他犹太男生混在一起，而不与他和他那一帮恶棍交往（今天，比弗是受人尊敬的霍勒斯·曼预备学校男子橄榄球队的老资格教练，所以他当然不是什么恶棍，谁都不是恶棍），不过我也担心被人嘲笑。至于“怪人”，其实没人嘲笑他。“好吧，怪人斯马特，站起来，告诉我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他操着伦敦口音说，脸像平时一样通红，像摇摆舞迷或者像街角上的爵士次中音莱斯特·扬 [22] 那样耷拉着脑袋，穿着宽松漂亮的运动上衣，一个月之中他几乎每天换一件不同的运动服。 克威克教授怒视着我们所有的人，瞪着眼睛，满脸通红，眼镜闪光。“哈哈哈，这是第七大道地铁的快车站，你们这帮笨蛋。” 最后，一天结束时，我们还得忍受同一个家伙的几何课。在那门课上我唯一还记得学到的东西是，如果你将一把尺插在一棵高树边，然后测量尺的影子和树的影子，你不用像泰山那样爬树，就能算出树的高度。我能测量圆的周长吗？我可以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呼唤墨菲斯托菲里斯 [23] ，或者边唱边跳绕着圆圈转 [24] ，但永远也不能琢磨出圆圈里头是什么东西。在这方面，橄榄球队的男生们又都比我强。 五 好啦，现在是橄榄球场。训练。我们穿上统一的运动服，像体育新闻记者唐·雷加利亚在纽约《太阳报》上常说的那样，鱼贯而出。没想到，真怪，每场球一开赛，霍勒斯·曼队的教练乌姆普·梅休就让我上场，也让我踢悬空球，甚至传一些球。看来他认为我还可以。我开始练习踢球，老天可以作证，几天后，我已经可以把球踢得旋转着飞向蓝天，有时（顺风的话）落到六十五码以外。不过，如果遇上逆风，他教我将旋转球踢得低一些，像子弹一样，这一招我学会转身用右脚侧转来踢，砰的一声球飞了出去。他进一步教我踢快球，也就是说，你站在一排球员中，好像准备接到球就持球跑动进攻；你往前走一步，好像要突然冲进对阵开球线。相反，你迅速往后退一步，依然低低猫着腰，在队员排队的站线上将球猛地踢出，球越过众人的头顶，也越过安全队员的头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无论如何要去拦截你持球跑动进攻的。结果是：球呼地往后飞越三十或四十码，每个球员都去拼抢它，有时我们自己重新得球，这是我们球队的诀窍之一，它使我们队不仅成为那年纽约城的高中冠军，而且被报界称为纽约城“预备学校神话般的冠军”。 对于一个高中球队来说，这是个不赖的成绩。 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四分卫、现在的教练比弗·昆兰，他体壮如牛，个头跟我差不多，不过脖子比我粗，甚至腿肚子上的肌肉也比我强健，脑子也比我聪明，我是说橄榄球方面的天赋，他是大家口中的“战地将军”：他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审视赛场形势，决定下一步行动。接着是另一个后卫，巴德·海尔布伦纳，他四肢修长，速度飞快，身材精瘦而结实，有点像洛厄尔高中的基纳；他是个很好的阻截队员，也是个顽强的赛手，他来霍勒斯·曼主要是想打棒球（希望能参加大型联赛）。我们还有一个极好的小个子传球手里科·克雷利，他来自新泽西州（其他球员几乎都来自新泽西州），不过，他天生举止夸张又游手好闲，就像洛厄尔的梅内拉科斯那样。不管怎样，我们并不太需要他，因为昆兰在关键时刻传球同样出色。 真的，像平常一样，是对阵开球线使我们有点看头。中锋亨克·勒布伦个子瘦小而结实，蓝眼黑发，像我一样是个布列塔尼人（尽管他不知道这一点或者不想知道这一点），他凶猛防守，在前场拦截，使众人纷纷向四面八方躲闪。亨克个子矮小，但是布朗克斯区的雷·德卢西亚人高马大，即便他早年锁骨受过伤，对手也很难突破他防守的边锋位置。接着是这个码头暴徒类的球员，大个白肤金发碧眼，尽管没有福里斯特·塔克 [25] 那么高大，但长相差不多，身体也够结实，看他一眼就令人毛骨悚然——罗伊·哈特曼。还有其他一些好男生，两个来自富裕家庭的德国人（不是犹太人，而是真正的德国人），不一定是真正职业橄榄球运动员一类的，但是非常优秀的球员。我认为我们橄榄球队真正的关键人物是格斯·巴思·乍一看，他身材纤细，像台球房里游手好闲的家伙，懒懒散散，似乎没有一点力气，瞪羚似的，但却像马粪一样到处都是，换言之，关键时刻，他“无处不在”。他是另一个边锋。有巴思和德卢西亚各守一边，勒布伦占据中场，金发公牛哈特曼阻挡拦截，还有一个名叫阿特·西奥多的家伙，不声不响，像春天第一轮混沌的月亮一样温和，加上奥利·马斯特森（实际是个篮球明星，但也是一个竞争对手，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骁勇善战），我们有这样一条对阵开球线，这条线让我和昆兰能展开横移突破。 六 典型的开学第一天结束了：训练后我们淋浴，穿着整齐，各干各的事；我呢，拿着书下山去乘地铁，当然腰酸背痛；曼哈顿北部的屋顶上空已经一片昏暗，漫长的高架铁道旅程进入了地下，列车飞速穿越曼哈顿老城区，我心里想这个地铁隧道的上面是什么？哇，是灯光璀璨的曼哈顿、电影院、餐馆、报纸轰动新闻、时报广场、华尔街、爱德华·G·罗宾逊 [26] 在唐人街嚼着雪茄烟。但我得忍着不下车，一路乘到布鲁克林，在那里下车后疲惫地走向寄宿的继外婆家（我们叫她“蒂玛”），热气腾腾的丰盛晚餐在那里等着我，八点半，差不多该上床睡觉了，我几乎没有时间跟老尼克谈论库格林神父或希腊油酥点心，当然也没有时间在我的房间里做任何家庭作业。 我上楼到我自己的房间去，看着昨天晚上（隆重的“第一夜”）那第一篇日记不由得叹息起来，那篇日记是这样结尾的：“我正在为明天做精心准备。我给闹钟定了起床时间，准备好了服装等等。今晚，我制订了一个自学的计划，准备开始正式实施。学习科目一共五门，每天晚上我主攻一门，一个星期后自我测试。这五门科目是神话学、拉丁文、西班牙语、文学和历史，好像霍勒斯·曼常春藤课堂里的功课还不够多似的。不过，我的座右铭是‘学得越多，日后懂得越多；很自然，懂得越多，离成为优秀新闻记者越近’。”这是第一天晚上的精神状态。 而现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我疲惫不堪地写道：“今天真是一团糟。学校开学、训练，邮件和打字机到了，事情接踵而来，激动和辛劳使我没法一一记录。” 这篇日记到此结束。 以后会有足够时间回头补写，你们会看到的。 七 在我那张书卷气息十足的大餐桌上打了几分钟瞌睡之后，我站起身准备睡觉，这之前先到楼下准备我明天的午饭，随后跟蒂玛和伊冯娜道晚安，听身着汗衫背心的乔伊给我讲述今天纽约发生的事情。 早晨六点，我起床，拿了午饭，但决定不拿书。我乘上地铁，一路站到时报广场。我没做家庭作业，而是悠闲地浏览纽约风光。一切又都像在洛厄尔一样，我逃学去学习生活的其他方面。这就好像，我可以把这本书叫做《杰克·杜洛兹历险教育记》。我在时报广场下车，内心充满激动地走出车站，这天秋高气爽。我朝派拉蒙影院走去，知道此时剧院里不会拥挤；我在剧院门口挑出的遮篷四周游荡等待，直至剧院开门。我走进铺着地毯的巨型影视大厅，在前面第十排坐下，观看那巨大洁净的银幕上播放的电影，以及紧接着的舞台表演。 随后，我走出剧场，觉得饿了，在时报广场一个室外柜式餐桌处吃了午饭和奶昔，成千上万的瘾君子、罪犯、妓女、劳工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们从我面前匆匆走过，天哪，对于一个来自小镇的男孩来说，这是一种多么惊人的景象！接着，我十分清楚该到哪里去，我悠闲地，几乎是温文尔雅地漫步进入那边的阿波罗剧院，挑篷上的广告写着：让·迦本 [27] 主演《低下层》，还有路易·茹韦 [28] 主演《稀奇古怪》……法国电影！在那个年代里，这类电影用法语播映，原汁原味，不过下面有英语字幕；因此，如果那天卡顿教授在霍勒斯·曼高中的法语课上惦念我，那么他应该与我一起来观看这两部电影，我看电影时目光从字幕移到演员的脸上，再移到演员的嘴唇，天真地想要弄明白为什么巴黎人说话像阿拉伯人吐痰那样吐出音节，大多从喉咙处发音，而不是用舌头发音，坦率地说，也就是，franchement [29] ，这至少可以说是我在校外学到的许多事情中的一件。（迦本操一口漂亮法语。）（至于派拉蒙那场电影，记忆最深的也许是艾丽丝·费伊 [30] 雨中站在意大利面条的广告牌前，因为她没有付餐费。） 此时已是下午三点左右，我从法语剧场出来，心里明白去参加橄榄球训练是不可能了，训练场远在两小时车程以外的住宅区，加上我浑身肌肉酸痛反正是没法训练了，于是，我环顾四周，再寻找另一部电影，比如说，阿波罗剧院街对面，埃罗尔·弗林和米里亚姆·霍普金斯主演的《弗吉尼亚城》，天哪，多有意思！走出影院已是这秋日的黄昏时刻，灯光璀璨，肚子里装了一整天学到的不同知识，准备启程回布鲁克林。纽约公共图书馆离这里仅两个街区，不过，既然我有比洛厄尔的里亚尔图街更多的选择……不管它，时间足够，也去那里看看。 我说这些话的寓意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是“历险教育”，让孩子学会走自己的路，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带马到河边易，逼马饮水难。正如我此时此刻写的那样，我完全依据我想记忆的顺序方式记忆，没给读者添加太多不必要的废话，所以，让孩子选择他确实想做的事情，以免他长成个十分讨厌的人，喋喋不休说些动物、植物或者乱七八糟蝴蝶的名字，或者半夜过后还在黑板边上，给弗利普尔黑德教授叙述中世纪德国图林根 [31] 鞭笞派教徒 [32] 的完整历史。 在这些情况下，头脑明白在做什么要比狡诈好，因为大脑在思索，狡诈得到了遏制，也就是说，大脑在大踏步前进，而狡诈停滞不前。不过，这不是厚道的说法，也不是哈佛的谎言，因为麻省理工学院很快要用计算机和火星数据库来测谎。 八 这年第一场球赛，我们不得不面对一支名叫“布莱尔”的强大常胜球队，我们没做好对付他们的准备，我想主要是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队的队员才刚见面，而且来自东部的四面八方。我们阵容中还有几个学校的老古董，后来被清除掉了。球赛上半场，我们几乎一路顺畅，就要第一次持球触地得分了，但是身材魁梧的布莱尔男生们遏制住我们的进攻势头，把我们挡了回去，并且以十三比零击败我们，所以大家都以为霍勒斯·曼与以前一样是支老古董队。 他们没有把我们阵容中强悍的核心队员算在里面。实际上，哥伦比亚也许原先计划下一周派哥伦比亚一年级新生球队跟我们比赛，但依据第一赛季的失利，结果干脆派来了哥伦比亚新生的二流球员 。这真是罪过。当我们训练一周之后，我们理顺了暗号，在倾盆大雨中，以二十比零狠狠教训了他们一顿。这场比赛与跟布莱尔队的比赛一样，我踢了所有讨厌的快速悬空球，随后，我在靠近对方端线处接住勒布伦从中场长传过来的组合悬空球，假装踢悬空球，但突然奔跑起来，穿过防卫漏洞，一路跑到底。昆兰也得了分，还有海尔布伦纳。我有一次长距离持球跑动进攻，一个长腿家伙在泥浆中从我身后赶上来，就在接近球门线的地方从背后抓住我，回想起来，跟纳舒厄那场比赛一模一样；不过，这一次，他抓住了我护肩下的颈背，猛地将我摔倒，脑袋朝下。我晕了过去。不过还算好，就像洛厄尔沙地赛场上哈尔马洛那次事故一样马上就恢复了知觉。 同样有意思的是，在我恢复知觉以后，他们估计我能继续打球，碰巧那时正好是交换场地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得列队前往对面场地。他们不了解的是我仍然头昏目眩。事实上，大雨里，我斜靠在我队友的身上，自言自语道：“我们在这大雨倾盆倾斜的场地里干什么？地球是倾斜的，我在哪里？我是谁？这都是在干什么呀？” “我说，四，七，三（有点儿像四分卫指令）。” “嗯，什么？” “你怎么啦，杜洛兹，摇摇晃晃的？” “他该是这种样子，刚才被撞晕了。” “那好，就站在那里，或者奔跑，或者躺下，我们走，孩子们！”他们都跑回自己的位置，我站在那里，在雨中看他们赛球，看着倾斜的地球，有点像黑脚信天翁（也许我疯了，可我依然头昏目眩），砰的一声，比赛继续进行，我只是站在那里观战。除了儿童时代有一次在马萨诸塞州跌倒外，这是我第一次被撞晕，我感觉以前发生过这种事情，情况一模一样。我听垂死的人说过“我记得这种感觉”，事实上，后来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还是轻易取胜，二十比零。比赛结束后，我们都冲进体操馆，我感到恢复得差不多了，所以接受乔纳森·米勒的挑战，在正式摔跤台上进行一场比赛，摔跤台就在更衣室附近，小个子乔纳森·米勒（是摔跤队的）身着全套摔跤服：我呢，只穿着自己的弹力下体护身，我担心摔得仰面朝天，于是用我的脚钩住他的腿拼命挤压，把他翻过身来肚皮朝下，骑在他的背上，拉出他的一只手（没有弄痛他），把它弯曲过来，再用我的另一只手穿过他的手弯，并用整个膝盖压住他，狠狠揍了他一顿，像龙虾的螯一样把他死死按在那里，橄榄球队员们看着我与一个蠢人摔跤，高声叫喊：“嗨，伟大的杜洛兹，放了他吧。”不过，我敢与你打赌，球队里没人敢与我比赛摔跤，我的动作飞快，快到你会觉得我没有弄痛对手。你知道吗，老婆，摔跤过去在洛厄尔是一大技艺，我一度是波塔基特维尔的“隐形奇人”，我的表哥也是，我父亲从洛厄尔到任何一个地方，一路都提倡摔跤比赛。 让我感到恼火的是橄榄球队，也就是那些来自新泽西州的其他外来球员那样看不起我与犹太男生交朋友。这倒不是说他们反对犹太人，他们只是鄙视我，以为我看中那些犹太男生有钱，吃的午餐丰盛，或者他们中有些人乘着高级轿车上学，或者也许像在洛厄尔一样，他们认为这些犹太人过分自负，不值得认真对待。算了，算了。因为这时大赛即将来临，我们将与圣约翰预备学校对阵，据推测，我们会以零比一百败北。 九 那是接下来一周的星期六，阳光明媚，异常寒冷，这种天气最适宜比赛橄榄球。星期五晚上，尼克继外公务必要我早早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晨，我对他说我得先去散散步，然后我们一起乘地铁去霍勒斯·曼，这将是他第一次看我比赛。我出了家门，去舍默霍恩大街理发，在镜子里看看我那张丑陋的脸（我自认为是这样），随后去当地一家饮料店吃了两大杯热乳脂圣代。人行道上有个戴着灰色毡帽的模糊不清的人影摇晃着来回踱步，两只手背在身后握着，躲躲藏藏，偷偷摸摸，不过我根本不在意他。吃饱了热乳脂圣代，我回到了蒂玛家里，带上尼克，我们一起登上了地铁，在车上读《每日新闻》消磨时光。 霍勒斯·曼体育场迎来了一场大赛。圣约翰预备学校的球队身着褐紫红色球衣，百战百胜，高傲自大，蹦蹦跳跳，怀着必胜的信心。我和比弗·昆兰及其余队员走进球场。我记得比赛时一度有个圣约翰队的球员控制不住，冲进边线的观众之中。我在打安全，也就是说，处在捕捉悬空球并持球往回跑的位置。但是在这场球赛里，我满肚子上等热乳脂圣代，所以也很想当防守队员，就当一次也好。事实上，在我整个橄榄球生涯中，只有想当防守队员时，我才会疯狂拼命防守。我像十三岁在洛厄尔赶超哈尔马洛那样，尽一切力量快速追赶那个家伙，事实上我超过了他，跑出边线，冲进了人群，不过正好伸出右臂，将他一起带入人群十英尺。 哥伦比亚队守卫区新生助理教练麦奎德正站在那帮高声尖叫着散开的人群中（他们中有些人倒在了地上），他事后对我说，他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阻截。“你怎么不再疯狂防守啦？”当时没人受伤，这就是那种阻截的恐怖所在。那位可怜的圣约翰带球进攻队员以为上帝本人把他卷进了天堂呢！听我说，这就是速度和潇洒。 “好样的，杰克，”队友们高声喊叫，他们开始喜欢我了。我们全力以赴，让那些偏袒的球迷们见鬼去吧。比弗·昆兰一个快速直线把球传到在球门区等待的雷·德卢西亚手中，我们六比零获胜。比赛的剩余时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彻底击垮圣约翰球队，把他们打回老家去。这是纽约城这个赛季最大的冷门。我们事实上成了神话，也就是说，成了纽约城预备学校橄榄球比赛非官方的冠军，多大的丑闻！那天晚上，《世界电讯报》刊登了一条大新闻，说霍勒斯·曼队如何作弊，从新泽西、布朗克斯、宾州、马萨诸塞州借来彪形大汉充当“冒名顶替运动员”，这样做不符合教规。但是我们中没有一个是“彪形大汉”。除德卢西亚外，相对来说，我们全都是小个子。记者们在淋浴房观察我们，全都连连摇头。到底是谁打败了圣约翰队？ 怎么，当然是圣约翰·杜洛兹和那帮男生！这听起来也许有点可笑，但这是我参加高中球队第二次打败圣约翰预备学校，要知道，预备学校建制高于高中。另外那一次，我在《玛吉·卡西迪》一书中写过，是一场我跑第一棒，乔·梅利斯第二棒，米基·马圭尔第三棒，约翰尼·卡扎拉基斯负责最后一棒的接力赛，那次在波士顿花园的比赛，我们居然击败了圣约翰预备学校的接力赛运动队，那是另一次让人难以置信的冷门（两次比赛中，我都没起太大作用，只是正好赶上与宿敌圣约翰队对阵）。 撇开插科打诨，那场球赛之后，每个人都害怕我们。 一〇 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举行下一场比赛。我爸埃米尔·杜洛兹从洛厄尔一路南下专程前来长岛看我与“花园城”队比赛，同时也来看看我学业进展如何，看看布鲁克林寄居处的情况如何，观看几出表演，吃几块纽约的牛排，带我外出去城里转转，当然主要是他自己乐一乐。很自然，我想在老爸面前炫耀一下。老爸是个有趣的人，过去常把更衣室当作洛厄尔地区早先推广摔跤和拳击的地方，我们在更衣的时候，他待在我们旁边，跟我们开玩笑，教练们一点儿也不在意：我父亲在场，队员们都被逗乐了。“那个怪家伙杜洛兹有个挺棒的父亲。”他们自己的父亲没有一个敢踏进更衣室。我们走出更衣室，上场对阵可怜的花园城队；如果要问赛事如何，那么可以这样说，我们有点伤害了他们。比如，有一次，我倒地阻截，掩护比弗·昆兰，我从地上抬起头，看见昆兰低着头，两只大脚奋力推进了二十码，到了球门线，把对方队员撞得稀里哗啦倒向四方。几个来回之后，我在父亲面前露了一手，再次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花园城队有个可怜的男生在他左边锋位置处轻松地来回移动，跟从前的哈尔马洛一模一样，不过这次是个陌生人，我故伎重演，猫着身子，全速推进，掩护阻截，用不犯规的干净动作正面扑向他的双膝，撞得他往后倒退十英尺，被人用担架抬出了赛场。 从这时起，我开始讨厌橄榄球和战争。也讨厌炫耀。但是比赛结束后（霍勒斯·曼二十七分，花园城零分），我们在淋浴的时候，父亲眉开眼笑，高兴极了：“走，杰克，我的儿子，今晚我们出去到城里乐一乐！”于是我们去了谢里登广场的杰克·德莱尼牛排餐馆，此时我自己几乎不知道我命中注定在未来比较郁闷但比较温馨的岁月里，要在格林尼治村的这个广场上度过那么长的时间。 啊，今晚是受难节 [33] 之夜，我要写我想写的东西。 一一 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正在以实际行动弥补父亲所受到的屈辱，因为他被开除是由于我一直不想（一直不想？），让我们说白了吧，一直不想上耶稣会学校。我不仅想去纽约城上哥伦比亚大学，以便好好了解这个城市，而不是去，嗯，南本德，或者波士顿，或者北卡的达勒姆 [34] ，而且我不喜欢穿黑袍的教授们教我如何思考，最后成为……嗯，我不知道从哪里得来这种想法：耶稣会会士不可信赖；可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阅读历史上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唯一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咳，你看，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秘密耶稣会会士之一，我做的一切，我写的一切，都基于某种信仰的改变，你就仔细看一看吧。今晚我对自己说：“我持这种立场，耶稣会会士没理由生我的气，非耶稣会会士也能叹息和安息。”个人的信仰由他自己决定。 耶稣会会士实际上说了些什么？每人都必须成为天主教教徒，因为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走出中世纪神学的死胡同。但是，如果像帕斯卡，布莱兹·帕斯卡 [35] ，他们十七世纪的“敌人”，他们仅仅只会说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因为没人能证明 他不是，我应该就会相信那些说法。然而，今天我是一个耶稣会会士，修道会的秘密领袖，像尤利西斯·辛·格兰特 [36] 那样坐在摇椅中手持酒瓶来回摇晃……不过，别着急，亲爱的老婆，后面当我追溯到我因打橄榄球而虚荣心十足，因在大学学习而开始写作和思索的经历时，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故事。 接着是与“托姆”队的赛事。托姆队是一支来自马里兰州的全胜（预备学校）球队，对于我们此时在纽约市里令人生畏的名声不屑一顾。瞧，他们全体列队出场了。那天早晨，我又在布鲁克林吃了两大杯热乳脂圣代，那个“影子”两次在冰激凌店窗前晃过，我再次与尼克继外公一起乘地铁离开闹市区。这一次，他瞅着我，样子怪怪的。 天气寒冷晴朗。同学们成帮结队全来了，站在边线上高声呐喊；第一节比赛进行到一半，一个旋球突然飞到我手中，我得到了踢悬空球的机会，上帝保佑，我别丢了球，因为我不打算举手要求合法接球 [37] ，这将意味着接球，将球缓缓触地。我明白，当我接球时，他们会马上冲着我来。一旦球成了我的囊中之物，他们会排山倒海似的压在我身上。托姆队的边锋们沿着球场飞奔而来想按住我，我突然笑着跑到右边，急速避开他们伸出的一双双手，猛力向前冲，来到边线，在那里，我看见我的好友们在高声欢呼：比尔·克雷斯基、吉恩·麦克斯托尔、吉米·温切尔（后面会有更多关于他们的故事），我也高喊：“嘿，比尔！嘿，吉恩！”眼见托姆队的一个家伙冲上前来，想把我撞进人群，我转了个身，不，用“转身”这个词太慢，我溜 到左边，甩掉了所有的人（我妈在洛厄尔我卧室墙上挂着的那张小照片上写着：“杰克机灵点！杰克跑快点！”），我在中场扫清所有对手，独自在二十八码线上捕捉到踢悬空球的机会，此刻我在中场，他们全都在那儿。勒布伦阻截了一个托姆队员，所以我又一次溜到右边，再次全速奔跑到边线。又来了个托姆队员。我再次突然溜到左边，将他撇在那里，哈特曼又一次阻截，德卢西亚又一次阻截，西奥多又一次阻截，昆兰甚至正抱着某个家伙的双腿在打滚；我明白我所必须做的是睁大眼睛，躬身尽快全力冲刺三十码。我冲到五米线时遇上了麻烦，托姆队一帮三人拦住了去路，我直愣愣地盯着他们看，凶猛地冲了上去，仿佛我准备撞破脑袋冲入他们中间并且驱散他们；三名托姆球员哈哈大笑，认为这绝不可能，因为他们人高马大；不过，我聪明机智，突然再次溜到右边，把他们三个留在原地跳小步舞，我们以六比零取胜，这是一九三九年预备学校东部联赛的又一个大冷门。 这场球赛第三节的某个时候我坐失快速踢悬空球的良机，这使我终生难忘。（现在，如果昆兰、克雷利以及其他人想回忆他们在那场球赛中出色的表现以及其他人的表现，那就让他们去回忆吧，不过现在该轮到我了。）事实上，我蹲下了，好像要接从中场传来的球，然后持球跑动进攻，往后一退，用我侧转的右脚猛力踢球，橄榄球旋转着横空穿越五十五码，随后球又继续顺风滚了大约三十码，形势对托姆队来说非常糟糕。接着，我甚至还传了一次球，这是我这一年中的第二次传球，梅休裁判称之为出其不意，球成功传给了昆兰，昆兰接住了，持球跑动进攻，第一次在边线外将之弄成死球。 你也许会说，主要是我自己惊讶地盯着梅休教练看，而不是梅休教练惊讶地盯着我看，因为在我正式的橄榄球生涯中，这实际上是第一次有教练让我打完每场球赛的每一分钟，完全用我天生的方法去打球。 我爸爸写信告诉了他这件事。 与托姆队的球赛结束后，我们成了纽约城预备学校的橄榄球英雄，我身后的那个“影子”露面了，他碰碰我的肩膀，是尼克继外公。他对我说：“今天早晨如果不吃那么多热乳脂圣代，你会再多六次持球触地得分的。”
[1] William Penn（1644—1718），英国房地产企业家、哲学家，宾夕法尼亚英属殖民地的创始人。 [2] 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时间机器》、《星际战争》等。 [3] Don Ameche（1908—1993），美国演员。 [4] Hedy Lamar（1914—2000），美国女演员。 [5] McQuade’s，美国一著名商场。 [6] Jules Romains（1885—1972），法国诗人、作家，作品有《克诺克医生》、《善意的人们》等。 [7] Thomas Wolfe（1900—1939），美国小说家，作品有《天使望故乡》、续集《时间与河流》等；这里指杰克·凯鲁亚克继外婆家窗户外的景观类似沃尔夫作品中提及的。 [8] 区际捷运公司的英文缩写，是纽约市首个地铁营运商，该公司的首条路线于1904年10月27日开通，运行于市政府与一百四十五街/百老汇交叉口之间。 [9] Harlem，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一个社区。 [10] Yonkers，美国纽约州东南部城市。 [11] Lord Jeffrey Amherst（1717—1797），曾任英军北美最高司令官。 [12] Paris，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王子，引诱走斯巴达王的妻子海伦而引起特洛伊战争。 [13] Philoctetes，希腊神话中在特洛伊战争中用其父大力神所遗之弓和毒箭杀死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英雄。 [14] Christopher Smart，smart在英语中还有“聪明伶俐”的意思。 [15] 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国诗人，有诗集《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等。 八 零 电 子 书 w w w . t x t 8 0. c c [16] Robert Herrick（1591—1674），英国诗人，著有《西方乐土》。 [17] 原文Ernest Henley，应是William Ernest Henley（1849—1903），英国著名独脚诗人。 [18] My head is bloody，but unbowed；引自亨利的名诗《不可征服》。 [19] Dixieland jazz，源自美国南部各州，以新奥尔良为代表，特点为强烈的快节奏和活泼的即兴演奏。 [20] Jimmie Lunceford（1902—1947），美国著名爵士乐萨克斯管手。 [21] Count Basie（1904—1984），美国著名爵士乐钢琴手。 [22] Lester Young（1909—1959），美国著名爵士乐萨克斯管手、单簧管手。 [23] Mephistopheles，浮士德传说的后期背景中众所熟知的魔鬼精灵。 [24] Ring-around-the-rosy，一种待到曲至某句或曲终必须即刻蹲伏的儿童游戏。 [25] Forrest Tucker（1919—1986），美国影视演员。 [26] Edward G. Robinson（1893—1972），美国电影演员，以扮演影片《小恺撒》中的强盗角色而闻名。 [27] Jean Gabin（1904—1976），法国电影演员。 [28] Louis Jouvet（1887—1951），法国电影演员。 [29] 法语，坦率。 [30] Alice Faye（1915—1998），美国女演员。 [31] Thuringian，日耳曼族的图林根人在500年时建立的王国。 [32] Flagellants，中世纪天主教一教派，以皮鞭自笞，认为可借此赎罪。 [33] Good Friday，基督教受难节，复活节前的星期五。 [34] Durham，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中北部城市。 [35] 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提出密闭流体能传递压力变化的帕斯卡定律，著有《致外省人书》、《思想录》等。 [36] Ulysses S. Grant（1822—1885），美国第十八任总统，内战时任联邦军总司令。 [37] fair catch，橄榄球比赛中，接球者举手示意，即成死球。 第三部 一 在这之后，通常就是躺在荣誉之上，等待第二年秋天进哥伦比亚大学，随意看电影，随意风流（？）（根本没这回事），有意外恋情，但不粗俗，无论如何，换言之，因为我不打篮球（长得太矮），不想在户外参加径赛，整个冬天我无所事事，只是享受与新朋友相处的时光，还有学习，乱糟糟一大堆闲暇之事，归纳起来一段话简简单单几个句子，以此为证： 周末，在雷·奥姆斯特德位于扬克斯的套房里与他父母和弟弟一起过，在那里与贝蒂有一段风流韵事，在扬克斯池塘上溜冰，不时在四处亲吻。沙比·金贝尔在舞会上从他的敞篷汽车上高声招呼：“嗨！”在伊齐·卡森位于西区大街的公寓里与他热烈谈论球赛比分。有个雪茄烟制造商给了我一支雪茄烟。与吉恩和他父亲在波罗体育场观看纽约巨人橄榄球队比赛。黎明时分在中央公园。亚美尼亚裔孩子查克·德鲁尼安在华盛顿高地给我播放比克斯 [1] 旧唱片。在第五大道杰克·克拉夫特店里品尝开胃小吃，绝美的厚地毯、巨型大理石雕像、大厅里外套香气扑鼻。暴风雪里独自一人在布鲁克林大桥上散步。双手抱着一个瘫痪的小个子男人忙乱地沿着第五大道朝市中心奔跑，抱着……等一等，推着一个坐在轮椅中的小个子瘫痪男人沿着第五大道南端奔跑，将他抱进出租车，折叠好他的轮椅，他说：“谢谢，这可是一流赛跑！我是个音乐出版社商，我叫波特。” （真有其人。）（科尔·波特 [2] 在独自作乐？） ·每个人都叹息着亲吻巴布西·施勒，他一定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最丑的击球手。在派拉蒙影院后台替校报采访格伦·米勒 [3] ，格伦·米勒说：“狗屎！”为校报在哈莱姆的萨瓦舞厅采访巴锡“伯爵”，康特说：“我想听柔和的铜管乐。”在方便食品餐柜边闲荡，希望遇见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与霍勒斯·曼预备学校的一帮爱尔兰学生一起闲逛，亨尼西、格利·斯威夫特、奥格雷迪（双脚稍许外凸，说话有点口音）。周末我去哥伦比亚校园看望亨尼西时，同一伙人聚在那里的街角处，此时又增加了杰基·卡伯特和其他人，包括一个闷声不响身材修长的小伙子：小威廉·F·巴克利！星期天早晨，从花园大道透过戴维·诺尔斯卧室的软百叶窗向外眺望，他父母外出了，他的男佣送来了早饭。他们每个人的家里我都去过。约翰·戈德斯韦特院长在霍勒斯·曼校园玫瑰拥簇的大理石别墅前面把他的儿子介绍给我认识，如今这个儿子成了一家大航空公司的总裁。学校里每个人都想得到楼下更衣室职员中的两位漂亮姑娘。班级集体照里没有杜洛兹，我太忙，在其他地方。在一次校园演出中，格尔森双胞胎从一个箱子的两端出来：两人长得一模一样：他俩中的一人后来在红色中国看见“雪地里的虫子”。吉米·温切尔，脸上长着小脓包，演奏小提琴，追逐姑娘，一路追到里维埃拉 [4] ，最后，他不得不携带两百万美元逃往巴西。乔纳森·米勒眯起眼睛看我，因为听了他父亲说过的话。格利·斯威夫特打乒乓球。雷金纳德·W·克莱因假操英国口音，说他要当诗人。迈克·亨尼西看着我说：“Flazm [5] 。”马蒂·丘吉尔尽管很有钱，却每晚八点陪一位年迈的残疾人沿百老汇北街散步，赚外快。雷·奥姆斯特德用泰隆·鲍华的眉笔梳头。雅各布·盖尔森海默一本正经练中提琴。S·马丁·格伯用显微镜看东西。厄恩·索尔特像滑稽演员杰克·E·伦纳德那样拍肚皮。比弗·昆兰对我摇头。厄·伯格用麦克风说话。乔·A·戈德邀请我到他滨河大道的公寓套房里度周末，他后来战死疆场，他的两个小个子哥哥讨论长筒丝袜。比尔·克雷斯基看着我说：“Schlazm。”吉恩·麦克斯托尔在百老汇大街急速行走，好像被隐形人猛扯似的，他看着我也说：“Frazm。”莱昂内尔·斯马特眼睛炯炯有神，迫使我听莱斯特·扬用单簧管演奏《在遥远的新奥尔良》以及唱片另一面的《我要一个小姑娘》。赛·朱可夫在游泳池里像运动员那样向前奋力搏击。 二 这算不上精彩的生活片断。那么看看这段怎样？（在那所真正卓越的学校里上学究竟感受如何？我想为你真实而简洁地描述一下。）因为他们是一帮贫嘴。如今洛厄尔也有很多贫嘴的人，老婆，这你知道，但这些人是大城市纽约的贫嘴，解释一下吧： 在这所学校极为出色的贫嘴们中，吉米·温切尔几乎名列第一。我只是一名单纯的新英格兰运动员（嗯，也不那么单纯，不过，要是用从贫嘴逗笑的角度来衡量，是的），我好像突然被投入了一个满是早期的米尔顿·伯利 [6] 们的滑稽学堂，他们数百人贫嘴逗笑妙语连珠，俏皮话脱口而出，只要有可能就会逗笑，课堂里，运动场上，休息期间，乘地铁回家进入闹市区曼哈顿时，晚上通电话时，甚至很多年后在大学之间相互通信时，都会逗笑。我们总是忍俊不禁。这一大批公认的主要贫嘴帮以比尔·克雷斯基、吉恩·麦克斯托尔、马蒂·丘吉尔（内·伯恩斯坦）、迈克·亨尼西、格利·斯威夫特、保罗·奥格雷迪以及厄恩·索尔特为首；但是，一提到吉米·温切尔，仅仅是想到他，就会激起一阵伤感一阵震动。他嘴贫得有点荒唐，以至于现在，今天当我读到前面提到的有关他最近携两百万美元潜逃的消息时，不禁哈哈大笑，这倒不是我认为这事好笑（不管怎么说，吉米全都诚实地归还了，或者说试图归还），而是因为吉米那么滑稽，好像他最近开这个荒唐的玩笑是为了永远拆散霍勒斯·曼这些风趣的人们（我的确认为这是真的，当他潜逃巴西时，他脑海深处隐隐约约有着这种想法，愿上帝保佑这个孩子，即使在他年迈之时）。 预备学校的幽默总是有点超然。那年，在霍勒斯·曼，主要有三种幽默：（1）阿尔·凯利 [7] 式的含糊其词，当你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就用“Flazm”、“Schmazm”等词代替（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这种幽默主要是特殊青少年群体的嘴唇式搞笑（儿童幽默）；（2）说话时用“我的（mine）”代替“我（me）”，用“你的（yours）”代替“你（you）”，用“他的（his）”代替“他（he）”，比如“His is going to write mine a letter [8] ”等，完全是青少年中司空见惯的生殖器指代的古怪延伸；（3）用班级里不“贫嘴”、不是“运动员”但比较默默无闻严肃认真戴着眼镜学者型同学的姓名，这些同学学习研究Hérault de Séchelles、the Horstus Siccus、the Hindu Kush、the Manoeuvres Military、Louise de Queroualles [9] ，与莱昂内尔·格利廷教授一起在黄昏时刻学习神经病理学的“spirochae pallidum [10] ”，尽管这些名字本身（布律诺·戈莱米，梅尔文·曼德尔，奥蒂斯·齐默尔曼，兰德尔·加斯坦，马修·格丹斯科）几乎无一不滑稽可笑，但是一想到他们行为举止可叹可悲，在校园里默默无闻荒唐可笑，对游手好闲者的奚落逆来顺受，你绝对会更加觉得他们引人发笑（有时是四年级一些古怪的小个子学生，很自然，男性特征发育尚不成熟，不过已经很古怪 ）。后来，一九四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收到康奈尔大学吉米的好几封来信，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F脸 [11] ，我跟你胡扯一通之后，今晚你一定要打电话问她迪克何时再次进城来见我的 [12] 。我会在星期六见你的 。我正打算做本周的作业……换言之，亲爱的‘王作业’ [13] ，你觉得我的这篇文章如何，我手头有太多‘王作业’布置的破文章，我打算把它们留给我的孙辈们当手纸用。我真的很遗憾，没能早点给你的 写信，但由于工作过度，我的 有点累，我知道你的 没有我的 这么累，所以如果我的 因为写信给你的 而过分劳累，那么你的 也得操劳点给我的 写信。你的 明白吗？我的 明白。古茜·雷斯宾、明妮·多诺弗、凯蒂·科尔皮茨、莫迪凯·莱特汉德勒、伊休梅尔 康米维斯奇、爱尔兰男高音唐尼·库克利等所有男生们都好吗？我听说盖布·伊尔甘、安德鲁·劳伦斯·戈尔茨坦、特德·德雷斯曼、雷·弗拉姆，还有你，因为哥伦比亚大学陆·利贝尔教练的缘故，真的不打橄榄球啦？你、梅尔·蒙代尔，还有格尔森兄弟真的要进城啦？”（这些人都是学者，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话，他们甚至有点儿像专业秘密技术人员，在秘密实验室里做研究）。“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个家伙跑到医生那里说：‘医生，请帮看看我的要子。’医生说：‘你是说看看你的腰子，是吗？’然后这个人说：‘我就四这么说的，不四吗？’……附：顺便提一下，S·马丁·格伯问候霍勒斯·曼所有男生，包括乔·拉帕波特和阿克塞尔·芬金。”信尾署名：吉·温切尔，化名克里斯蒂安·戈德堡。 不过，老婆，我只是想向你的 进一步展现在那所学校里是何种感受，比尔·克雷斯基是吉米在康奈尔大学时的同学（这事发生在一年以后，但跟叙述一九三九年学校的情况有关），他想用下面这封信胜吉米一筹：“亲爱的杰克，在哥伦比亚一切可好？亨尼西和蒙代尔进篮球队了吗？杰基特·温切尔用他的三一年雪佛兰换了辆三二年的旋风，所以最近我们一直开着我们的车四处兜风，这辆车可时髦啦！北方这边一直下雪，弗拉兴 [14] 跟隆冬腊月一样冷。宿舍里的四年级学生叫我们铲雪，我几乎冻死；我想下周也许会举行入会仪式 [15] ，我的 已经在求饶了。上周就餐时刻，我们队两个边锋被开除了，因为球打得太糟糕，没有我们一年级学生参加。这里太冷了，我想我们能戴着新生帽外出了，不过我发现他们有特别的冬天新生套衫，冬天你一定得穿上。当你与女生的 私通时，他们也许甚至会逼着你穿新生内衣内裤。代我向弗莱维厄斯·方德尔、奥迪斯·奥特豪斯、杜克·杜奇、安妮·埃尔玛、斯凯勒·斯克罗特姆、维纳斯·维内里尔、万达·万蒂特、斯凯勒·斯喀特尔、斯蒂芬·斯特拉德尔、斯克拉格·斯克罗特姆、特伦斯·廷克尔曼、罗德·雷尔斯皮特、弗洛格·伊特、维拉·瓦吉、保利娜·帕图里恩特、内茜·奈特索伊尔、梅西·明格尔、奥尔佳·奥吉、菲莉斯·斯特拉德尔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别放弃写作！别忘了看由雷吉·克莱因和欧维·斯塔拉主演的《不可儿戏》。附·利维亚·利普斯、蒂纳·蒂普、查德·查夫、马默杜克·莫德斯、曼尼·蒙西利、蒙蒂·查德、比·贝特韦恩、皮尔库特·普斯布拉德、斯汤顿·斯特莱尔、夏洛特·施里维莱德、汉克·汉格、尤妮斯·昂德斯拉格、福利斯特·菲尔德库基、米多·沃夫、特伦斯·唐巴思、雷·朗德塞沃尔德、弗拉维厄斯·费考尔都问候你。再附言：别忘了给阿波罗·戈德法布和阿拉帕霍·拉帕波特写张便条。”草坪上月光如泻，杰·戴·塞林格中产阶级犹太起居室里设着一盏灯，中央公园里，两对少男少女初次一同约会，搂抱亲吻，但将来毫无希望成双成对，所有这些孩子都会成为金融行家、知名餐厅的老板、房地产经纪人、百货商店大亨、科学家，而现在，他们在学校的过道走廊里鬼鬼祟祟探头探脑，色眯眯斜眼看人，像老虎那样候着，抓住机会用嘲讽的笑话攻击某人，最新的说法，正如我所说，最后这里成了一所贫嘴逗笑的学校。 三 不管怎么说，就从这马赛克似交织的叙述中，你有了大概的了解，橄榄球赛季结束之后学校里就是这个样子；接着，毕业时刻到了，我没钱买一套白色的西装，于是，我只好坐在体操馆后面的草地上，嘴里叼着一片叶子阅读沃尔特·惠特曼的诗集，与此同时，毕业典礼正在场内进行，旗子四处飘扬。仪式结束时，我走进场内，融入同学们的行列，到处握手；我毕业了，每门功课平均成绩九十二分，与迈克·亨尼西和他的母亲一起驾车进城，去他在一百一十六街和百老汇大街交汇处哥伦比亚校园里的套房，当我在洛厄尔过完暑假，秋天来临时，这里将是我的校园。（那年春天，我为霍勒斯·曼棒球队打球，但打得不好：我击球出局，一百九十七，唉。）
[1] Bix，可能指Bix Beiderbecke（1903—1931），美国爵士乐短号演奏家，20世纪20年代杰出的即兴演奏家和作曲家。 [2] Cole Porter（1891—1964），美国作曲家和歌词作家。 [3] Glenn Miller（1904—1944），美国爵士音乐家、作曲家。 [4] Riviera，南欧沿地中海一地区，在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是假日旅游胜地。 [5] Flazm，包括后面出现的Schlazm，Frazm，都是这帮青少年耍嘴皮子、搞笑时自创的词语，无实质性含义。 [6] Milton Berle（1908—2002），美国喜剧演员。 [7] Al Keller，Abraham Kalish（1896—1965）的艺名，美国喜剧演员。 [8] 句子的意思是“他将给我写一封信”，用法是错误的，正确说法应该是“He is going to write me a letter”。 [9] 以上这些词语都是些冷僻词语，比如the Horstus Siccus的意思是“压干植物标本”，the Hindu Kush可能指（巴基斯坦北部的）兴都库什山脉，一般词典难以查到，作者主要用来说明那些学者型同学们的学究气。 [10] 意思可能是无生气螺旋体。 [11] F有可能是粗话fuck的简写。 [12] 信中用mine，不用me，显示用法不规范，以下不规则之处用仿宋字体表示。 [13] Wang Load，可能是绰号。 [14] Flushing，美国纽约昆斯区一区域。 [15] Initiation，指大学里兄弟会的入会仪式。 第四部 一 一个该死的危机过去了接着又他妈的来了一个。没必要把这句话印出来。不过，会印出来的。这是英语，这是份日报。 我经过我大地母亲的子宫来到这个世界，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像其他每个人一样说话写作，难道不是吗？ 因为这部分会引起你的兴趣，老婆。这是一九四年的夏天，我无所事事，躺在格肖姆大街家中卧室里睡大觉，想游泳就去游泳；星期六晚上，与G. J. 、洛西、斯科奇奥和其他男生一起在穆迪街上游荡，悠闲地阅读杰克·伦敦的生平故事，把记不住的长词语用图钉钉出来，用大字母把它们写在一张张字条上，钉在我卧室四周的墙上，那样，早晨我一醒过来，这些纸条就会盯着我看，墙壁上一连串词汇：“无所不在”，“鬼鬼祟祟”，“生意”，“尿”。只是开个玩笑。洛厄尔凉爽的夏夜里，我只在半夜打开台灯，阅读托马斯·哈代。在乔纳森·米勒的影响下，开始撰写我自己“海明威式”的严肃故事，后来……后来，格肖姆街上有人召唤我，也许你知道，波塔基特维尔社交俱乐部就在这条街上，我父亲过去在这家俱乐部经营保龄球馆和台球房。老爸依然在那里打保龄球玩台球，但他不再是经理。不过，在老乔·福蒂埃的陪伴下，他隔着有回声效应的街区大声叫嚷，而老乔也扯开嗓子咒骂，梅里马克河里的岩石都留下了他们的叫骂声。一颗颗胖乎乎的大星星饱含忧愁，低头凝视着我，这使人们想起梭罗说过，当你手持放大镜近距离观察时，就会看见上等秋梨上出现的疱：他说秋梨疱“它们低声细语，议论幸福的星星”，而冬季粗皮红富士苹果只会呼喊太阳和它的红色。我四处闲荡，有人在屋外格肖姆大街上高喊：“杰——克——克——克！”我走出房间，朝楼下沿街门廊的十五个长长的台阶看去，那里站着一个长着黑色鬈发的男生，有种奇怪的熟悉感。“你是不是那个在我十二岁时在萨拉大街上高声喊我的家伙？” “是的，沙比·塞亚基斯。” “我在河滩认识你的？” “是的。” “你想干什么？” “就想见见你，跟你谈谈。以前就一直想这么做了。” “你想见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一直在注意观察你。” “噢，现在我想起你了。希腊孩子，过去常常跟，嗯，楚塔库斯或者萨普廷一起玩，在河滩上，你是从罗斯芒特来的。” “一九三六年洪水泛滥后，我们搬到史蒂文斯街去了。” “噢，对，”我说起话来像威·克·菲尔茨 [1] ，在心里思索，“那……又怎样呢？” 他说：“他们叫我沙比，而实际上我的名字叫沙巴斯……事实上，我的名字叫克里特王子沙巴斯。” “克里特王子？” “是的，我认识你，你是巴伦·让·路易斯·杜洛兹。” “这是谁告诉你的？” “噢，我去过，嗯，菲比大街，跟古西·里戈洛波洛斯和你的其他一些朋友交谈过，开个玩笑，我只想跟你说说话，一直都想。”我们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你读萨洛扬 [2] 吗？”他说，“托马斯·沃尔夫？” “没有，他们是谁？” 他说：“我想写剧本，当监制人，当导演，在这些戏剧里当演员；我想穿一件白色的俄国短袖束腰外衣，在外衣我心脏部位缝一个血红的心脏。今年夏天，我打算去波士顿戏剧学校学习。你能写剧本。” “谁告诉你我写剧本？” “古西告诉我，你在一次嘉年华上写了一首关于一位姑娘的美丽歌曲，哦，他还说了，我的意思是，他说你的信像诗歌一样。他说你说他的信也写得很好。” “是的，我把这些信都保存着。” “如果你愿意，我们出去吃点圣代，或者喝点啤酒，随便谈谈？知道吗，我过去也上巴特利特学校，我也认识韦克菲尔德小姐。其实，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去看看韦克菲尔德小姐，你认识龙尼·赖安和阿奇·麦克杜格尔吗？他们也都想见你，你和我最好的朋友约翰尼·卡扎拉基斯一起参加田径训练的，他也对我谈起过你，说你比赛结束后如何在波士顿四处散步，在高架铁道附近的希腊下等酒吧吃汉堡包，无所事事……你读书吗？读什么书？” “嗯，我在读哈代、梭罗、艾米莉·狄金森、惠特曼……” 沙比·“这么说来，还相当扎实。” 我暗自说：“好吧，我就迎合一下这个古怪的希腊人，去看看他是个怎样的人。”我对他高声说：“等我穿上衣服，我们一起去闹市区走走，看看周围有没有quiff [3] 。” “Quiff？那是什么？” 我很想说：“女人呀，你这个笨蛋！”但是，我啥也没说，因为毕竟甚至到今天，谁知道“quiff”是什么玩意，甚至在洛厄尔、劳伦斯、黑弗里尔、康科德、曼彻斯特、拉科尼斯、弗兰科尼亚、圣约翰斯伯里、圣梅戈格或者哈得孙湾，或者南面西面任何一个方向，或者我要不要大胆说，东面？ 二 不管怎么说，老婆，我就是这样终于与你的兄弟开始交谈，他说他是克里特王子，也许他曾经是克里特王子，不过只是最近才是斯巴达或马尼阿蒂的后裔。 高大的个子，鬈鬈的头发，他认为自己是个诗人，我们成了好朋友之后，他开始教我对文学产生兴趣（在墨西哥，他们说interesa）的技巧和仁慈的艺术。我（说我主要）把他放在有关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一章里叙述，因为他确实属于那个时期：预备学校青春期之后，严肃认真的学习开始了。 在上帝给我的礼物之中，有着与沙比·塞亚基斯的友谊。 我用简明的诗体文告诉你其中的缘由：不论我们在过桥，还是在酒吧，还是坐在我家门前的台阶上或者下高地他父亲家门前的台阶上，他都大声给我歌唱《重新再来》 [4] 。他会对我高声朗诵拜伦的诗句：“那我们就不再游荡，夜已经这样深了……”这倒不是因为他战死疆场，在安齐奥 [5] 登陆场受伤，在北非阿尔及尔一家医院里死于坏疽，或者也许伤心而死，因为许多其他朋友也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我在本书已经提及过的一些人（卡扎拉基斯、戈尔德、汉普希尔，其他人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我所编织的值得纪念的回忆只在我夜间的思绪中编织骑士的形象。这是质朴的英语诗篇？因为，好吧，他是一个伟大的青年，骑士一般，也就是，崇高的，一位诗人，英俊，狂热，可爱，忧伤，具备人们希望结交的那种朋友的一切优点。 三 事实上，那年夏天我见到沙巴斯的时间并不多，我主要跟一帮志趣相同的老朋友在一起，经常在松树小溪里游泳，我们步行两英里半去我们自己特别的“光屁股河滩”，十一岁那年，曾经有一次，我在那里与一帮朋友赤身裸体舒适地沐浴在阳光底下，这时，我在圣马利亚天主教会的教友来了，他在圣约瑟夫教会学校教我五年级，一身黑色罩袍，在树林的荆豆丛中艰难行走，好像是来教训我的，但他却一下子脱去长袍，一边奔跑一边叫喊，穿着短裤跳入溪流之中。姑娘们不得不绕过这片河滩行走。九月初当我进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橄榄球训练时，我的皮肤晒得像穆罕默德·梅伊一样黑。 事实上，也是在那年夏天，在一个特别炎热的夜晚，老爸意想不到地与我和其他男生一起步行两英里半，一下脱掉衣服，穿着短裤，尖声叫喊着奔跑，然后先以双脚跃入溪水之中；可是，他体重二百五十磅，而整个八月一直干旱无雨，他站立着落在三英尺深的水中，差点折断了他的脚脖子。这真使我伤心欲绝，看着他那么兴高采烈，尖叫着跃入水中，最后却在那个小臭水潭里倒下。 嬉戏松树小溪的最佳时刻总是在黎明，这时溪水凉快宜人，尤其是在六月和七月，我们常常在这时比赛潜泳，贴着水下白色的石子击水潜泳相当远的距离。有时我可以潜泳一百多英尺，这是在我们全都开始抽烟以前。吉恩·普卢费常常在一棵树三十米高处的枝丫上做双翻跳水动作。洛西常常轻快地一下潜到六英尺水下，然后浮起，好像轻轻掠过水面一样。当我也试这一招（从三十英尺树杈跳入水中）时，我双手总是碰触到沙土河床。我们常常在草地上游荡，然后突然说：“嗨，天哪，太热了，”随即就跳入水中。我们也经常在德雷克特猛虎球场打棒球，是非正规球赛，你拿起球棒，打它十个来回；如果你连续一垒打或者本垒打，就能一直打下去，直至十次出局，要么球飞了，要么一开始就被传杀出局，尽管我们谁也不愿意将其他人杀出局。随后，你进入右外场，慢慢往回打。盛大啤酒狂欢前的夜晚，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第一天夜晚，天气闷热，我们全都喝醉了，在穆迪街上胡闹，兴奋到在大街上逢人便抓，告诉他们他们是上帝、老人、其他人、每个人，甚至相互之间。最后，我们在星光下边吐边在呜咽的河边比赛摔跤，一群群回家的醉鬼们在一旁边观看边说：“瞧那些发疯的孩子，第一次喝醉，你们见过这样的烂货吗？”就是从这时开始人们称我“扎格”，“扎格”是波塔基特维尔镇一个醉鬼的名字，他像休·赫伯特 [6] 那样不断高举双手，嘴中念念有词：“呜，呜！”我正在暮色中比赛棒球，出场击球，投手嘴里嚼着口香糖，观察着接手的暗示，我挥动着球棒，光着膀子，胸前被湖景区积聚了一天炎热的雾气熏得像龙虾一样红，突然，投球手挥动手臂准备投球，我“蜷起身子”准备击球，疯狂的G. J. 高声叫喊：“我们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扎格！”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球从我的胸前飞过。 以后有更多关于沙比·塞亚基斯的故事。第二年夏天，也就是一九四一年，我们更加经常东奔西跑四处游荡，并且开始学习诗歌和戏剧，也一起沿途免费搭便车旅行，我们的友谊更加牢固。 四 这时，一些老朋友，拉多兄弟，提议开车送我去纽约上学，因为他们正打算去观看在“弗拉兴草地”举行的世贸会，可以顺便把我带上，我能分担一些汽油费，而且不用乘公共汽车了。那个谁也来了，坐在一九三五年生产的双门厢式小轿车的折叠加座上，头发随风飘拂，嘴里唱着：“啊，我们来到纽约啦！”他不是别人，正是我的老爸埃米尔。折叠加座里老爸和行李加起来有三百五十磅重，再加上我，一路上，汽车晃晃悠悠转东转西，我猜这可能是因为车子后面的重量放置不当，一路前往曼哈顿一百一十六街哥伦比亚校园，我和老爸提着我的行李，走进了我的宿舍，哈特利楼。 当想到要上大学了，你会怎样浮想联翩！可是，来到大学校园，我们站在这种令人生厌的俯瞰着阿姆斯特丹大街的房间里，一张木质书桌、一张床、几把椅子，四壁空空毫无装饰，突然一只大蟑螂急匆匆逃走。更令人感到沮丧的是，散步时遇见头戴蓝色无檐帽、鼻架一副近视眼镜的小个子男生宣称，这一学年他将是我的室友，而且是“Wi Delta Woowoo兄弟会 [7] ”立誓入会的会员，他戴蓝色无檐帽原因就在于此。“当他们拼命争取你时，你也会被迫戴一顶的。”不过，我已经在想办法换房间了，理由是那只蟑螂，还有我以后看见的其他蟑螂，更大的蟑螂。 随后，老爸和我外出去了城里，也去了世贸会、餐馆，和通常要去的那些地方，离开时，他像往常一样说：“现在好好学习，好好打球，注意教练和教授们对你的教诲，看看你是否能为你老爸争光，说不定你会成为一名全美最佳球员。”这是个绝好的机会，战争还有一年爆发，英格兰已经受到闪电战的威胁。 我选择了橄榄球，而且似乎已经达到橄榄球顶峰的边缘，可那个时候，橄榄球对任何人都将无关紧要。 每当老爸跟我说再见时，他的眼中总是含着泪水，在后来的年月中他也仍是如此，他就如我妈常说的那样，“Un vrai Duluoz，ils font ainque braillez pi’s lamentez（真正的杜洛兹，他们所做的就是哭泣和悲痛）”。还有狂怒，上帝可以作证，正如之后当我老爸终于见到哥伦比亚大学的陆·利贝尔教练时，你会看到的那样。 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发现那同样的老一套鬼把戏在作弄我，就像在洛厄尔高中时那样。在新生守卫队员中，有个名叫汉弗莱·惠勒的阻截队员很优秀，但动作缓慢，一个名叫朗斯特德特的进攻后卫，行动笨重缓慢，问题就出在这里。完全没有任何真正有能力的队员，根本比不上霍勒斯·曼队那帮运动员。事实上，有个男生个子瘦小，动作缓慢，没有一点点特长。然而，他们让他而不是我先上场，后来我与他一交谈，才发现他是斯克兰顿 [8] 警察局局长的儿子。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游手好闲的球队。一年级球队的教练是罗尔夫·菲尼，他在哥伦比亚的球队历史上留下了印记，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后卫，一九三四年前后，他曾经在与海军球队比赛时，带球进攻，赢了那场球赛，创造了轰动新闻。他是个好人，我喜欢罗尔夫，不过他似乎一直在提醒我什么；每当大教练，著名的陆·利贝尔，身着他一百套做工讲究的套装中的一套从身边走过时，他甚至从来不看我一眼。 这件事的实质是，陆·利贝尔非常著名，因为在哥伦比亚当教练的第一年，他就用他自己在母校乔治敦大学设计的那一套训练方法，在“玫瑰杯”比赛中与斯坦福大学血战获胜。这场比赛绝对轰动，整个美国橄榄球界都为之一惊，没有人会忘却它，不过那是一九三四年，而现在是一九四年，自从那场球赛以后，他的球队没有取得过任何值得一提的成绩，直到一九五年仍无进一步建树。我认为是他在一九三四年选用的那帮球员使他保持了今日的地位·克利夫·蒙哥马利、阿尔·巴拉巴斯等，他那种疯狂的KT79打法让众人目瞪口呆，得花一年时间才能理解。这简直是……咳，反正我得记叙这件事，当我们说这件事时，你会理解的。 我此时与哥伦比亚新生球队一起出场，我发现自己将不会一开赛就上场。我得承认一件事：我得不到鼓励，就像在霍勒斯·曼队得不到乌姆普·梅休教练的鼓励那样，从心理上讲，这使我感到没精打采，比如，我踢悬空球的命中率下降了。我再也踢不出好球，他们不相信快速踢悬空球。我猜他们也不相信持球触地得分。我们在贝克体育场后面一个场地里训练。黄昏时刻，你可以看见哈莱姆河对岸纽约的灯火，在纽约市中心这确实有种特别的滋味，哈莱姆河上拖船来来往往，飞越哈莱姆河的一座桥上挤满了各种汽车，我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这么堵车。 我做了个大动作，把我的寝室从哈特利楼换到利文斯顿楼，那里没有蟑螂，感谢上帝，我有了一间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寝室，在二楼，从那里可以看见校园里美丽的树木和步道，最令我高兴的是，除范安四方院外，还可以俯瞰图书馆，新图书馆，新馆四周石头壁缘上全都永久性地雕刻着这些名字：“歌德……伏尔泰……莎士比亚……莫里哀……但丁。”更让我感到舒心的是，晚上八点，我点燃喷香的烟斗，打开家庭作业本，将收音机调到WQXR [9] ，持续播放古典音乐，我坐在那里，在台灯金色的光线下，身着羊毛套衫，叹了口气说：“好啦，现在我终于成了一名大学生！” 五 唯一的麻烦是，上学第一周，我开始在食堂自助餐厅厨房洗涤槽边当一名洗碟工：打工换取我一日三餐。打完工之后去上课。接着完成家庭作业：也就是，三天读完荷马的《伊利亚特》，随后再用三天时间读完《奥德赛》。最后，下午四点去练橄榄球，八点回房间，在约翰·杰伊楼楼上受训运动员专用餐厅里狼吞虎咽吃晚饭。（牛奶、肉、烤吐司，管你吃饱，这很好。） 可是，天哪，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认为一个人能在一周内干这么多事情？而且还能睡上一会儿觉？让饱受蹂躏的肌肉得到片刻休息？“哎呀，”他们会说，“这是常春藤的宠儿，这不同于其他任何一所大学或大学联盟，你可以仅仅因为打橄榄球而得到一辆凯迪拉克牌轿车和一些钱，记住，你拿着哥伦比亚大学俱乐部的奖学金，你必须学习成绩优秀。他们不会让你白吃饭的，那违反常春藤盟校的规定，对运动员不能偏袒。”不过，事实上，整个哥伦比亚橄榄球队队员的平均成绩为B，大学代表队和新生队都这样。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得像特洛伊人那样拼命学习接受教育，白发苍苍的年迈训练员常常说：“一切都是为了荣耀，我的孩子们，一切为了荣耀。” 自助餐厅的工作让我感到烦恼：因为星期天餐厅关门，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能吃到东西。我想，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到纽约或新泽西的朋友家里去吃饭，或者向家里要饭钱。有些人靠奖学金。 的确有人邀请我去吃晚饭，哥伦比亚学院的院长，老院长霍克斯用一张大的正式请柬正式邀请我，他家位于莫宁赛德大道或者在那附近，紧靠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的寓所。我打扮得绝对潇洒，身着妈妈在洛厄尔的麦奎德精心挑选的运动外衣，里面配上白衬衣和领带，宽松长裤烫得笔挺（干洗店就在对面的阿姆斯特丹大街上），入座后，我文雅地举起碟子，注意与身子保持距离，用勺子舀汤也与身子保持距离，面带客气的笑容，头发梳得溜光，别人说笑话就表现出讨好的兴趣，院长严肃时，我也表情敬畏。主菜是肉，不过我文雅地将它切开。在那些日子里，我就餐时的举止绝对高雅，因为早在洛厄尔家里时，我姐蒂宁培养了我好几年；她是艾米莉·波斯特 [10] 迷。晚餐后，院长起身给我（和其他三名独特的小伙子）看他珍贵的恐龙蛋，我流露出发自内心的惊讶；谁能想到我会在著名老院长的府上看见十亿年前的恐龙蛋？我说府上，因为那是一个奢华的套房。院长随即给我妈写了一封短信，说：“你的儿子约翰·路·杜洛兹，请允许我自豪地说，杜洛兹太太，有着绝对最高雅优美的餐桌礼仪，在我的餐桌上看到这种举止真令我感到高兴。”（原文大致如此。）妈妈永远忘不了那封信。她告诉了爸爸，爸爸说：“好孩子，”尽管在洛厄尔时，爸爸和我常常一起吃夜宵，这次吃鸡蛋，下次吃黄油，谁管他呢，放开肚皮，吃！ 不过，我喜欢霍克斯院长，每个人都喜欢他，他身材矮小，戴着眼镜，眼睛里闪烁着欢乐的光芒，他是个老派守旧的人。他和他的恐龙蛋…… 六 赛季第一场球赛，新生队旅行赴新泽西州的新布朗斯维克，与罗格斯大学的新生队比赛。那是一九四年十月十二日，星期六，我们的校队之前二十比六击败了达特茅斯校队，我们南下新泽西，我坐冷板凳，我们以七比十八败北。学院小型日报报道：新生队出师不利，七比十八败给罗格斯一年级新生 。报纸没有提及我只在下半场有机会参赛，就像在洛厄尔高中一样，文章在结尾说：“当杰克·杜洛兹表现出色时，莫宁赛德们 [11] 有几次较好的持球跑动进攻……守卫队员中表现出色的新生是马斯登（警察局局长的儿子）、朗斯特德特以及杜洛兹，杜洛兹也许是赛场上的最佳后卫。” 于是，在第二场与圣本笃预备学校比赛时，好了，他们一开始就让我上场。 不过，你应该记得，我之前炫耀过我们是如何打败圣约翰队，队里是如何少不了我这个老圣约翰的。我得了一枚奖牌，这你知道，挂在我家后院的门上。是圣本笃奖牌。有个爱尔兰姑娘曾对我说过：“依照你古盖尔人的血统，每次搬进新房，你必须做两件事情：买一把新扫帚，在厨房门上别一个圣本笃奖牌。”这倒不是我获得那枚奖牌的原因，不过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与罗格斯比赛结束之后，利贝尔教练听说了有关我带球进攻的情况，此时，他的守卫教练克利夫·巴特尔斯 [12] 对我产生了兴趣，大家都跑到贝克体育场来观看新来的怪才持球跑动进攻。克利夫·巴特尔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一，与雷德·格兰奇和其他人同属一个档次，不管怎么说，是最优秀的带球进攻球员之一。记得小时候，我九岁时，有个星期天老爸突然说：“走，安吉，蒂宁，蒂让，都上车吧，我们开车去波士顿看‘波士顿红皮人队’进行职业橄榄球比赛，了不起的克利夫·巴特尔斯今天将带球进攻！”因为交通堵塞，我们没能如愿以偿，又或是因为半路上我们在切尔姆斯福德、邓斯特布尔或者某个地方吃冰淇淋和苹果耽搁了，结果去新罕布什尔州探望了祖母琼。在那些岁月里，我一直保存着所有精美的体育消息剪报，小心翼翼把它们与我自己的体育文章一起贴在我的笔记本里，因此我非常熟悉克利夫·巴特尔斯。在与圣本笃队比赛的前夜，我们新生正在训练的时候，突然克利夫·巴特尔斯来了，他走到我跟前说：“这么说你就是那个伟大的杜洛兹？在与罗格斯比赛时带球跑动那么棒？我们来看看你能跑多快。” “您是什么意思？” “我与你比赛跑到淋浴房；训练结束了！”他站在那里，六英尺三的个子，笑容满面，身着教练裤、防滑鞋和运动衫。 “好吧，”我说完就像小鸟一样开跑了。上帝知道，当我们朝球场尽头的边线冲去时，我领先他五码，但是他长着羚羊一样的长腿，尾随我而来，就在球门柱下超过了我，领先我五码，在淋浴房门口站住，双手叉着腰说： “怎么，你跑不动啦？” “嘿，见鬼，您腿比我长！” “你会很出色的，孩子！”他轻轻拍了拍我说，随后哈哈笑着离开，“明天见！”他回头道别。 这是迄今为止我在哥伦比亚遇到的最令我开心的事情，因为我当然也高兴不起来：我还没有阅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约翰·穆勒 [13] 、埃斯库罗斯 [14] 、柏拉图、贺拉斯 [15] 以及其他一切老师布置我们阅读的不为人们所熟悉的书籍。 七 与“圣本笃”队的比赛来临了，一大帮装腔作势的家伙，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让我想起一年前在高中我们对阵过的可怕的布莱尔队，还有那个莫尔登队，球员个子高大，模样凶恶，眼睛下方抹了油脂，防止太阳的强光；他们穿着难看的棕红色的统一运动服，与我们有点傻乎乎的（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印着深蓝色号码的淡蓝色服装形成鲜明的对比。（“Sans Souci”是哥伦比亚校歌的名字，意思是“无忧无虑”，哼！）（还有橄榄球战歌名为“吼叫吧，雄狮，吼叫” [16] 。听上去更像那么回事。）我们进了赛场，在球场里排成一行，我看见边线上站着陆·利贝尔教练，他终于在那里认真看了我一眼。他一定已经听说了有关与罗格斯队的比赛情况，他得考虑明年的守卫队员。我想，他已经知道我来自马萨诸塞州，是个有点疯狂的法国孩子，不太懂橄榄球，不像他特别钟爱的那些来自曼哈顿的了不起的意大利孩子，这些人此时已经是校队的明星了（陆·利贝尔的真名叫吉多·皮斯托拉，他来自马萨诸塞州）。 圣本笃队开球。他们摆好阵容，我按照指令深入到球门线附近的中卫位置，我自言自语：“妈的，我要让这些孬种看看，来自洛厄尔的法国男生是如何带球进攻的，让克利夫·巴特尔斯和整个球队瞧瞧，站在克利夫·巴特尔斯身边的那个老家伙是谁？嗨，朗斯特德特，克利夫·巴特尔斯身边那个穿外套的家伙是谁？靠近水罐的那个？” “他们告诉我那是来自军队的教练，厄尔·布莱克 [17] ，他只是在消磨下午的时间。” 哨声响了，圣本笃队开球。球摇摇晃晃从空中飞入我的怀抱。我抓稳橄榄球，朝着箭头指引的方向，沿着赛场直愣愣冲了过去，不躲闪，不顾盼，也不低头，而是对准每个人直接冲了过去。他们都聚集在中场那里，扎堆凶猛阻截和推挡，因此他们能够这样或那样突破防线。一些穿红色球衣的本笃队员突破防线，从三个有利角度直接向我冲来，但是角度非常窄小，因为在我像箭一样直冲中场核心时，已经确保达到这种效果。所以当我到达中场时，十一个大个子在那儿等着狠揍我一顿，再把我压得喘不过气；不过，我完全不看他们一眼，依然径直朝他们冲去：他们手臂靠拢，想窒息我：这是心理上的。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我头脑里盘算的是突然（我就是这样做的）飞奔，或者溜掉，一忽溜转向右边，把他们全撂在那里傻乎乎地喝西北风。我竭尽全力飞奔，尽管我穿着沉重的橄榄球运动衣，我还是能疾驰如飞，我已经说过，因为我的腿很粗，又有径赛运动员的速度，眨眼间我已经独自一人抵达边线，赛场上其他二十一名运动员都站在中场懵了，于是转身随我而来。我听见边线上响起阵阵欢呼声。我冲啊冲，铆足全力一直到达三十码线、二十码线和十码线，我听见身后愤怒的喘息声，回头一看，有个同样腿长的老边锋赶了上来，像克利夫·巴特尔斯一样，像去年那个家伙一样，像纳舒厄球赛里那个家伙一样，当我到达五码线时，他的大手抓住了我的颈背，将我按倒在地。我持球跑动进攻九十码！ 我看见陆·利贝尔和克利夫·巴特尔斯，还有我们的教练罗尔夫·菲尼高兴得直搓手，在边线上像小希特勒一样跳起了舞。看来圣约翰队没有机会对阵圣本笃队了，因为此时此刻，很自然，我不管怎么说已经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愚笨的四分卫想让我独自持球触地得分。我实在是力不从心。我想质疑他的指令，可我不能那样做。于是，我气喘吁吁地冲进对方的防线，结果被压倒在五码线处。然后，朗斯特德特尝试持球进攻，结果圣本笃队的强大防线把他压倒在地；紧接着，我们也失去了最后一次持球进攻触地得分的机会，在三码线处，所以不得不后退让圣本笃队踢悬空球。 到了此时，我已经恢复了体力，做好了再奔跑一次的准备。但是那个飞向我的悬空球是那么的高，旋转着，非常棒，我看这个球要花一个小时才能落在我的手中，我真应该举起手臂，争取合法接球，然后将球触地，让我们球队从那里开始进攻。但是，我没那样做，爱虚荣的杰克，尽管我听见身后两个前场运动员几乎在说：“来，一起上！”我感到他们的四只大手像老虎钳一样夹住我的踝关节，每边各有两只手，我高傲地喘着粗气，狠命地扭动整个身子，试图摆脱他们的钳夹，然后继续往前奔跑。可是，圣本笃他们的钳夹已经将我死死锁定在那里，我仿佛像一棵树，或者像一根铁柱插在地里。我全力做了个翻转身体的动作，只听见噼啪一下响亮的声音，我的腿断了。他们让我仰面躺倒，将我轻轻放在草地上；他们看着我，观点达成一致：“对付他 ，只能这样，不能错过 这个机会（大意如此）。” 我在别人的帮助下一瘸一拐地离开赛场。 我进入淋浴房，脱了衣服，训练员帮我按摩右腿肚，说：“噢，只是扭了扭，不碍事，下周与普林斯顿比赛，我们会让他们再次尝尝完好如初的数一数二的小伙子杰克的厉害！” 八 可是，老婆，是一条腿断了，胫骨裂了，就像爆裂了一根铅笔大小的骨头，但那根骨头因为毛线裂纹仍旧粘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你只要用两个手指轻轻一扭，铅笔就会裂成两半。但是，没人知道这种情况。那整整一个星期，他们一直说我太孱弱娇气，要我打起精神，四处奔跑，别再一瘸一拐的。他们有搽剂，各种各样的，我试着跑起来，我奔跑，训练，奔跑，但一瘸一拐越来越严重。最后他们把我送进哥伦比亚医学中心，拍了X光片，发现我右腿的胫骨已经断裂，我拖着断了骨头的腿奔跑了一个礼拜！ 对这事我并不怨恨，老婆，只是陆·利贝尔教练一直说我装腔作势，让新生教练们别信我“喊痛”，逼我“把痛感跑掉”。你是没法把断腿跑好的！就在那时，我发现陆出于某种我永远没法理解的原因，对我耿耿于怀。他总暗示我是个没用的人，我长着两条粗腿，他应当把我安排在对阵开球线上，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后卫球员”。 然而（我想现在我知道是何缘故了），就在那年夏天，我忘了提一下，弗朗西斯·费伊请我到波士顿学院的体育场把我彻彻底底测试了一番。他说：“你真的一定要到BC [18] 来，我们这里有一种体系，圣母大学体系，我们起用像你这样的后卫，在赛场上用优秀对阵开球队员为他开辟自由的活动空间。在哥伦比亚那边，陆·利贝尔让你从侧翼绕圈子进攻，你得猛跑二十码，然后卷入一场混战，他那一套KT79逆向打法多么的愚蠢！你最多也许能设法躲开对方的边锋，但是对方第二防线队员马上就会朝你压来。而在我们队，则是‘呼’的一下直接穿过阻截队员、后卫，或者穿过右边锋或左边锋，大获全胜。”随后，费伊让我穿上运动服，叫来了他的守卫教练麦克卢汉，说：“看看他实力如何！”我独自与麦克留在赛场上，面对着他。麦克手持橄榄球说： “好吧，杰克，我将用中锋投球的方式将这个球投给你；你得球后，像前卫那样用任何你想使用的方法逃离。如果我用手碰到你，你就出局，这是打个比喻，你他妈的当然知道我会触摸到你，因为我曾经是东部地区最快的守卫球员之一。” “呸，你是吗？”我心里想，嘴上却说，“好吧，投球吧。”他站在球场中间，面对着我，直接将球掷给我，我拔脚就跑，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他不得不扭头眼看着我从他的左侧跑过，这可不是“哈佛的谎言”。 “好吧，”他不情愿地承认，“你并不比我跑得快，可是，天晓得你从哪里得到那种突然起跑的爆发力？径赛运动？” “是的。”后来在波士顿学院的淋浴房里，我正在擦干身子的时候，听见费伊和麦克在教练的淋浴房里议论我，我听见麦克对费伊说： “弗兰 [19] ，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前卫。你得把他弄到BC来！” 可是，我还是去了哥伦比亚，因为我想去发掘纽约，成为负责采访大城市的大记者。但是陆·利贝尔有什么权利说我不是个优秀的带球进攻橄榄球运动员。老婆，听听这段趣事：前一年冬天，在霍勒斯·曼，弗朗西斯·费伊约我在时报广场见面，带我去看威廉姆·萨洛扬的戏剧《我的心在高原》；剧场休息时，我们去楼下厕所，我敢肯定我见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练罗尔夫·菲尼，他从人群后面注视着我们。此外，他们随即派了乔·卡拉汉到纽约带我外出游览，并进一步劝我去波士顿学院，最后圣母大学也来做我的工作；但是，我却来到这里，上了哥伦比亚，爸爸丢了工作，教练认为我毫无价值，他甚至真的不信我断了腿。 几年后我就这件事在长岛报纸《新闻日报》的体育版上发表了一首诗歌，抒情颇为贴切，因为这件事还牵涉到之后父亲与陆的争吵，父亲指责他没有充分发挥我的作用；还有陆没有兑现某种许诺，他曾答应帮助父亲在纽约找一份排字员的工作，可毫无结果： 致陆·利贝尔 我父亲认为你对他说话不算数 说他不喜欢你 他觉得自己那么寒碜，没脸进你的 办公室；他那么衣衫褴褛 他梳理了头发，与我一同进了 职业介绍所 让我代表我俩 单独跟那人谈谈，然后唉声叹气 我们悔恨着回家，回到洛厄尔；那里 慈祥的母亲照样端出了馅饼。 第一场球赛，在罗格斯， 我发疯似的持球奔跑，克利夫不在那里· 他不信他在《观察家》上读到的 “谁是那个杰克” 于是我参加了对圣本笃队的比赛 不愿意被他们那些孬种抓住 我接到开球，直奔那些家伙， 忽东忽西奋力突击 朝着五码线狂奔， 你在那里，你还记得吗 我们没有首次持球触地得分；我 接到了悬空球，却折断了我的腿 永远别再说什么，在雄狮餐厅 美餐一顿热乳脂圣代和牛排。 不过，我的断腿上了石膏，在两个完好的腋窝下拄着两根拐杖，这倒成就了一件好事：每天晚上，我一瘸一拐去雄狮餐厅，哥伦比亚大学壁炉和红木家具式的餐厅，大摇大摆地坐在炉火前的贵宾席上，看着男生和女生们跳舞，每个愉快的夜晚都点同样珍稀的煎里脊小牛排，将拐杖横放在餐桌上，细细品味，吃完牛排，再点两份热乳脂圣代作为甜点，整个秋天过得美妙无比。 我确实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起诉或小题大做，我享受这份悠闲、牛排、冰淇淋和荣誉，一生中我在哥伦比亚第一次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研读托马斯·沃尔夫完整的令人惊叹的纯真世界（也更不必提那些课程作业了）。 不过，许多年以后，哥伦比亚仍不断给我寄来我在训练餐厅就餐的账单。 我永远不付那种账单。 我为什么要付那种账单？天气潮湿时，我的腿仍然疼痛。呸！ 常春藤盟校也真够意思。 如果你没说出你想要说的话，写作还有什么意思？ 九 啊，那个美丽的秋天，坐在书桌前，抽着像我上石膏的腿那样裹着的喷香的雪茄烟，听着美妙的西贝柳斯 [20] 芬兰交响乐队演奏的乐曲，即便在今天，一听到芬兰交响乐，我就会想起那喷香的陈年雪茄烟味，尽管我知道那乐曲都是表现对雪的钟爱。我昏暗的台灯，在我的面前展开着汤姆·沃尔夫 [21] 不朽的话语，他谈到美国的“各种天气”、仓库后面旧建筑淡绿色涂料剥落的外观、朝西延伸的跑道、铁路那边印第安人的声响、他古老诺斯·卡利尼山里的浣熊毛皮帽子、波光粼粼的河水、密西西比河、谢南多厄河、格兰德河……我没有必要试着去模仿他说过的事情，他只是唤醒我把美国看成一首诗歌，不要把美国看成是一个艰苦奋斗流汗苦干的地方。这位黑眼睛的美国诗人主要令我想游逛，想流浪，想看看真正现实的美国，“从来没被说过的美国”。如今，他们说只有青少年才欣赏托马斯·沃尔夫，但是，不管怎么说，读过他的作品之后你就很容易这么说，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作家，他的散文诗你大概只能读一遍，深深地慢慢地品味，边读边发现，发现之后，便离他而去。他充满激情的段落你可以一遍遍反复阅读。如今，哪里还有汤姆·沃尔夫研讨班？为什么托马斯·沃尔夫在他自己的时代里遭受极度轻视？因为施瓦兹先生 [22] 可以等待。 我坐在书桌前，打开书本，自言自语：“现在快七点半了，我们将一瘸一拐去那个古老的雄狮餐馆，吃煎里脊小牛排，品尝热乳脂圣代，喝咖啡，然后再一瘸一拐地去一百一十六街的地铁车站（一边记住克威克教授和他数学的系列数字），乘车前往时报广场，去看一部法国电影，看让·迦本紧闭双唇说‘ca me navre [23] ’；或者看路易·茹韦走上楼梯时松垮的背影；或者米歇尔·摩根 [24] 躺在海边卧室里带着酸楚的苦笑；或者当汉德尔在为工作祈祷时，哈里·博埃 [25] 跪着；或者雷米 [26] 在市长的下午野餐会上尖声喊叫；法国电影放映结束后，连续放映两部美国电影，也许是乔尔·麦克雷主演的《和平联盟》，看泪眼婆娑、痴缠、甜美的芭芭拉·斯坦威克抓牢他；或者也许去看夏洛克·福尔摩斯抽着烟斗，拖着康沃尔人特有的细长身影，而华生医生在火炉旁一边吐着烟云一边翻阅医学巨著，卡文迪什夫人，还是其他什么名字，端着冷的烤牛排和麦芽酒上了楼，用这种办法，夏洛克就能破解莫里亚蒂博士最新想出的坏主意……” 校园的灯光，恋人们手挽着手，十月下旬秋叶飞舞，匆匆过往的学生热情满怀，图书馆里灯火通明，所有的图书和愉悦以及这个世界大都市就在我断腿的脚下…… 在一九六七年回想一下这种情景：我甚至习惯了拄拐杖，去哈莱姆看看正在发生的事件，在一百二十五街以及周边地区，我有时透过简陋棚屋肋骨似的窗户看人们翻烤小排骨，或者看黑人在街角处高谈阔论；对于我来说，这些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奇异人群。我忘了在前面说了，一九三九年我在霍勒斯·曼的第一个星期，在整整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和傍晚，我背扣双手，实际上走遍了哈莱姆，观察这个新世界的每个角落。为什么没有人突然来到我的面前，向我兜售毒品，或者揍我，或者抢我？这些黑人看见了什么？他们看到了一个穿着花呢衣服的大学生，在研究街道。人们尊重这类事情。反正我的样子一定很古怪。 于是，我会走进雄狮餐厅，坐在炉火前我常坐的那把椅子里，服务员（都是学生）会给我端来晚餐，我会边吃边观看舞女表演（其中一人特别漂亮，名叫薇姬·埃文斯，我喜欢她，她是个威尔士姑娘），随后，我会去时报广场看电影。从来没有任何人打扰过我。反正我身边向来没什么钱，大概只有六十美分，脸上一定也显出那种神情，一脸天真无邪。 此时，我也有时间在房里开始撰写“沃尔夫式”的宏伟故事，记日记；今天看来，这些作品都拖沓乏味，但在当时，我认为自己写得挺好。我有个黑人学生朋友，他来帮我温习化学，化学是我的弱项。法语课上我得A，物理大概得B或C+。我在校园里一瘸一拐四处走动，高傲得像某个滑雪大师。我身着花呢外套，拄着拐杖，我变得非常受人欢迎（也是因为此时我打橄榄球的声誉），有个来自“范安俱乐部”的家伙竟然发起了一个运动，想选我当来年二年级的学生会副主席。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九四一年，二年级以前，我是没法打橄榄球了。为了消磨时间，那年冬天我为校报写了一些体育报道，采访田径教练，替从霍勒斯·曼来不断看望我的男生们写了一些学年论文。我与迈克·亨尼西一起，我以前说过，在一百一十五街糖果杂货店前的街角处厮混；有时与小威廉·F·巴克利一起在百老汇消磨时光。一瘸一拐地前往哈得孙河，坐在滨河大道的长凳上抽雪茄烟，面对河面上的迷雾浮想联翩；有时乘坐地铁去布鲁克林区探望继外婆蒂玛和伊冯娜以及尼克继外公；我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已经不用拄拐杖了，我的腿基本上已经痊愈了。 怀着感伤的心情，我在母亲的圣诞树前与G. J. 一起喝波尔图葡萄酒醉了，不得不踏着格肖姆大街的积雪把他抬回家。在“海军准将舞厅”里寻找玛吉·卡西迪，找到了她，邀请她跳舞，再次坠入情网。在厨房里与老爸长谈。 生活是有趣的。 看看这段精彩的小插曲：可能发生在菲伽马德尔塔兄弟会 [27] 会馆里，我是个“立誓入会成员”，但拒绝戴蓝色小无檐便帽，事实上，我要他们把它随便处理掉，我反而坚持要他们把那个几乎空了的啤酒桶给我，黎明时刻将酒桶举在我的脑袋之上，倒尽桶里残存的啤酒……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在一百一十四街空无一人的兄弟会会馆里，除了也许楼上有一两个家伙在睡觉，整栋楼没亮一盏灯，我坐在兄弟会休息厅的一把安乐椅里，大声播放格伦·米勒的唱片，听得几乎失声痛哭。格伦·米勒、弗兰克·西纳特拉与汤米·多尔西合唱的《我爱的那个人属于别人》和《一切事情都发生在我的身上》，或者查利·巴尼特 [28] 的《切罗基人》、《我的这份爱》。整个校园都在帮助患瘫痪或痉挛性麻痹症的菲利普·克莱尔博士，我们最近一直在玩他为《美国纽约日报》设计的纵横填字游戏，他喜欢我，因为我是法国人。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老朋友乔·哈特来到我宿舍的房间里，头上的破帽子全被雨水淋透了，他视线模糊地说，“今晚耶稣基督正在朝地球撒尿呢！”在西区酒吧，酒保约翰尼两只大手撑着柜台，目光越过众人的脑袋朝外面看去。在外借图书馆里，我正在研究扬·瓦尔廷 [29] 的《逃出黑暗》，在今天，这依然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我在“洛氏纪念图书馆” [30] 里遐想各色各样的图书馆，或者其他某件事情。告诉过你了，生活是有趣的。穿着高统橡皮套鞋的姑娘们在雪地里。巴纳德 [31] 女生们像四月成熟的樱桃越来越秀色可餐，天哪，谁还有心思去读法语书？我坐在河畔公园的长凳上，有个高个子的怪家伙走到我跟前说：“你阴茎多粗？ [32] ”我说：“我希望套在脖子上。”特克·塔兹伊克，来年大学代表队的边锋，在我房间里喝醉了酒大哭大喊，告诉我他曾经有一次蹲在宾州一个小镇的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拉屎，真是丢尽了脸。有些家伙就在西区酒吧外面的人行道上撒尿。兄弟会休息厅里游手好闲的家伙们坐在宿舍休息室里无所事事，双腿高高地搁在其他椅子上。布告板上用大头针钉着一些短讯，告诉你在哪里能购买到衬衫、交换收音机、搭车去阿肯色州，或者去哪里自杀，大致是这个意思。我的腿好多了，此时，我在约翰·杰伊餐厅当服务员，也就是说，我是个咖啡招待，我左手托着咖啡盘四处走动，挺爱打听别人的隐私，绅士和女士朝我点头致意，我走到他们的左侧，朝他们的杯子里倒美味咖啡；有个家伙对我说：“你认识那个你刚才倒过咖啡的古怪老头吗？托马斯·曼。”我的腿好多了，我漫步在布鲁克林大桥上，回忆着一九三六年那场暴风雪，当时我十四岁，我妈带着我来布鲁克林探望蒂玛继外婆：我随身带着我那双洛厄尔防水套靴，我说：“我要出去，去布鲁克林桥上走走，然后回来，”“行。”寒风呼啸，雨夹雪冰凉刺骨，我满脸通红穿越大桥，很自然，桥上空无一人，只来了个身高大约六英尺六的男人，身体臃肿，脑袋瘦小，阔步朝布鲁克林的方向走，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一边大踏步行走，一边沉思冥想。知道那个怪老头是谁吗？ 托马斯·沃尔夫。 请看第五部。
[1] W.C. Fields（1880—1946），美国喜剧演员。 [2] William Saroyan（1908—1981），美国剧作家、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剧作《我的心在高原》、故事集《我叫阿拉姆》、长篇小说《人间喜剧》等。 [3] 英语，婊子、下贱女人。 [4] “Begin the Beguine”，1935年由科尔·波特（Cole Porter）创作的百老汇著名歌曲。 [5] Anzio，意大利拉齐奥地区一沿海城市。 [6] Hugh Herbert（1887—1952），电影喜剧演员，所表现的人物常常心不在焉、紧张不安，口中念念有词。 [7] 美国大学男生联谊会常以希腊字母命名，并有秘密仪式和活动。 [8] Scranton，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一个城市。 [9] 美国一播放古典音乐的电台。 [10] Emily Post（1872—1960），美国作家、报纸专栏作者，尤其以有关社交礼仪的评论文章著称，著有《礼节：社交惯例蓝皮书》。 [11] the Morningsiders，可能指到老院长位于莫宁赛德大道府上吃过饭的那些球员。 [12] Cliff Battles（1910—1981），美国职业橄榄球前卫运动员。 [13]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主要著作有《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学原理》、《论自由》、《功利主义》等。 [14] Aeschylus（前525—前456或455），古希腊悲剧诗人，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一起被称为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有“悲剧之父”的美誉。 [15] Horace（前65—前8），奥古斯都皇帝时期杰出的拉丁抒情诗人和讽刺作家，著有《歌集》、《书札》等作品。 [16] “Roar Lions Roar”，由著名音乐家罗伊·韦伯（Roy Webb）于1925年在哥伦比亚读本科时，为哥伦比亚橄榄球“雄狮队”创作的战歌。 [17] Earl Blaik（1897—1989），美国橄榄球选手、教练、美国军队官员。 [18] 即Boston College，波士顿学院。 [19] Fran，费伊的昵称。 [20] Sibelius（1865—1957），芬兰作曲家，作品具有民族特色和艺术独创性，主要作品有交响诗《芬兰颂》等。 [21] Tom Wolfe，即托马斯·沃尔夫。 [22] Mr. Schwartz，是托马斯·沃尔夫小说《天使望故乡》笔下的一个人物。 [23] 法语，让我伤心。 [24] Michèle Morgan（1920—），法国女演员。 [25] Harry Baur（1880—1943），法国男演员。 [26] Raimu，法国男演员朱尔·奥古斯特·米雷尔（Jules Auguste Muraire，1883—1946）的艺名。 [27] Phi Gamma Delta fraternity house，1848年在华盛顿杰弗逊学院成立的大学兄弟会，成员遍及美国和加拿大。 [28] Charlie Barnet（1913—1991），美国爵士音乐家，萨克斯管演奏家。 [29] Jan Valtin（1905—1951），德国共产党人，苏联间谍，后投奔美国，写过《逃出黑暗》等多部小说。 [30] Low Library，全称应该是Low Memorial Library，1895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思洛（Seth Low）为纪念其父亲出资100万美元建造的。 [31] Barnard，可能指Barnard College，1889年建立的女子学院，附属哥伦比亚大学。 [32] How you hung？也可译成“你想如何上吊？”hung有很多意思，这里与后面的“hung（上吊）”系谐音戏说。 第五部 一 那年晚春，大约我大学一年级结束二年级即将开始的时候，我与老爸在时报广场看完一部法国电影，正从地铁闸机验票口出来，对面来了查德·斯通，还有一帮哥伦比亚大学的橄榄球队队员。顺便提一下，查德命中注定要成为哥伦比亚校队的队长，后来当了医生，三十八岁就死了，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他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莱明斯特，身材高大，模样英俊，他对我说：“啊，杰克，你已经当选二年级学生会副主席。” “什么？我？” “只多一票，你这家伙，只比我多一票。”这是真的。父亲立刻带我去时报广场邋遢的摄影亭拍了照片，但他几乎连做梦也没想到，我那狂风骤雨般的大学二年级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此时正值一九四一年五月，世界即将发生许多重大事件。但是这二年级学生会副主席的唬人鬼话对我的化学教授，某某博士，不起任何作用，他抽着烟斗告诉我：我化学课程不及格，暑期必须在洛厄尔家中补习，否则将失去我的奖学金。 化学课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九四年秋，我第一天走进教室，或者说实验室，看见所有那些讨厌的管子和味道难闻的管道，看见那些穿着工作裙的疯子摆弄着硫黄和糖蜜，我对自己说：“哎呀，我再也不来上这种课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法忍受。不过也挺有趣，因为后来我或多或少成了个“药品 [1] ”专家，我的确得以了解不少有关化学和化学配重方面的知识，为了使大脑达到某种兴奋程度，我有必要掌握这些知识。可是，糟了，化学得了个F，我人生中第一次有课程不及格，而且教授非常当真。我不打算跟他求情。他告诉我去哪里寻找必要的书籍、管子以及浮士德式稀奇古怪的玩意，把它们带回家去过暑假。 这年暑假在家中过得很懊恼，因为，我完全不愿意复习化学。我想念我的黑人朋友乔伊·詹姆斯，正如我说过的，一年来他一直尽力帮我温习应付考试。 那年夏天回家，我没有复习化学，而是四处玩耍，游泳，喝啤酒，为自己和洛西做特大的汉堡三明治（他称之为“你特制的扎格汉堡”，因为它们只不过是在许多货真价实的黄油里炸过的汉堡，外加新鲜面包和番茄酱）。当八月下旬来临之时，我依然没有特别补习过任何功课。不过，此时，按照陆·利贝尔还有其他一些朋友的计划，他们已经准备让我重修这门课程，因为这时我们要与一个球队赛球，不管怎么说，凭我聪明的脑袋，我也许能重修通过这门课程。但是很奇怪，我不想这么做。 那年夏天，沙巴斯加入了我青少年时代的那帮朋友：G. J. 、洛西、斯科奇奥等，我们甚至发疯似的开了一辆破汽车去佛蒙特州旅游，在树林中一个花岗岩采石场的游泳洞穴里，第一次喝威士忌，喝得酩酊大醉。在游泳洞穴里，我醉醺醺地深深吸了口气，然后潜入二十英尺深处，待在水下，在一片漆黑中睁眼傻笑。可怜的沙巴斯以为我淹死了，一下子脱掉所有的衣服，潜入水中寻找我。我突然从水中冒了出来，哈哈大笑。而他却在岸上大声哭泣呢！（圣沙巴斯是一个六世纪希腊正教寺院的创始人，现葬于耶路撒冷圣墓 [2] 教堂，一九六五年本尼迪克托斯主教主持了安葬仪式。）我又喝了一口威士忌，抓了一棵约五英尺高的小树，将它绕在我赤裸的后背上，试图将它连根从地里拔起来。G. J. 说他将永远不会忘记：他说我试图将整个佛蒙特州连根拔起。从那以后，他称我“疯狂大力士”。我们继续喝威士忌，我看见格林山 [3] 在移动，这是在释义海明威在睡袋中看到的景象。我们醉醺醺病怏怏地驾车回洛厄尔，一路上，我躺在沙比的大腿上，他哭哭睡睡，整整一个晚上。 后来，我和沙比好几次免费搭车去波士顿看电影，在波士顿公园懒洋洋地躺着，看着人们从面前走过；有时，沙比会突然站起来，在临时演讲区发表列宁主义的演说，许多鸽子在四周不愿离去，观看这些令人讨厌的争辩。沙比穿着白得令人炫目的衬衣，黑色鬈发乱蓬蓬的，他慷慨激昂，对每个路过的人大谈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这太好了！在那些岁月里，我们都赞成列宁主义，或者说，亲近不管什么样的共产主义者，直到我们发觉电影《封锁》中的亨利·方达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反法西斯理想主义者，而是法西斯主义的对立面，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分子希特勒和反法西斯的斯大林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或者说，如今，法西斯分子林肯·罗克韦尔 [4] 和反法西斯主义者埃内斯托·格瓦拉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或者你列举自己的例子？此外，我是否可以心平气和地在这里说，我在哥伦比亚学院学习他们称之为“现代文明”课的过程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罗素以及其他各色各样蓝印著作（印在蓝色纸上显得很美观）之外，该校教授了我些什么知识呢？整个学习期间，课程设计师就是那个称作“活人”的隐形怪兽。 我也几次与迪基一起免费搭车去波士顿，闲逛码头区，看看我们能否搭乘一艘轮船去香港，成为维多·麦克劳伦式的大冒险家。七月四日 [5] 那天，我们都去波士顿，在斯科雷广场溜达，寻找不见了踪影的女人。大多数星期五的夜晚，我都在洛厄尔的森特维尔一棵苹果树下，与莫·科尔一起，颂咏书中每一句流行曲调：天哪，我们真能唱！后来，她在本尼·古德曼 [6] 乐队的伴奏下演唱过一段时间。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下午，她曾来探望过我，身着红色消防紧身衣，脚蹬高跟鞋，哇，真酷！（在这本书中，我不会提及太多的恋情，因为尽管我很虚荣，但我想我最不会默许姑娘们在恋情方面的种种怪异冲动。） 不过，夏天还在沉闷地继续，我还是没把化学弄懂。我父亲一直在外地当排字员，他有时在马萨诸塞州的安多佛，有时在波士顿，有时在康涅狄格州的梅里登，此时，他在紧靠北边的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决定迁居到那里。我姐姐此时已经结婚。我们在打包装箱的时候，我独自四处游逛，星空底下夜游波塔基特维尔的树林，写了一些忧伤的歌曲，比如《拣起我的标桩，浪迹天涯》。但是，这不是我想说的要点。 一天晚上，我表妹布兰奇来访，坐在堆满搬家箱子的厨房里跟我妈闲聊。我坐在外面门廊里，两腿搁在栅栏上，身体向后大幅度倾斜，眼睛凝视着满天星星，银河，整个天空清澈无比。我瞧啊瞧，直至星星也回看我。天哪，我在哪里？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 我走进客厅，坐进我父亲深深的旧安乐椅中，进入了我一生中最胡乱的白日梦之中。这很重要，这是故事的关键，亲爱的老婆： 当老妈和表妹在厨房里聊天时，我浮想联翩，我幻想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上二年级，我家就在纽黑文，也许靠近耶鲁大学校园；我的房间里灯光柔和，雨水拍打着窗台，窗玻璃片上雾气腾腾，想啊想，一直想到橄榄球和学习。我将成为风靡一时的带球进攻队员，每场球赛我们都大获全胜，先后与达特茅斯、耶鲁、普林斯顿、哈佛、佐治亚、密歇根、康奈尔等名校比赛，血战赛场，最后闯进了玫瑰杯争夺战。在那场比赛中，我比克利夫·蒙哥马利还要疯狂地在场上奔跑进攻。陆·利贝尔大叔一生中第一次伸出双臂拥抱我，并流下了眼泪。甚至他的妻子也拥抱了我。在举办玫瑰杯赛的帕萨迪纳体育场内，球队的男生们把我高高抬起，唱着歌一路行进到淋浴房。一月回到哥伦比亚校园，我通过了化学考试，成绩是A；随后，我悠闲地将注意力转向冬季室内径赛，并且决定参加一英里赛跑，用不到四分钟的时间跑完全程（在那时这种速度是很快的）。因为确实快，所以我将参加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几场大赛，最后用惊人的全速冲刺，击败了当今几位著名一英里赛跑运动员，将我的纪录提高到三分五十秒整。此时，全世界的人都在高呼：“杜洛兹！杜洛兹！”但是，我并不满足，春天里，我悠闲地外出支援哥伦比亚棒球队，在哈莱姆河上击球造成本垒打，每次球赛总能本垒打一两次，包括使球从垒包突然转向，从一垒偷偷跑往二垒，再从二垒跑往三垒，最后是球赛关键一跑，从三垒跑回本垒，加速，滑行，灰尘仆仆，“砰”触垒有声！此时，纽约扬基队四处寻觅我。他们要我成为他们的下一个乔·迪马乔 [7] 。我毫不在乎地拒绝了，因为我希望哥伦比亚橄榄球队一九四三年再次进军玫瑰杯。（哈哈！）不过，随后在半夜里对着浮士德骷髅的疯狂冥想中，我在地上画了几个圈之后，在河滨教堂哥特式高高的尖顶塔楼里与上帝对话，在布鲁克林大桥上与耶稣会面，让沙比在百老汇扮演哈姆雷特（我自己在街对面演李尔王），我成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写了一本大受欢迎充满魅力的书，每个人都在麦迪逊大街耸起他的眉毛。甚至克莱尔教授也在哥伦比亚校园里拄着拐杖追随我。迈克·亨尼西，与他父亲手拉着手，尖叫着冲上宿舍楼梯来找我。霍勒斯·曼所有学生都在田野里歌唱。“好啊，好啊，作家”，他们在戏院里高声呼唤我，戏院里正上演我最新的闲散剧作，一部可与尤金·奥尼尔和马克斯韦尔·安德森 [8] 媲美的戏剧，它使斯特林堡 [9] 目瞪口呆。最后，一帮嚼着雪茄烟的家伙来找我，想知道我是否愿意接受训练，与乔·路易斯 [10] 决战，成为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好啊，我就开始在卡茨基尔 [11] 悠闲地训练，六月的一个夜晚出山，与人高马大的乔当面对决，裁判向我们发出指令，随后比赛钟声响起，我神速出拳，很快把他揍了一顿，我的拳真是太狠了，他猛地倒退，从拳台拦绳上跌入第三排观众席，躺在那里昏死过去。 我是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最伟大的作家、世界一英里赛跑冠军、玫瑰杯以及纽约巨人队无可匹敌的橄榄球签约职业球员，此时，纽约每家报纸都主动让我挑选报社里任何一种工作，还有什么？成为网球明星？ 突然，我从这场黄粱美梦中醒了过来，意识到我所要做的是回到门廊里，再次观看星星，我凝视着星星，它们依然只是茫然地看着我。 也就是说，我突然意识到我所有的抱负，不管它们结果如何，当然了，你能从前面的叙述中看出，结果都相当平庸，容我打个比喻，再次援引梭罗的话，人类呼吸和“幸福星星叹息”之间的空间无论如何都是无关紧要的。 无论我做什么事，在什么时候做，在什么地方做，与什么人做，都无关紧要；就像我说过的那样，生活是有趣的。 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全都疯了，除了下一顿美味佳肴和下一次甜蜜睡眠，我们没有其他事可以为之奋斗。 啊，苍天里的上帝啊，这个世界多么笨拙，多么让人手足无措，多么愚蠢可笑！人们竟然以为他们能够从这里或那里，这处或那处，得到任何东西，在这过程中，以神圣坟墓腐烂的名义使他们神圣的坟墓腐烂。 化学闪学 [12] ……橄榄球、什穆 [13] 球……战争一定已经渗入我的骨髓。 当我从胡思乱想缓过劲来，抬头仰望满天繁星时，听见我母亲和表妹仍然在厨房里喋喋不休，谈论茶叶的事情，甚至听见我父亲在大街对面的保龄球场里高声喊叫，我意识到，要么我疯了，要么这个世界疯了；我选后者。 当然，我是对的。 二 不管怎样，我父亲还是去了纽黑文，开始干起了西黑文的那份工作，悠闲地干着，或者让其他人干这份工作，他在纽黑文的黑人贫民窟里为我们找了一间“公寓套房”。倒不是我母亲或父亲或我自己忌讳黑人，愿上帝保佑他们，而是套房的地板上满是碎玻璃和大便，窗户破烂，各种空瓶，灰泥斑驳，各种机件。我和妈妈从洛厄尔一路上跟着搬运卡车，然后搭乘纽黑文火车，黎明时刻到达那里，太阳升起时，铁路调车场上空飘浮着一股带着霉味的迷雾，我们走过一条条滚烫的街道，来到这个位于三层楼的垃圾“套房”。“你爸爸疯了吗？”妈妈说。母亲已经忙碌了好一阵，打包装箱料理事务，甚至奔下楼梯追赶可怜的蒂·格里斯，我们的猫咪，结果从楼梯上滑倒（在格肖姆大街），摔伤了她的臀部和一条腿。现在她到了这里，满怀希望，涂脂抹粉，坐了一夜火车，从洛厄尔出发之后，一路上火车开开停停，停靠伍斯特地区或是什么地方那些没完没了的荒唐的车站。现在她来到这里，发现这种房子甚至洛厄尔或塔什干最低贱的房东也不会租给最懦弱的库尔德人或外蒙古最傻大粗的可汗人，更不要说租给习惯居住打蜡地板公寓和庆祝圣诞节的法裔加拿大人了，他们拼命苦干，为的就是有个好居所。 于是，我们打电话给爸爸，他说他也不太清楚，他说他会给一位纽黑文的法裔加拿大房地产经纪人和搬家公司的人打电话，看看我们能找到什么样的房子。结果，法裔加拿大“奶酪”搬家公司在西黑文离萨文岩石公园不远处的海边有一栋小屋。此时，我们的家具搁在纽黑文的仓库里。我的小猫咪蒂·格里斯在路上某个地方从盒子里跳了出来，在搬运工人们停车吃饭的时候，永远消失在新英格兰的树林里。在仓库里，他们生搬硬推我们的家具，我看见妈妈梳妆台的抽屉摇晃了出来，里面的女用短灯笼裤、十字架、念珠、橡皮筋、玩具等一目了然；我突然想到，当人们离开家园，落入一帮不知好坏的家伙们的手里时，他们真是一筹莫展。不过，这位法裔加拿大人是个年近六十的老头，他操着动听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口音，满怀希望地说：“嗨，打起精神，là bas（那边 ），我们把这东西弄上卡车，下不下雨没关系，”——外面正在下倾盆大雨——“走，到你们海边的新屋子去。我租给你们每月六十美元，有那么沮丧吗？我们甚至应该买一瓶酒，一路上抿几口，都上卡车。”那人，然后爸爸，然后我，都一齐挤在门边，妈妈挤在我和爸爸之间。我们冲进雨里。我们开车前往长岛海湾的海滨，小屋就在那里。 他们停妥了卡车，来了其他法裔加拿大的搬家人员，好家伙，他们开始卸下所有的东西，匆忙把家具统统搬进屋里。这是一栋两层楼房子，楼上有三间卧室，还有厨房、客厅、取暖设备，你还能有什么别的奢求？高兴之余，也许因为喝了酒有点兴奋，我穿上游泳短裤，越过淤泥，冒着海湾刮来的狂风暴雨，奔向海滩。啊，灰色的巨浪滚动着，浪花飞溅，惊心动魄，这使我回想起了某些往事，也幻想着未来的某些事情。 因为，老婆，你知道我第一次见到海的情景吗？三岁时，有人带我去过索尔兹伯里海滩，我猜想，或者是汉普顿，我记得有人提议如果我穿上泳装就给我五美元，我拒绝了。那些日子里，我通常把自己锁在厕所里。那些日子里没人能见到我半裸身体。但是，我站在那里，三岁的小手举至额头处，眺望远处大海的地平线，好像我能看清大海是个什么样子，看透活生生涌动着的灰色海浪，诺亚方舟仿佛就漂浮在大海之上，忽隐忽现，重压之下方舟吱嘎作响，桅杆索具猛烈晃动，大海中央白色的浪花四溅波涛汹涌。我自言自语：“啊，独白的人，远处是何种皇家船只留下的船迹，是什么使吊杆单桅小帆船前行……在海盐和家园中有着何种痛楚呢？” 我可怜的母亲蜷缩在她新屋子的客厅里，看着我径直走进大海，开始游泳。我随着浪头一起浮至浪尖，随后又沉入浪谷，我尝到了浪花的咸味；我劈风斩浪继续迎着大海向前游去，我能看见海浪朝我涌来，我放声大笑，我奋力向前游，在海浪之间上下浮动，随着海浪的起伏我开始感到头晕，在灰色大雨中看见远处的地平线，一个巨浪打来，地平线消失了，我使尽全力朝一艘停泊在那里的船游去，并说：“我们到了！” 我们是上帝，我们是耶稣。我上了船，在那里颠簸了一会儿，船舷，船舷，船尾，船尾，回头看，我看见妈妈在招手，在欢笑，她跳进了大海。在海水底下，我故意往深处凝视，看看那里更加深沉的灰色……晴朗的早晨千万别这么做，暴风雨中千万别潜到海底去探个究竟，别再进一步朝海神 [14] 不幸福的Clous（“指甲”）游去。 蓝色旷野里的三个银色指甲。 三 第二天，当我父母正在想方设法以高兴的心情打开搬家运来的物品时，我又给他们增添了烦恼。这天阳光明媚，我再次穿上游泳裤，朝着距离最近的拦门沙径直游了一英里。我上了拦门沙（我已经沿着林荫大道边的梅里马克河来回练习游了很多次），一天下午在松树林里喝醉了酒，在松林小溪里来回游了大约一百次，几英里左右，作为游泳练习；之后来到沙洲，在九月初的阳光里睡了个午觉。黄昏降临，海水拍打到我的脚趾。我站起身来，朝我家的小屋往回游，我能看见一英里外那栋小屋。慢慢地，慢慢地，总是游得很慢，我的头像枕着枕头那样斜躺在波浪之上。我可怜的爸爸远远地站在海堤上，扬起手眺望，在搜寻他淹死的儿子。他似乎看见我正在游过来。“哈哈！”他高声呼唤我妈安吉，“他回来啦！” “什么？” “他回来了！那是他！游得非常慢！”我靠了岸，进了屋子，心想他们大惊小怪的干什么。“明天你是时候回哥伦比亚，开始你大学二年级的生活了，现在起别再四处闲荡了。到街角去一下，只不过一英里，买张晚报，买些冰淇淋、香烟、雪茄烟，给你钱……” “我们在这里会很开心的，”妈妈说。 “暴风雨来临时，海水会涌进你的客厅的，”我警告她。 这只是个避暑胜地，秋天和冬天没人光顾，而且十二月到三月海水真的会涨起来。沿着海滩走半英里路，山岩上有一栋富丽堂皇的房子，那是老演员海伦·特威尔翠丝 [15] 的家。后来我妈竟然跟她说上了话！ 你应该记得霍勒斯·曼的比尔·克雷斯基和吉恩·麦克斯托尔，还有另外一个家伙，他们开着一辆跑车，接我去纽约过新年。为了打点行装，我去阁楼取点东西，结果我双脚踏穿假天花板，一下坠落，正好胯部撞击横梁，疼得我高声喊叫，半个小时才缓过劲来。我们上了车，吻别了亲人，前往纽约城。 他们开车直接把我送到哥伦比亚大学训练馆的贝克体育场，陆·利贝尔正在训练馆餐厅的黑板上讲解他的打法，橄榄球队的队员们围成一圈，注意听讲，他们都朝我做怪脸，因为我晚到了一天。楼上是睡觉的床铺。早晨，早餐，硝酸钾，那样我们就不会好色，淋浴，扎绷带，肌肉疼痛，九月热辣辣的太阳下擒抱摔倒由助理教练扶着的傻兮兮的人体模型，那些拿着照相机的白痴这边躲那边藏，忙着给我们拍照。 今年哥伦比亚队的机会如何？没有机会，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因为队里唯一货真价实的球员是汉克·富尔，我们的四分卫，就在一天前，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即将启程。撒克里·卡尔不错。宾州的大个子特克·塔兹伊克蓄势待发，但是他们得为他配制隐形眼镜，他是个边锋。争球之后，大个子本·朱罗斯基跟我生气了，因为我闪过了他试图对我的拦截，在淋浴房里，他找到我，把我悬空拎起来，说：“你这个小畜生！”随后，他怒视着查德·斯通，可查德·斯通个子太大，他拎不起来。查德和我的职责就是用所谓的“高低手法”干掉朱罗斯基，也就是说，“你打他的高处，我打他的低处”，我打朱罗斯基的低处，查德打他的高处。查德身高六英尺三。我身高五英尺八五。有时我们成功整了朱罗斯基。他身高六英尺四，体重二百四十磅。 他们也许能组建一个好球队，但是战争即将爆发。 随后在练球时，我开始发现好老兄陆·利贝尔不打算让我加入赛前阵容，而是让我坐冷板凳，与此同时，老将利亚姆·麦克迪尔米德和斯派德·巴思却在咬牙挨过他们的大学最后一年。此时，作为带球进攻队员，尽管他们能随机应变动作巧妙，但速度没我快，身体没我强壮。谁先上场对陆·利贝尔来说都无所谓。可是，他在众人面前再次羞辱了我，他说：“你算不了什么炙手可热的带球进攻队员，你掌握不了KT79逆向诡骗打法。”——天哪，好像我打橄榄球就是为了“诡骗”一样——“首先，你要知道，你两腿粗壮，”——我的两条腿并不太粗——“我要把你训练成线上球员。” “好了，快跑！练习逆向打法去。” 我用眼神说：“这头两天我跑不快，我的两条腿很酸。” “没关系，”他也用眼神回答，这让我想起之前他让我拖着断腿跑了整整一个星期。 晚间，在吃完那些毫无意义的丰盛晚餐——牛排、牛奶和烘干面包——之后，我开始意识到：“今年，陆·利贝尔不会让我作为出场队员参赛，甚至是在与军队的比赛，与我最大的敌手阿特·贾纳对阵的时候（在洛厄尔高中时，阿特·贾纳把我推出淋浴，但受到俄瑞斯忒斯·格林格斯对他应有的责骂），也许甚至明年三年级都没有参赛希望，利贝尔想把他的意大利同乡迈克·罗马尼诺培养成一个大英雄，好吧，迈克当然是个优秀的传球手，但是他跑起来像皮埃特利卡，像一头老母牛。而且汉克·富尔将要离队。真见鬼！我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我凝视着昏暗的简易宿舍，心里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咳，没用的家伙，进入美国的夜晚吧，托马斯·沃尔夫的黑暗，这些大牌流氓橄榄球教练都见鬼去吧！努力当一名美国作家吧，说出真相，不再听任他们、任何人或那些蠢货的摆布……常春藤只是一个借口，可以让他们不费吹灰之力招到橄榄球运动员，而他们得到的却是美国的蹩脚货，足以让美国倒一千年胃口。你应该紧跟弗朗西斯·费伊……” 嗯，我记不全当时都在想些什么，我只知道，第二天晚间，晚餐过后，我将自己所有衣物全都装进我的箱子，就在陆·利贝尔餐桌前面的台阶下来回踱步，利贝尔正在那里与他的助理教练们研究我们打球的情况。由于训练过度，我断腿里的碎骨刺痛我的肌肉。我一瘸一拐的。“杜洛兹，你到哪里去？” “去布鲁克林，我继外婆家，把这些衣服拿去。” “这是星期六夜晚，明晚八点前回来。你打算睡在那里？” “是的。” “八点前回来。我们要做轻松的健身操，你知道的，躺在草地上，转转脑袋，滚动身子，那样在比赛中你就不会扭断你那愚蠢的脖子了。” “知道了，先生。” “八点回来。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乱七八糟的东西。家里寄来的礼物，脏衣服……” “我们这里可以洗衣服的。” “还有礼物啊信啊什么的，教练。” “好吧，八点回校。” 我离开了校园，带着我所有的衣物乘地铁去布鲁克林。我匆匆从箱子里取出几美元，跟尼克继外公道别，说我要回贝克橄榄球场去。我沿着布鲁克林九月炎热的街道走着，听到从布鲁克林每一家理发店都传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有关“我痛恨战争”的演说，乘地铁前往第八大道的“灰狗”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南方的票子。 我想去看看南方，从当一名美国船只侧倾清洁工 [16] 开始我的职业生涯。 四 迄今为止，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我的所作所为就是在告诉每个人：他们得跳入自己荒唐决定的汹涌大海之中。我也在告诉我自己：我得跳入自己荒唐决定的汹涌大海之中。多么刺激的海水浴啊！ 这种选择真令人痛快！我的身心被洗涤一清。公共汽车往南驶向马里兰州，我像个疯子一样欣喜若狂，仅仅是因为我看到了“真正的南方树叶”。一位来自纽瓦克的黑人坐在座位上不断跟我说话，说他在纽瓦克玩台球如何赢了，玩扑克如何输了点，现在去弗吉尼亚探望病危的爸爸。我真希望有足够的钱去弗吉尼亚，可是我的钞票只能到达华盛顿特区。华盛顿的街道一片凄凉，街道两旁都是邮箱，黑人们一个个都倚靠在上面。我租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满是臭虫，热不可耐，根本睡不着觉，我只好起来四处走动，天一亮，我就搭乘汽车回纽约，随后换车去纽黑文，那样我可以回家看望父亲。这是我第一次在路上。 父亲火冒三丈，于是我跟他解释说我不可能参加开赛或者任何我能预见到的赛事。“哼，”他说，“我从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一点，跟在洛厄尔高中时一样。杰克，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可是，没人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如果我有钱，我会给他们塞些钱……” “没关系，快打仗了，现在谁在乎呀？” “我在乎！” “我不在乎……如果所有那些与我一起长大的孩子，像迪基·汉普希尔，都去参战，而我不去，那我感觉糟透了。”（在法语里，这个词merde [17] 根本就不是个贬义词，这可千真万确。）（请相信我。） “那么，现在你打算怎么办？”老爸说。 “我听说本地一家橡胶厂有份工作，他们需要一个轮胎折边工，或者不管他们怎么称呼它……”那天晚上，妈妈和爸爸入睡之后，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边播放理查德·瓦格纳 [18] 的歌剧，一边凝视着月光如泻的海湾。我做梦也没想到，不久我就会有一天在这个海湾里扬帆远航。那是《女武神》 [19] 的选段《魔火乐曲》，但是我患有窦道病，一种病毒，几乎窒息而死。 早晨，我来到橡胶厂，得到了那份工作，整整一个上午在喧闹的满是橡胶粉尘的车间里折卷轮胎，用某种树胶把它们向内加工整理，到了中午我已经厌恶了这份工作，不辞而别，并且永远没去讨回那个上午的工钱。下午，在长岛湾渐渐拉长的阴影里，我踏上了归途，眺望一间间散布在小山上、俯瞰远处海湾的小屋；随后，我来到一个仙境般的娱乐场，透过秋天的落叶看见孩子们骑着旋转木马，伴随着《在昔日美好的夏天》的乐曲尽情欢乐。眼泪从我的眼睛里涌了出来。伟大的美国橄榄球明星球员、一英里明星赛跑运动员、世界拳击冠军、作家、剧作家只不过是一个像萨洛扬那样悲伤的年轻人，长着一头鬈发，正在暮色里看孩子们玩乐…… 啊，多有诗意啊！我回到家里，告诉爸爸我干不了那份工作。他说：“这里有你一张明信片，是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寄来的，你小时候的朋友乔·福蒂埃寄来的，他说能帮你找一份工作，去那里当个油猢狲 [20] 。” “好的，我明天就去。” “不是我们不想让你待在家里……可是每天早晨我不得不步行一英里去那个印刷厂，你还记得吗，上周你妈在纽黑文的沃尔多夫自助餐馆擦桌子，都希望你能在橄榄球队有所成就。我们瞎忙乎一阵，到头来还是老样子。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干点正经事呢？” “我们等着瞧吧。我会得到哈特福德那份工作的，让你看看。” “让我看什么？你这个没出息的小东西。” “我要让你看看，我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没有一个杜洛兹曾是伟大的作家……在写作这种把戏中从来没有杜洛兹这个名字！” “写作不是把戏……” “是雨果，巴尔扎克……而不是脂粉气的萨洛扬，和他那些花哨的书名！” 不过，第二天早晨早餐前，爸爸已经在外面海滩上捡蛤蜊，享受布雷顿新鲜的空气。妈妈高兴地在煎培根和鸡蛋。我装好了行李包，只要步行约一英里路，乘上去纽黑文市中心的电车，再跳上火车，就可以抵达哈特福德。太阳照在海堤上。 你会认为我已经向他们展示了如何游泳，所以我也能向他们展示如何一直游下去的。 五 在哈特福德，我得到了那份工作，这不是本书的重要部分，不过有一点应该说一说：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间，它在哈特福德大街的一家廉租寄宿舍里。我租了一台“安德伍德”牌手提式打字机；晚间，我下班后在大街上一家小酒店里吃了便宜的牛排，精疲力竭回到家里，随后便开始写每晚的两三个独创故事：这些短篇故事全都收集在一本名叫《在安德伍德之上》的书里，如今不值得一读，在这里也无需赘述，不过，那是一种小小的伟大的初步尝试。我房间的窗户外面啥也没有，只有一堵光秃秃的石头墙壁，后来这堵墙使我想起梅尔维尔 [21] 的《抄写员巴托比》 [22] ，巴托比窗外的景观跟这十分相似，他常说：“我明白我的处境。”也有蟑螂，不过至少床上没有臭虫。 特别令我窘困的是十五号发工资以前，我身无分文。结果，有一天，在“大西洋白色闪电车站”里，我与一个名叫巴克·肖特韦尔的男孩一起干修理润滑活时突然因饥饿而晕倒。巴克让我躺在车库的地上。“你到底怎么啦？快醒醒！” 我说：“我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天哪！快去我母亲家吃点东西。”他开车把我送到位于哈特福德他母亲的家里，他妈妈长着弓形腿，身体肥胖，盛情招待了我，给我一夸脱牛奶、菜豆、烤吐司、汉堡包、西红柿、土豆，反正是全套食品。巴克借给我两美元，帮我渡过难关，直至十五号。我俩都穿着工作服，满身油腻。 车站管理层发现我不是个熟练的修理工，对汽车机械一窍不通，就调我到油泵处去加油、擦车窗、打开油桶、给油桶安喷嘴，再朝油孔里注油。在那些岁月里，润滑工只要打开油杯上的小盖头，往杯里注油就行，不过，你得知道那些油杯的具体位置。与此同时，秋天来了，我把它称作“古老忧愁的十月”：“有些古老，有些金黄，有些惆怅/在奇怪的祖先的光亮中/有着某种温柔、爱恋和悲伤/在十月的紫铜色中，也许……缺少某种东西……悲伤，悲伤，悲伤/某种东西的终结……古老，古老，古老，/”红叶痛苦地飘落，多么美丽，随后古老银色的十一月悄然而至，带来更加清淡的韵味和更加灰色的天空，你能闻到白雪的味道。 夜间，我在房间里创作《在安德伍德之上》，心里感到非常幸福，那年我十九岁，我尽最大努力效仿萨洛扬海明威沃尔夫的写作风格……尽管有时渴望姑娘。有一天，我在东哈特福德我们加油站前面的草地上休息，一位十六岁姑娘在我面前经过，她的双膝后侧有浅凹，就在膝盖弯曲处的肌肉里面，在后侧；我尾随着她，来到午餐车跟前，与她约会，叫她在普拉特惠特尼工厂外面的树林里与我见面。我们仅仅闲聊，看着飞机从头上飞过。可是，我们犯了个错误：我们一起离开树林时正好下午五点，普拉特惠特尼工厂的工人们全都乘着汽车从厂里出来，喇叭嘟嘟，引擎呼呼，啊呀啊呀大声叫喊，如此这般，弄得我们两人脸红耳赤。几个夜晚以后，在她阿姨家里，我使脸红耳赤值了。而且，就在那时（不是因为出了麻烦），我和肖特韦尔被调到法明顿的另一家加油站，对面街上来了两位姑娘，肖特韦尔说：“走，杰克，”我们跳上了车，追赶她们，让她们上了车，来到十一月黄褐色的草地上，让汽车整个下午一直摇晃不停：我要说，这是润滑工荒唐的关心。 六 在美国的夜间，我给倾侧的船只清扫。接着，感恩节到了，我思念家人、火鸡、厨房的餐桌，深感寂寞；可是那天我得工作五个小时，就在这时，我面向石墙满是蟑螂的房门上传来了敲门声，我打开房门一看：是鬈发的大个子理想主义者沙巴斯·塞亚基斯！ “我想我可以和你共度今天这个理应有着某种感谢意义的日子。” “很好，沙比。” “你为什么要从哥伦比亚退学？” “我不知道，我只是厌倦了整天撞来撞去……如果能从大学里学到点东西，那么当个运动员还行，但是我认为我从大学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我在那里创下了新的逃课纪录，我已经写信告诉你了……咳，我不知道……我想当个作家……看看我正在写的这些故事。” “这真像伯吉斯·梅雷迪思 [23] 的一部悲剧电影，”沙比说，“就你和我独自在这个房间里过感恩节。我们要不要出去看部电影？” “好啊，我知道卡美奥影院正在上映一部好片子。” “噢，那部电影我看过了。” “我没看过。” “哪部电影你没看过？” “奥林匹亚影院上映的那部我没看过。” “那好，你去奥林匹亚，我去卡美奥。感恩节你就用这种方式冷漠老朋友沙比吗？” “我没那样说，我们先去吃饭吧……不管你喜欢看什么电影，就去看吧。我去看我想看的。” “咳，天哪，生活是悲伤的，生活是——” “‘生活是真实的，生活是真诚的，’我想你的华兹华斯是这样说的。” “你知道吗？我妹妹斯塔芙鲁拉有了一份新的工作，我弟弟伊莱亚今年夏天长高了三英寸，我哥哥皮特当上了军需队军士，我姐姐索菲娅有了个新的男朋友，我嫂子送给我妹妹克桑西一件手织的新毛衣，非常漂亮 的毛衣，我父亲很好，我母亲今天烹调了一只很大的火鸡，我来哈特福德见你，她生气极了，我哥哥马蒂想去参军，我弟弟乔治在高中成了优秀学生，我哥哥克里斯打算辞去洛厄尔《太阳报》的工作，去参军。你为什么不回到洛厄尔去，为洛厄尔《太阳报》写体育报道？” “我想写《在安德伍德之上》。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个老妓女身上长出了一千根刺，像豪猪一样：许多故事我就是这样听来的。” “可是，你得有选择才对。” “我们到哪里去吃饭？” “我们去一家悲伤午餐车吧，去吃蓝盘特价火鸡套餐，你带上笔和纸，就此事写一个萨洛扬故事。” “嘿，沙比，你这大个子老沙比，感恩节你特意来看我，我真高兴……” “希望你的努力会有回报，”他几乎哭泣地说，“杰克，你原本可以在哥伦比亚成为一个橄榄球大明星，某种学者什么的，是什么事情阴错阳差，把你弄到这个凄凉的房间里，摆弄这个凄凉的打字机，睡着皱巴巴的枕头，忍饥挨饿，穿着满是油污的工作外套……你真有把握，这是你想干的事业？” “这不重要，沙比，为什么不给我带支雪茄烟？这不重要，因为我要让你们看看，我知道我在做什么。父母来，父母走，学校来，学校去，可是，一个热切上进的青年，面对他们称之为现实的铜墙铁壁，打算干什么呢？难道天堂取决于那帮上了年纪的蠢货们的决定？难道老者们告诉上帝应该保佑谁？”——当然，我说得不那么精彩，但是，这段话是贴切的——“谁的眼睛在讨论时沉思？谁能告诉纯血统的男爵如何应对狗屁的美国？青年何时能接受‘不’这个回答？什么是青年？玫瑰，天鹅，芭蕾舞，鲸鱼，发着磷光的小小的呆滞的儿童十字军？生长在波士顿和缅因州轨道边的漆树？月光中孩子柔软白净的手？慈善施舍时的损失？胡说八道的废话？祖先们说该过感恩节啦，沼泽地里闪着火鸡的光亮，你能闻到玉米棒子的香味，还有烟味，啊，沙比，给我写首诗吧！” “碰巧我这里有一首诗；听着：‘记住，杰克，以免我们/失败了/记住，杰克，夕阳/微光闪烁/两个欢笑，游泳的/年轻人/啊！那么久远/还记得那迷雾吗/晨间的新英格兰/太阳刺眼的光亮透过/树木和美女的闺房。’怎么样？下面还有：‘黎明，你带着鲜花/回家送给你的/母亲然后回来/回到现实中来’……” 我们高兴地从寄宿舍飞奔而出，沿着哈特福德大街一路奔到一家“悲伤午餐车”，吃了特价蓝盘火鸡套餐。不过，老天可以作证，耶稣可以作证，我们在这一刻在闹市区的纪念碑前分手，他去了右边，我去了左边，是因为我们想看不同的电影。 电影结束之后，黄昏时刻华灯初照，在同一个街口他与我再次相见。“电影怎样？” “噢，还可以。” “我看了维克多·迈彻 [24] 主演的《醒时尖叫》。” “演得怎么样？” “他挺有意思：我不在乎电影情节……” “我们走吧，去主街喝啤酒……” 那天晚上，就在那里，有个家伙想与我洛厄尔的老朋友乔·福蒂埃打架，这时乔与我一起在当润滑工。我走进男厕所，用拳头在男厕所门上猛击两三下，然后走到那家伙面前，说：“别惹乔，否则我一下把你打到街对面去，”那家伙离开了。与此同时，沙比正在与酒吧里的某人促膝长谈。两周后，我父亲来信说：“快回纽黑文，我们正在打点行装，准备打道回洛厄尔，我在洛厄尔的罗尔夫公司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当时，就像现在一样，我非常自豪，因为我至少写了点东西。一个作家的生活基于这类事情。我不会拿我的写作发展历程来使读者生厌，以后也许会，但这就是工薪世界受苦受难故事的写作技巧，橄榄球和战争也是这样。
[1] drug，也有“毒品”的意思。 [2] Holy Sepulcher，耶稣基督的陵墓。 [3] the Green Mountains，位于美国佛蒙特州，是阿巴拉契亚山系的一部分。 [4] Lincoln Rockwell（1918—1967），美国纳粹创始人。 [5] Fourth of July，美国独立日。 [6] Benny Goodman（1909—1986），美国著名爵士音乐家、单簧管演奏家，被誉为“King of Swing”。 [7] Joe DiMaggio（1914—1999），美国纽约扬基棒球队明星。 [8] Maxwell Anderson（1888—1959），美国剧作家，以无韵诗体悲剧《冬景》而闻名。 [9] 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戏剧家、小说家，开创现代瑞典文学，对欧美戏剧艺术有很大影响，主要作品有剧本《父亲》、《朱莉小姐》、《鬼魂奏鸣曲》及长篇小说《红房子》、《黑旗》等。 [10] Joe Louis（1914—1981），美国重量级拳击世界冠军。 [11] Catskills，美国纽约东南部，阿巴拉契亚山脉一部分。 [12] shemistry，是作者的生造词，由Shem与istry合成，Shem是基督教《圣经》中挪亚的长子，被认为是闪米特人的祖先，当然难以探究。 [13] shmoo，美国漫画家阿尔·卡普（Al Capp）于1948年创作的神话动物，体小而圆，时刻准备着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 [14] Neptune，即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另外，美国新泽西州有个地方也叫Neptune。 [15] Helen Twelvetrees（1908—1958），美国女演员。 [16] careener，为清扫、油漆或修理将船倾侧后进行清扫或修理的工人。 [17] 法语，狗屎。 [18] 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毕生致力于歌剧的改革与创新，作品有《漂泊的荷兰人》等。 [19] Die Walküre，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所作四联剧《尼贝龙根的指环》中的第二部分。 [20] grease monkey，指汽车或飞机等的机械供货修理工，也指润滑工。 [21] Herman Melville（1819—1891），美国小说家，作品多反映航海生活，富于现实感，代表作有《白鲸》等。 [22] Bartleby the Scrivener，是梅尔维尔撰写的一则短篇故事，1856年编入短篇故事集The Piazza Tales，又译《书记员巴特尔比》、《抄写员巴特比·一个华尔街的故事》等。 [23] Burgess Meredith（1907—1997），美国演员。 [24] Victor Mature（1913—1999），美国电影演员。 第六部 一 当搬运工把所有家具装上卡车后，我母亲跟姐姐蒂宁乘轿车先出发了，搬运工把父亲的安乐椅放在卡车后门的边缘，我就那样坐在那里，开始一生中最有趣开心的搭乘卡车旅行。我往后斜靠着，抽着烟，唱着歌，看着大路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从我身后消失，弯弯曲曲的公路像蛇一样扭动着渐渐被康涅狄格州的树林吞噬，我们越接近马萨诸塞州东北部的古城洛厄尔，树林就越发不同，越来越有意思，黄昏时刻，我们正穿越韦斯特福德或者那一带附近，我熟悉的白桦树又出现了，群山侧影在哀鸣，我泪如泉涌，意识到我就要回到故乡老城洛厄尔了。时值十一月，天气凉了，四处冉冉升起木材烟雾，溪流湍急，银色的河水眨巴着眼睛，波光粼粼，渐渐向上，伸向遥远的地方，在那里，“夏娃星”（有人称它为“维纳斯 [1] ”，有人称它“早晨之子 [2] ”）克制了她的垂涎习性，试图满足于以此为界，偶尔搏动一下，发出耀眼的光亮。 啊，多么富有诗意！我不住地说：“啊，多么富有诗意！”因为我不打算把这本书写成诗一般的赞歌，一九六七年，当我在写此书时，我内心对美国可能残存的感觉已经变成一种为了糊口如此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充满着种种破碎的信念；街头暴乱殴斗，混乱嘈杂；暴徒恶棍，市府州府的管理无所顾忌，套装和领带是唯一行得通的主题，豪华的排场全都进入了电视的马赛克网孔（的确是马赛克，大写M的马赛克 [3] ），人们瞪着眼睛盯着那些小圆点，辨认他们自己扭曲的幻觉影像，看到的都是ACHTUNG！ATTENTION！ATENCIóN！ [4] 而不是，啊，老苹果树下，梦幻般真实的湿润的嘴唇？或者一年前《时代周刊》杂志里的那张照片，展现加州红杉树林里停泊的一千辆汽车，全都停靠在相似帐篷的边上，帐篷的门窗前都有雨棚，篷内装有普赖默斯便携式汽化煤油炉，每个人的穿着都雷同，环顾四周，每个人都带着本世纪下半叶新的好奇的目光看待别人，只是偶尔抬头看看大树，即便是在看树，也许心里想的是：“啊，那棵红杉树要是做成我家草坪上的家具该有多么好看！”好了，够了……暂时够了。 主要的事情：回家。十一月的欢乐将早先八月的“树林里传来甜蜜的离别之歌”的晦气一扫而光。 不过，我一生中总是这样：在一次大灾难来临之前，我总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沮丧、懒惰、倦怠、不适、消沉、郁闷、四肢无力。回到洛厄尔的第一周，我们搬进了克劳福德街上一栋两家合租的楼房，我家住在一楼，漂亮干净，就是面积小了点。打开搬家的行李后，我就坐在靠窗靠暖气散热器边我儿时那张旧书桌跟前，长久地坐在那里，抽着我的烟斗，用墨水写一篇新日记，我所能做的只是闷闷不乐于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用词和思想，开始读他的书时，我碰巧读了他最悲观的作品之一《地下室手记》。半夜里，在明亮的月光下，我在穆迪街上徘徊，脚踩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感觉到洛厄尔以前没有的某种令人讨厌的东西。第一，我是“返回故乡的失败者”；第二，我失去了纽约城和哥伦比亚校园赋予的光环，失去了大学二年级学生身穿花呢衣服的光鲜外表，失去了闪闪发光的曼哈顿；我回来了，在工厂砖墙之间疲惫地行走。我爸就睡在我身边成对的一张单人床上，鼾声像呼啸的风。妈妈和蒂宁睡在一张双人床上。客厅摆着塞得满满的旧家具和一架背面四方形的旧钢琴，为了过冬，客厅锁了起来。我得找一份工作。 接着，一个星期天夜晚，我高高兴兴从皇家剧院里出来，因为我刚看完奥森·威尔斯 [5] 主演的《公民凯恩》，天哪，多棒的电影！我希望像威尔斯那样成为电影里的诗歌天才。我奔跑着回到家里，琢磨着写一部电影剧本。第二天，天上飘着白雪，天气寒冷，我听见一个小男孩手里拿着报纸一边急匆匆奔跑一边高声叫喊：“日本佬轰炸了珍珠港！”“对日对德宣战啦！”我好像预感到战争即将爆发，就像许多年后我父亲临死前的那天晚上一样，我试图，或者想试着围绕街区走一圈，结果只是低着头拖着脚走……本书接近结尾时，我会更详细地说说这件事。 我所要做的好像就是等待海军V2计划招我去检查身体，确定我是否能够加入海军空战部队。与此同时，为了得到那份工作，我去了洛厄尔《太阳报》，求见报纸的老板吉姆·梅奥，看看他是否能雇我当卡车运货司机的帮手，把一捆捆报纸运送至各个经销商。他说：“你不就是几年前洛厄尔高中的那个橄榄球明星杰克·杜洛兹吗？在纽约，念耶鲁，对不？” “哥伦比亚。” “你准备干新闻？你为什么要当搬运工呢？来，拿着这张便笺，去体育编辑部，跟他们说我要你星期一早晨开始当体育记者。真是见鬼了，孩子！”——一巴掌拍在我的背上——“我们这里的人不都是乡巴佬。一周十五美元，好吗，作为起薪。” 他没有细问，在那些岁月里，雇主不寻根问底，不过，一想到可以脱去大学时代的运动衫裤，重拾当年戴着那条旧领带的魅力，在阳光明媚的早晨，坐在人们中间处理商业事件，我一时激动不已。 二 于是，整个一月和二月，我成了洛厄尔《太阳报》体育版的见习记者。我爸非常自豪。事实上，有好几次他整天在印刷车间里干活，用整行铸排机排版，我常常自豪地拿着我用打字机打好的报道（有关洛厄尔高中篮球队的报道）给他看，把文章放在他的架子上，我俩心领神会地笑笑。“坚持下去，孩子，decouragez ons nous pas，?a va venir，?a va venir。”（意思是：“我们别泄气，会好的，会好的。”） 正是这一刻，我想到了“杜洛兹的虚荣”这种说法，并将其用作一部小说的名字，每天中午前后，我在体育编辑部里开始写这部小说，因为从九点到中午做我一整天的工作已经够了。我能写得很快，打字很快，只要不停地给打字机添加纸张。中午时刻，当每个人都离开杂乱的办公室时，我独自一人，悄悄拿出我秘密小说的纸页，继续写作。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写作”，因为我刚发现詹姆斯·乔伊斯，并在模仿《尤利西斯》，至少我这么认为（我后来发现其实在模仿“主人公斯蒂芬”，一个名副其实的青少年，但却真诚努力，就像后来我们当地的文化顾问阿奇·麦克杜格尔说的那样，怀着“力量”和“承诺”）。我发现了詹姆斯·乔伊斯，发现了意识流，此刻，这整部小说就在我的面前。它只不过是每日发生的种种事情，没啥特别的：“鲍勃”（我）、佩特（我爸）等等、等等，所有其他的体育记者、剧院里和晚上酒吧里我所有的好朋友、在洛厄尔（规模很大的）公共图书馆里我重新开始的所有各种学习、我在基督教青年会里锻炼身体的一个个下午、我约会的所有女孩、我看过的各种电影、我与沙巴斯的交谈、与母亲和姐姐的交谈，试图像乔伊斯刻画都柏林那样勾画洛厄尔。 举个例子吧，小说的第一页是这样写的：“鲍勃·杜洛兹一下子醒了过来，觉得自己很奇怪；他的双腿灵巧地伸出温暖的被窝。现在已经两个星期，每天都这样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自己是地球上最懒惰的人。在寒冷灰色的早晨起床竟没有打冷颤。 “在厨房里，佩特咕哝着 “‘快点，已经九点多了。’ “杜洛兹，这个古怪的孬种。他在床上坐下，只思考一会儿。我怎么做呢？睡眼惺忪。 “美国的早晨。 “‘邮差什么时候来？’佩特咕哝着问。 “杜洛兹这个讨厌的家伙说：‘大约九点钟。’嗬—嗬—嗬—吆。他取来了他的白袜子，实际上袜子不太白。他穿上袜子。皮鞋需要擦一擦。他发现带镜衣橱底下旧袜子在慢慢积灰尘；就用它们擦吧。他用那双旧袜子顺着皮鞋擦了起来。随后，迅速穿上裤子，丁零当啷，丁零当啷，丁零当啷。表链，一些硬币，还有两把钥匙，一把是家里的，一把是当地基督教青年会里商务人士衣物柜的。当地……那个狗娘养的报界。二十一美元会员费免了……淋浴、划船、篮球、泳道游泳池等等，还有收音机。应对我‘Y’s’记者生涯的成功。应对我的唯一。记者生涯的成功。鲍勃·杜洛兹，四处流浪的记者。索科就是这样称呼他的。 “美国的早晨。” （诸如此类。） 明白了吗？ 作家就是这样开始的，通过模仿大师（没像所提及的大师们那样受苦受难），直至他们形成自己的风格，当他们形成自己风格的时候，写作就不再有乐趣了，因为你无法再模仿任何其他大师的苦难，只能接受你自己的苦难。 那些严冬夜晚最美好的是，我常常让父亲独自在房间里打呼噜，我呢，溜进厨房，打开电灯，煮一壶茶，双脚伸进油炉烤箱，身体向后倚靠进摇椅，阅读《约伯记》，完整地阅读，阅读到它最细微之处；还有歌德的《浮士德》，以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直至天明。睡上两小时，然后去洛厄尔《太阳报》上班。中午完成报纸的工作，写一章“小说”。到白塔的卡尼广场吃两个汉堡。步行去基督教青年会，锻炼身体，甚至打沙袋，绕着楼上三百米跑道较快地奔跑。随后，带着笔记本进入图书馆，在那里阅读赫·乔·威尔斯 [6] ，记下许多精美的笔记，从中生代的两栖动物开始，计划在开春以前一直读到亚历山大大帝，而且我居然在第十一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查阅了所有威尔斯引用的使我困惑或感兴趣的参考资料，那本百科全书就放在我圆形的旧书架上。“当我读完这些资料时，”我发誓，“我会对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了如指掌。”不仅干了那么多事情，而且黄昏时刻回到家里，吃晚饭，与老爸在餐桌上争论，小睡一会儿，再回图书馆，开始第二轮“了解地球上一切事情的学习”。九点，图书馆关门，完成这么恐怖的日程后我累坏了，伤心的老朋友沙巴斯总在图书馆门口等我，脸上带着那种忧郁的笑容，准备来一份热乳脂圣代或一杯啤酒，或者随便吃点东西，只要他带着讨好般的关心恭维我一番。 这不是一部有关沙比的专题小说，所以我得略过…… 三 迄今为止，谁能责怪奥伦伯格教长所说的话：像马萨诸塞州那样称作“共和国 [7] ”的地方，通常是藏污纳垢的贼窝。 不过，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如果不考虑沙比和我的家人，当三月的春风开始融化去年冬天瓷器般的冰雪时，我脑海里冒出辞去报社工作的念头，想开始流浪，到南方去。杰布·斯图尔特没在一八六二年遇见我，这倒是件好事，我们会成为一大帮惹是生非的家伙。我喜欢南方，我不知道是何原因，它的人民？教养有素？在乎礼节？不注重时髦的外表，喜欢较真不喜欢欺骗，尤其是那里的语言：“Boy Ah’m a-gonna tell you n a o w，I’m going South. [8] ”一天下午，洛厄尔《太阳报》派我去采访洛厄尔纺织学院棒球队的亚德·帕内尔教练，当我回到就在几个街区以外的家里准备这次采访时，我只是坐在自己的房里，瞪眼望着墙壁，突然说：“咳，见鬼去吧，没啥了不起的，我哪儿也不去，不去采访任何人。”他们打电话，我不接。我就待在家里，呆呆望着墙壁。莫·科尔已经好几次上门，在大家都在工作的下午，坐在长沙发上。假如阿里阿德涅 [9] 被公羊干了，或者想干一只公羊，那么这对一个十九岁的男孩来说有什么不同呢？ 我是让巴蒂斯特·勒布利·德·杜洛兹的后代，他是个领班的老木匠，来自魁北克特米斯夸塔县的圣于贝尔，在新泽西州纳舒厄建造了自己的房子，常常在雷暴雨中摇晃着他的煤油灯，对着上帝高声叫喊：“Varge！（打吧！）Frappe！（击吧！）Vas y！（来吧！）”还有，“别顶嘴！”当女人在街上挑逗他时，他厉声斥责她们，告诉她们别白费力气，别馋涎珠宝首饰，他真这样做了。杜洛兹家族总容易冲动生气。是遗传基因不好？杜洛兹父辈家系不是法国人，而是康沃尔人，是康沃尔凯尔特人（他们语言的名字是克努亚克），他们总是怒气冲天，总在争论什么事情，他们血液里有的，不是“愤怒的青年”，而是“大海里狂怒的老人”。那天晚上，我父亲说：“你去纺织学院采访棒球教练了吗？” “没去。” “为什么不去？”没有回答。“那个迈克·亨尼西从纽约来信没说什么？他没说陆·利贝尔希望你归队？” “说了各色各样的事情。他在考虑加入海军预备队，他说有一门适合二年级学生的课程，所以我想我也许能够通过那门课。”但是，老爸的脸（佩特的脸）上露出了嘲弄的神色；我说：“你这种脸色是什么意思？你认为我永远不会回大学了，对不？你认为我永远干不成任何事情，对吧？！” 妈妈叹息了。“你看，又来了！” “我没那样说！”老爸生气地大声嚷道，“但是去年秋季，你辜负了他们，他们不一定会接受你归队呢……” “我离队是因为我想帮助家里，那是一个理由，还有很多理由……比如我不想费口舌对一个讨厌的老家伙解释，即便是你，哎呀，妈的该死的，我讨厌那个教练，他对我盛气凌人，我感到恶心，我知道战争即将爆发，我想马上离开，我想避开一段时间，研究研究美国。” “研究杂种的美国？逐渐教化的纽约？你觉得你一生都能凭感觉做事？” “对。” 他哈哈大笑：“可怜的孩子，哈哈哈，你甚至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我们杜洛兹的不幸就是，我们是布列塔尼人，是康沃尔人，是我们没法与人好好相处，也许，我们是海盗的后代，或者是懦夫的后代，谁知道呢，因为我们无法容忍卑鄙小人，那个教练是个卑鄙小人。你应该痛打他一顿，而不是像懦夫一样偷偷溜走。” “嗯，对，我是应该狠狠揍他一顿……那我还回得去那里吗？” “谁说你要回去那里啦？你 是永远不会再回哥伦比亚校园了，我认为不可能了。” “他妈的，我会回去的，即便你不想让我回去，我也要回去！等着瞧吧！如果我一生中听了你那些明智的鼓励话，我早在洛厄尔烂掉了！” “你是没听我的话，可你现在正在洛厄尔烂掉，是你意识不到罢了！” “是吗，你喜欢那样，对吧？你希望我跟你一样慢慢在洛厄尔烂掉，对吧？！” “嗬，你啥也不是，你只不过是个小废物，几年前，你还曾经是个最优秀的最可爱的最天真的孩子，现在你们看看他！” “对，看看我吧，告诉我，老爸，这个世界天真可爱吗？” 妈妈插嘴说：“你们两个别整天吵架好不好？我一辈子没在家里看到过这样的吵闹，咳，该死的，埃米尔，你就不能随他去？他知道他想干什么，他长大了，知道他要什么。” 爸爸一下子从桌边站起身来，准备离开房间：“好吧，好吧，”——晚饭还没有结束——“支持他吧，你脑子里只有他，好吧，相信他吧，不过，你记住我的话，如果你听之任之，你会经常饿肚子的，让他随心所欲吧，不过别哭着来找我，说你饿坏了。该死！”爸爸继续高声嚷道。 “该死！”我也高声叫喊，“妈妈不会挨饿的！现在我也许没钱养她，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会报答她的，百万倍的回报……” “好吧，”爸爸说，一边离开房间一边情绪激动地强调他的观点，“等你妈进了坟墓你再去报答她吧！”他走到冰冷的起居室里，气鼓鼓地跺脚，杜洛兹被激怒了！妈妈看着我，神情严肃地摇着头说：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我不知怎么会跟他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如果你不听我的，那么也不要听他的，如果你听他的，你会像他一样，一事无成……你想外出，想有所作为，他妒忌了，别听他的，别跟他说话，他只会让你发疯……” “他总是那样，”妈妈补充说，“他全家都是疯子，他的兄弟们比他还糟糕，他们是一帮疯狂的蠢蛋，在加拿大，每个人都知道……” 是啊，我也是这样。 呜——呜——呜——我听见屋外火车的鸣叫声，好吧，我明天就打点行装，去南方，去流浪。 四 我给报社写了辞职报告，打好背包，买了张长途汽车票，乘车直奔华盛顿特区，那里有我洛厄尔童年时代的希腊裔朋友G. J. ，他为我准备了一个铺位，与他一起合睡，房间里还有另一张双人床，睡着一个南方的老建筑工人，名叫博恩，他早晨起床后，用一个中国的抓挠挠背，一边挠一边哀叹：“咳，他妈的，又要干活了！”在我看来，尽管华盛顿特区新罕布什尔大街周围装饰甚少，但呈现了一种令我感兴趣的新奥尔良式的浪漫。第一天晚上，我和G. J. 外出，去酒吧，有一个黑头发浅黑皮肤的高个女子与她的女朋友一起坐在一个隔间里，她对我说：“散散步？” “好啊，”我说，“买些报纸，两份。” 在“美国士兵之家公园”一棵橡树底下的草地上，我们铺开报纸，物尽其用。 随后，那个挠背的建筑工人，一个南方人，第一天早晨骑车送我去五角大楼建筑工地。我睡眼惺忪，看见一个贫穷的黑人在第九大街上骑着自行车，他说：“嗨，伙计，要黑人吗？”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听人这么说话。我说： “你是什么意思，别撞他！”他突然一转向，几乎撞到了这个工人的自行车。我不太喜欢老博恩。在五角大楼，我得付十美元加入工会，接着，几天后，当上了实习金属薄板工。嘿，第一天上班，我跟一个喝醉了酒的金属薄板工一起干活，这家伙甚至不知道金属薄板往哪里送，他独自外出吃午饭或者到某个地方去了，而且不回来了，于是我在木头和沙土堆里找了个洞，美美睡了个觉，一直睡到下午五点。第二天，看见我的金工“师傅”不在工地，我就又钻进我那个洞去睡觉，洞里有三个大个子黑人在打鼾，我设法爬了进去，与他们一起也呼呼大睡起来，直至五点。 这么说，那使我成了个缺乏乐感的法裔加拿大人？ 第二天下午，一个黑人背着一把铁铲，嘴里唱着《圣詹姆斯医院》，歌声那么动听，我跟着他穿越了整个五英里工地，为的是能听清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噢，忘了提一下，一九四二年春天，在我去华盛顿的路上，我在纽约停留了一下，为了能听弗兰克·西纳特拉并亲眼目睹他在派拉蒙影院演唱，在那里与两千名尖声喊叫的布鲁克林犹太和意大利姑娘一起排队等待，我大概是，事实上是 队伍中唯一的男孩，当我们进入影院时，皮包骨头的老弗兰克登台亮相，抓住麦克风，手指上都戴着漂亮的戒指，身上穿着灰色的运动外套和灰色衬衫，系着黑色领带，引吭高歌《像玫瑰一样有力量》和《没有歌曲……路会永无止境》，啊唷！）而在这边工地上，我跟着圣詹姆斯老头穿越整个工地，第二天，我一路走下去，离开建筑工地，走进弗吉尼亚的一片树林，在那里，在我认为具有南北战争旷野名声的北端，坐了一整天，唱起了《把我带回古老的弗吉尼亚》。 比这糟糕的还有：有一天，我在屁股兜里放了一品脱杜松子酒，从五角大楼工地搭车回来，越过波托马克河 [10] 大桥，那家伙让我在国会山前面的宾夕法尼亚大街下车，白天在干某件工作的时候，我裤子的前裆被撕破了，我不得不把裤子弄在一起，否则我那个玩意就要迎风招展了。当我看见国会大厦、美国国旗、宾州大道时，我向后伸手到屁股兜里取杜松子酒，抿了一口，我那玩意蹦了出来，对着那面美国国旗和国会山舞动起来。此时此刻，如果杰斐逊、杰克逊 [11] 或者华盛顿看见了它，哇！ 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人在古老的华盛顿特区抿下的最奇怪的一口杜松子酒！ 五 紧接着，我辞去了五角大楼建筑工地的工作，在华盛顿西北部的一家“午餐车”找了一份快餐厨师和冷饮柜售货员的工作。一天晚上，我和我西弗吉尼亚的好朋友被派到地窖去取一袋土豆，结果我们两人一起摔倒，从楼梯上滚了下去，还好我们没有摔断脖子。“你怎么样，没事吧？”我问他。 “是的。我没事。只是，”他出神地望着西面说，“只是我想我一下楼梯就会摔倒，因为爱虫 [12] 咬了我。” “谁？” “爱虫咬了我，天哪，我热恋啦！”我扛着土豆回到楼上，在这里，我头戴一顶白色厨师大帽；柜台上有两个姑娘，其中一位就是那个漂亮的黑头发浅黑皮肤的女郎，她递给我一副色情扑克· “我敢肯定你不懂这一手牌。你喜欢这些图片吗？” “喜欢。” “那好，听着，你辞了这份冷饮柜售货员的工作，跟我住在一起，我养你，我只要求你别再与那些黑人姑娘鬼混，否则我会用刀子插进你的后背！”于是，我就与佐治亚州哥伦布的安妮同居了。一天夜里，她呻吟着凑到我的脸上：“杰克，你就把我干死吧！”这时，我们听见门上“砰”的一声巨响，接着传来十分凄楚的嗓音： “安妮，我是宾，老宾！” “别开门，”她低声说，“只是老宾。” “宾·克罗斯比？” “不。不是宾·克罗斯比。” “听起来像他。” “嘘——他会离开的。” “将来某一天，你也会把我挡在门外的，对吗，佐治亚州的安妮？” 与此同时，我和G. J. 在各个公园闲逛，寻找更多的女人。黄昏时刻，我们谈论栖息于我们头顶枝头的鸟儿，谈论洛厄尔；那天晚上晚些时候，他喝醉了，发疯了，拿出他的剪刀，说他要去剪掉一个妓女的乳房。我和博恩阻止了他。 安妮找到一个新男朋友，大家坐着她的车去一家“免下车”影院，我们在《人类动物》 [13] 中看到在橄榄球大赛期间亨利·方达在吊床里喝醉了酒，我极度兴奋和高兴，于是就将一个空杜松子酒瓶从弗吉尼亚的树丛顶上扔了过去，并且对着月光高声喊叫“哇——哈哈哈”，那天皓月当空。我就这样度过了我在弗吉尼亚的日子。 我乘长途汽车回到洛厄尔，心里乱七八糟的，想着莫·科尔。 六 二十岁时人就是这种样子。不管有没有战争，春天还是来了。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 于是，我想起莫·科尔和他经历的一切，还有马莱尼等其他人。不过，此时我已经与蒂莫西·克兰西一起沿途搭便车去波士顿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我们检查了身体，参加了电讯考试。我们通过了，宣誓入伍。这就是为什么如今人们依然认为我是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正式地说，是的；但是非正式地说，与此同时，我忘记带我在波士顿以外的海岸警卫队通行证，我按过手印，拍过照片，通过了审查，在全国海员工会大楼附近等候船只。在我和克兰西被分到海军陆战队之后，他搭了二十四英里便车回洛厄尔去休息，阅读约翰·亚当斯 [14] ；我呢，去斯科雷广场喝了个酩酊大醉；我遇见了一些海员，早晨醒来，我们一起跌跌撞撞地前往海员大楼。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那个全国海员工会大楼的工作人员通过麦克风说：“有个在‘多尔切斯特’号轮船上当厨师下手的工作。” “厨师下手是干啥的？” “洗锅碗瓢勺。” “船到哪里去？” “摩尔曼斯克 [15] ，孩子。” “好的，……我来当厨师下手。”我把服役证递了进去，他们雇用了我，还有一些其他青年，那天下午，我带着我的水手袋 [16] 即将登上“多尔切斯特”号轮船，那天晚上，我们都喝醉了，在南波士顿和查尔斯顿夜总会唱歌，四处闲逛，遭到警察的追赶。黎明时刻，军队登上轮船，接着大批乘客也上了船，我还没有意识到是怎么回事，这个大澡盆子——“多尔切斯特”号轮船就冒着蒸汽驶出波士顿港，前往北极，右舷有美国海军驱逐舰、左舷有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小型武装快艇护航。再见，波士顿！再见，美国！再见美国海军陆战队！ 这不是故意的。海军陆战队从来没有追究过我这件事。因为“多尔切斯特”号后来成了代表商船勇气的国际典范，尽管当时我们几乎没法猜到，所有那些双把炖锅和常规双把炖锅都在它们的铺位上呻吟，还有双把炖锅将军。 七 事实是，当蒂米·克兰西在洛厄尔等候美国海军陆战队召唤他时，我正在“多尔切斯特”号轮船上驶向北极，和我在一起是一大帮酒鬼、印第安人、波兰人、几内亚人、犹太佬、爱尔兰人、跳水坑的（青蛙，我）、瑞典人、挪威人、德国佬，以及各种各样的笨蛋，包括蒙古白痴、摩罗剑客、菲律宾人，任何你想在极端古怪的人群里找到的人这艘船上都有。不过，船上也有海军士兵，他们穿着橘黄色救生衣，操纵反舰火炮，要想摆弄这些火炮，我必须得到上帝的恩赐，H字母要大写 [17] 。 哎哟。想回头听点事吗？沙比·塞亚基斯也好几次与我一起搭便车去波士顿，还与克兰西一起搭车，他想加入任何我加入的单位。他说：“我想与你一起上这条船远航。” “去弄你的证件。”他去了海岸警卫队，但没有像我一样迅速地搞到证件。问题是他看上去不像个海员，而像个来自斯巴达的鬈发羊倌。我告诉你，海员来自康沃尔。 所以，来不及了，他哭着看我乘船远航，不过我说：“我在同船船员的眼睛中看到了死亡的花朵，你还是不上这条船的好。” “可是，难道你没在我 的眼睛中看到死亡的花朵？” “看到了，但是我不知是在哪里看到的……沙比，”我补充说，“我只是想长时间离开你、洛厄尔、纽约，还有哥伦比亚，想独自一人，想想大海……请让我独自一人远航一段时间吧！”（当然，我应该补充一句：你是我亲爱的朋友。）在我们出海远航前的最后一天早晨，正如我在《在路上》一书中叙说的，我真的喝得酩酊大醉，倒在斯科雷广场咖啡厅的便桶附近，整整一个晚上，身上被数千海员和水兵撒了尿，吐了污物。早晨醒来时，我发现身上到处都是块状的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污秽之物。我就像一个波士顿的老好人，走到大西洋大街的码头上，跳进大海，清洗自己，抓住一个木筏，上了海岸，比较干净地登上我的船。 战时，你想当海员？那就背靠纪念碑吧，亲爱的。
[1] Venus，也译作金星。 [2] Lucifer，早期基督教教父著作中对堕落以前的撒旦的称呼，诗歌中称为金星，也译“明亮之星”、“早晨之子”。 [3] 英语为Mosaic。 [4] 德语、英语、西班牙语，注意。 [5] Orson Welles（1915—1985），美国电影演员、导演、制片人，导演并主演了《公民凯恩》、《奥赛罗》等影片。 [6] H. G.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幻小说《时间机器》、《星际战争》等。 [7] The Commonwealth，用于美国肯塔基、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四州，亦称“州”，本书译成“共和国”，以示区别。 [8] 英语，大概意思是伙计，我现在告诉你，我打算去南方。 [9] Ariadne，希腊神话中帕西维和克里特的国王弥诺斯之女，曾给情人一个线团，帮他走出迷宫。 [10] the Potomac，美国东部流经首都华盛顿的一条河流。 [11] Andrew Jackson（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新奥尔良战役中他率领军队一举击败英军，成为美国广大地区的英雄。 [12] lovebug，原意是“黑色小毛蚊”，这里是戏说。 [13] 作者笔误，电影应为“The Male Animal”（《雄性动物》），而非“The Human Animal”，《雄性动物》是美国演员亨利·方达（Henry Fonda）1942年的作品。 [14] John Adams（1735—1826），美国第二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 [15] Murmansk，俄罗斯西北部港城。 [16] seabag，海员用来放衣物等的一种圆筒形大帆布袋。 [17] Heaven（上帝）的H是要大写的，意思是“真正的上帝”。 第七部 一 现在回想此事，如果沙比能够及时弄到他海岸警卫队的证件，与我一起登上那条船远航，那么他也许会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此时已是一九四二年六月，我带着一个小小的黑袋子，里面装了些破衣烂衫，还有一大堆经典文学作品，即便用小铅印字体称分量也有好几盎司。在前往北极的途中，我曾在母亲那栋屋子附近的白色篱笆边散步，与蒂米·克兰西（后来成为马萨诸塞州埃塞克斯县的地区检察官）一起搭便车去波士顿。这真像梅尔维尔把衣物装进他的小黑包，出发去新贝德福德 [1] 猎取鲸鱼。如果沙比跟我一起上了船，这次航海之后，他也许会与“多尔切斯特”号签约，开始它倒数第二次航程，他会从那儿跟我一起去利物浦等地。但是，正像我在我大多数同船船员的眼中看见死亡的花朵一样，我也已经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死亡的花朵。几个月后，他加入了军队。死亡之花，正如波德莱尔在叹息声中的巴黎，在他倾斜的阳台上清楚地知道，死亡之花比比皆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会遇见。 我们离开波士顿海港的时候，也有驱逐舰在远处警戒；我们向北驶离那些水域，朝缅因州水域前进，随后驶向纽芬兰 [2] ，在那里，我们陷入了漫天大雾之中，海水透过甲板排水孔，从海上朝我们劈头盖脸浇来，天气变得越来越冷。我们不是一个船队，这只是一九四二年，还没有结盟，没有与英国签订协议，只有这艘“多尔切斯特”号轮船和它北上的姐妹船“查塔姆”号蒸汽船，还有一艘名叫“美国铝业公司舵手”的货船，周围是轻型护卫舰、小型武装快艇、驱逐舰和驱逐护卫舰，并由，天哪，你现在最好提醒我，海军少将伯德 [3] 陈旧的木头破冰船（北极星）引航。五百名平民建筑工人、木匠、电工、推土机训练师、苦力，他们都穿着阿拉斯加经济繁荣城镇生产的羊毛衬衫，尽管所有的生命都只不过是一个颅骨和一个骨架，我们不断给它们输送食物和养料，以便我们能够热烈地燃烧（尽管不是那么美丽地燃烧）。我们正驶往格陵兰，在一处海域上是“生命脆弱的孩童”，七月十八日星期六，燃油运输，舷外是波士顿商用煤炭码头，有些船员拿着插入刀鞘的刀和匕首四处走动，与其说是需要，还不如说是半浪漫的好奇；船尾甲板，在船尾甲板上阅读滑稽连环画，我们就寝的艏楼下面不到十英尺处的后甲板储藏室里存放着火药和弹药，前面是浪花飞溅的浩瀚大海和云彩…… 让我们像海员一样吧。睡在弹药库上有奖励，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布莱船长？大西洋、墨西哥和西印度群岛航线的人们，拥有这艘船，啊，波光粼粼像酒一样深色的大海。锚系好之后，我们在波士顿港那两座灯塔之间起航了，只有“查塔姆”号跟着我们，一小时后，我们发现一艘驱逐舰在我们的左舷，一艘轻型巡航舰（对，没错）在我们的右舷。一架飞机。平静的海面。七月。早晨，生机勃勃的大海。靠近缅因州的海岸。早晨漫天迷雾，下午雾气朦胧。航海日志。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潜望镜。美妙的夜晚是和大炮附近的陆军（抱歉，不是海军）火炮组人员一起度过的，留声机播放着大家喜欢的唱片，军队的伙计们似乎比那些冷酷无情又愤世嫉俗的码头鼠辈真诚得多。下面是我个人航海日志里的一些笔记：“有时会遇见一些可以接受的人，像新来的厨师下手唐·加利，他是个明白事理颇为友善的伙计。他在苏格兰有个妻子，参加商务海运实际上是为了回苏格兰。我遇见了乘客或是建筑工人中的一位朋友，名叫阿诺德·格申，是个来自布鲁克林的青年，热情诚挚。还有一位在肉店工作的家伙。除此之外，我认识的人至此为止都一事无成、几乎愚蠢。我尽可能真诚，可那些船员，我想，喜欢苦涩的咒骂和淫秽下流的愚蠢话。那好吧，至少被人误解就像是当电影里的主人公。”（你能想象一个厨师下手的日志里会写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吗？）“七月二十六日星期天：多么美丽的一天！晴空万里，微风拂面，波浪滔天的大海看上去就像一幅海上油画……蓝色海水长长斑驳的波涛，伴随着我们轮船的尾流，像一条闪闪发光的绿色大路……新斯科舍半岛 [4] 就在左舷。此刻，我们已经穿越卡伯特 [5] 海峡。”（谁是卡伯特？法国布列塔尼岛人？）（应读成Ca-boh。）“我们继续朝北行驶，前往北海。啊，在那里，你会看见阴森森的北极。”（随风飘来大海清晰的话语，冰雪覆盖着高山平原，血腥的成吉思汗平原，海草窃窃私语，只被卷起的碎浪打断。） 是的，先生，嗬，土地是印第安人的东西，但海浪是中国的。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那你就去问那些绘制旧卷轴的人们，或者去问中国的老渔民，有印第安人曾胆敢从鲑鱼翻滚的北美溪流远航欧洲或夏威夷吗？我说的印第安人，是指奥加拉格人 [6] 。 “今晚，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们正驶过我们航程中最危险的阶段，前往神秘的北极……我们的船正冒着蒸汽在清澈透明的月光下，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途经圣劳伦斯河口奋力前行。”（对于杜洛兹——加斯佩半岛和布雷顿角的后代来说已经够棒的了）“这一地区最近沉没了许多艘轮船。”（我一直关注纽约晚间新闻报纸的消息。）“死亡徘徊在我的铅笔周围。我的感觉如何？什么感觉也没有，只是模模糊糊地接受现实。”（啊，尤金·奥尼尔！）“一种梦幻般而无真实感的耐心。餐厅里伟大的扑克游戏，了不起的扑克游戏，狗屎般的扑克游戏如火如荼，大伯在那里，拿着烟斗，戴着厨师帽，疯狂放荡浑厚的笑声，有些卑劣的工人混在游戏之中，这种场景里夹杂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物、乱七八糟的语言、华丽的暖色灯光，各色人等把他们在岸上挣的钱在海上胡乱赌个精光……附近，一笔笔钱在死亡周围更换主人。这是一艘多么巨大的赌博船啊……我们的姐妹船，‘查塔姆’号尾随着我们的船，同样的事情当然也在那里进行。拿钱当赌注，拿命当赌注。黄昏时刻，长长的淡紫色彩带悬在远处新斯科舍半岛的上空，一位黑人面包师傅在后甲板上主持了一场宗教布道。祷告的时候，他让我们都跪着。他说到上帝（‘我们大声嚎叫’），他向上帝祷告，祈求平安的航程。布道完毕之后，我来到船首，像平常一样，凝视着排山倒海的北国大风。明天，我们应该在拉布拉多半岛。刚才我正在写作的时候，听见我的舷窗外一声嘶嘶声，大海汹涌狂暴起来，轮船左右摇晃上下颠簸得厉害，我想：‘鱼雷！’我等了好一会儿。死亡！死亡！”（幻想你死亡的场景和死亡的旅程，服用强烈迷幻剂的人们！）“我告诉你，”自信的年轻杰克·伦敦躺在他的铺位上说，“我告诉你，面对死亡并不 困难”——不，先生——“我很耐心，现在我翻个身睡觉了。大海仍然汹涌澎湃，浩瀚无边，无穷无尽，永远如此，我亲爱的兄弟（？）和判官（！）。今晚的月光之下，在这些危险的海域里，你能看到两艘海军舰船正在为我们护航，两只黄褐色的海猫，警觉，低调”（噢，哎呀）…… 北国无家可归的水域，雅利安北欧人面对他那双被海网勒得龟裂的双手。 二 不过，我的双手没被海网勒得龟裂，没有被绳子和电线磨得粗糙发红。后来，来年，我当了舱面水手，不过此时我仍是个厨师下手。我隐约地听见莎士比亚在嚷嚷这些，他洗刷盆盆罐罐，擦净巨大的锅子，系着油腻的围兜，头发长长地披在脸上，像个白痴，脸上溅满了洗碗水，不是用你所理解的那种“洗刷用具”在洗碗，而是带着该死的奴隶锁链，被铁链手手相连锁在一起，抓破划伤，伤痕累累，整艘战舰缓慢地向前行驶。 天哪，盆盆罐罐，他们心存恐惧地恣意作乐，大海的厨房，海王星下凡在这里，一群群海牛希望为我们提供牛奶，我还没完成的海洋诗歌，对苏格兰领主的恐惧致使在远处爱尔兰海上用另一只狐狸的颈背逆着风精疲力尽地划船！她嘴唇的海洋！她骨骼的格格声！摩西建造的诺亚方舟的肋骨在宇宙死亡的无所节制的夜晚中噼啪开裂。 短章节。 三 我在日志里所记录的青春期胡乱写成的东西没有一样值得我们今天效仿。 此时，远处的碎浪冲击着船首的斜桁，“夜晚既不适合人也不适合狗”，什么狗，啊，伯恩斯 [7] ，啊，哈代，啊，霍金斯，要不是为了一块带肉的骨头，会出海？ 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能安然返航，出海意味着五百美元，在一九四二年，嗨，那可是一大笔钱。 昏黄时刻，赤脚的印第安舱面水手巡查每个水手舱，确保所有的舷窗都已关闭锁牢。 他的腰带上佩有匕首。 两个黑人厨师在厨房里因赌博大打出手，挥舞大屠刀相互砍杀，不过我没亲眼目睹。 一位小个摩罗 [8] 酋长成了第三位厨师，他的脖子短小，所以回头看人时，需三百六十度转身。 他的腰带上挂着他们所有人中最大的刀，棉兰老岛 [9] 打造的一级大砍刀。 点心师傅据说是个同性恋，他们说他将精液射到拌好的点心里，让我们大家享用。 乘务员洗衣部里有个西班牙内战的老兵，是亚伯拉罕·林肯左翼反法西斯旅成员，他企图把我培养成共产主义分子。 乘务员领班对我来说毫无用处，跟海里的一朵浪花差不多，对他对我对任何人都没用。 船长肯德里克很难见到，因为他在高高的舰楼里，而这又是一艘大船。 我厨房里的厨师长外号“老光荣”。 他身高六英尺六，体重三百磅，是个黑人老光荣。 他说：“每个人都会在历史上留下印记。”他就是那个黄昏时刻在船尾甲板上祷告的黑人……一个真正虔诚的人。 他喜欢我。 “放屁大王”弗朗基·费伊，与我一起睡在轮船前部的水手舱里，他不停地放屁。另外一个小伙子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镇，一头鬈发；他总想拿我开涮，因为我一直在读书。我们舱里的第三个家伙高高的个子，一声不吭，我猜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这艘轮船不一般。 很快，烈性酒短缺了，那些真正的酒鬼便到下面理发店去理发，但实质上他们只想去弄一瓶剃须后搽的月桂糖蜜酒。 水手舱里的滑头们让我去轮机舱，向总机械师要一把“左撇子活动扳手”。总机械师在使尾部螺旋桨轴转动的活塞发出的轰鸣声中对着我大声嚷嚷：“你这个笨蛋，根本没有什么左撇子活动扳手！” 随后，他们特别招待了我一顿荣誉晚餐，给了我一块鸭屁股，还有一些山药、土豆和芦笋。我吃了那块鸭屁股，说味道很好。 他们说也许我是个脂粉气的橄榄球球员，一个大学生，但却不知道没有什么左撇子活动扳手，或者鸭屁股就是鸭屁股。好得很，两种东西我都能用。 我讨得点心师傅的喜欢，他送了我一件棕色的皮夹克，穿在身上袖子只到我的腕部。他就是船尾甲板上的传道士。 我在我的日志里记录了冰山；这篇日记真的非常不错，我应该记录在此：比如，“顺便说一句，我们两艘新护航舰中的一艘是由小型运输船改装而成类似猎潜艇和武装快艇一样的船，富有英雄般的传奇故事。在这片水域里，她击沉了所有被她发现的潜水艇。她是个英勇的小淫妇：能轻快地乘风破浪，携带一架鱼雷水上飞机，以及一船深水炸弹和炮弹。”老雅利安人是这样抱怨的（在我们到达那些冰山之前）：“迷雾中，‘查塔姆’号隐约尾随着我们，像一头悲哀的母牛哞哞叫唤……” 四 冰山是漂浮在北大西洋附近的巨大冰块，只露出它们整个山体的十分之一，大部分都隐藏在海浪之下，能把船体撞出个洞来，比黑眼斯巴达用斯巴达人挑衅的方式废了你还快，只是在这里，冰山是白的，冰冷的，不在乎的，而且比五个西圣路易斯警察局和消防署还要大。啊，举起酒杯致上敬意，提高警惕！ 一英里外你就看见它们，白色的立方体，海浪撞击冰山前部，就像慢动作恐龙电影。哗——啦，慢慢地，巨浪撞击悬崖，在这里是撞击冰山峭壁（不是冰山的核心 [10] ），所向披靡，景象叹为观止。你知道康沃尔凯尔特语的名字是什么吗？Kernuak。 那么，Kerouac [11] 是什么意思？“Kern”就是Cairn [12] ，“uak”就是“语言的”；那么，Ker，石屋，ouac [13] 语言的，意思就是“石屋的语言用纯正海员的声音跟你说话”。 我这艘船上没有一个人会撞上冰山，这辈子也不可能的，至少不会是在船长肯德里克的船上；再说了，我们晚饭吃的可是猪排。 五 你有没有在驾驶舱里看见过船长的眼睛？有没有人像大副那样专注地研究海图？那个二副，他有蓝色的眼睛？三副呢，很厉害？没有一艘像“查塔姆”号那样大小的轮船会遇难，除非它撞上了天才。 那个天才就是卡尔·邓尼茨 [14] ，藏身于贝尔岛海峡的海浪之下，我们寻找他白沫或潜望镜的痕迹，啊，我们找到了。尽管希特勒劝告他海军中的青年要变得聪明和敏捷，但是我见到的在美国军服役的水手最棒。不，没有一个邓尼茨能摆脱加拿大人的特征。 通常，真正的加拿大人都是蓝眼睛，适合海洋的眼睛，也适合小海湾，一个真正的海盗，你可以参照任何一位海军部队的最高统帅。他舔着嘴唇，注意海浪间出现的任何迹象，不管他是一个橄榄球、一块粪团、一只死海鸥、滑翔的幸福的信天翁（如果靠极地够近的话就能看到），还是小浪或海雀，或者鹗，那种渡渡鸟 [15] 非布谷鸟，那种鸟能浮在浪尖上，对你我说：“你独自去远航吧，我是浮在水上的鸟。”好的。总能找到邻近的陆地。 我们在这里能找到什么陆地？爱尔兰海？你看见了吗？ 六 是啊，我正在为一千个人煎腊肉，也就是说，两千条腊肉，在一个巨大的黑色电炉上煎，与此同时，光荣和其他助理厨师正在炒鸡蛋。我穿着一件救生衣，啊，鲍德温苹果 [16] 。我听见外面“隆隆”低沉的声音。光荣也穿着一件救生衣。隆！隆！腊肉发出嗞嗞的声音。光荣看着我说：“他们正在外面搞花样呢。” “是的。” “把腊肉煎得脆一点，然后装盘，孩子。” “好的，”我说，“老板。”因为他是我的老板，你得信我。“外面在干什么，光荣？” “一些加拿大驱潜快艇和美国护航驱逐舰在对一艘德国潜艇的攻击施放深水炸弹。” “我们受到攻击啦？” “这并非孟菲斯谎言。” “啊嚏，”我打了个喷嚏，“几点啦？” “你穿救生衣干什么？” “你要我穿的，你和餐务主管！” “不过，你在煎腊肉。” “是的，我在煎腊肉，”我说，“不过我在想德国潜水艇上也在煎腊肉的那个男孩。此刻他正在溺水中被呛死。你就相信我吧，光荣。” “我没在‘虚张声势’，你说得对，”光荣说。光荣的个头真大，也是个唱布鲁斯歌曲 [17] 的歌手，不过，任何一次打架我都可以打败他，因为他会让我。 这就是你的美国黑人，所以你别跟我说这事。 七 大海说，记得吗，我为什么是一个浪头？蓝色旷野里的三个银色指甲，被海水染成了灰色，天哪，这是一片波兰的海。什么，贾斯恩斯克？俄国的每位贵族都穿着毛皮衣服，阉割每一个遇见的人。孤独的叛逆者。恶棍。雅利安人。 他们竟敢称我们是奴隶。 八 的确是奴隶，为什么？当你看着赫鲁晓夫 [18] 的保镖或者任何其他长相平常的俄国人时，你就好像看到早晨九点在北卡罗来纳州田野里出售奶牛的某个家伙……雅利安人……那种眼神会使你相信上帝会在天堂里宽恕你……那种悲伤的眼神会使阿姆斯特丹的妓女不仅浑身发抖，还交出她们的针织品……啊，高贵的德系北欧日耳曼人，你们这些我心中的畜生！……杀了我吧……在十字架上处死我吧！……来吧，我有波斯朋友。 波斯朋友会做什么？留八字须？乘喷气机？……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高喊：“上帝啊上帝，你为什么要抛弃我”时他是什么意思？……他只是在引用大卫 [19] 的《诗篇》 [20] ，就像诗人背诵诗歌那样：他并没有声明脱离他自己的王国，这样认为是荒谬的，如果你就是这么认为的，就把大卫的保护物以及耶稣的十字架一起扔进了垃圾箱，让我来向你证明：耶稣只是援引大卫《诗篇》第二十二篇的第一行，他从儿童时代起就熟悉这一诗篇（更别提看见罗马士兵投票决定他的衣服，这使他想起了同一诗篇中的诗句“他们抽签决定我的衣服”，还有这一句“他们刺穿了我的双手和双脚”）。大卫的《诗篇》第二十二篇（部分）：“上帝啊上帝，你为什么要抛弃我？我大声呼喊，可你听不见我的祷告。你不回应我，我的上帝，当我呼喊的时候……我成了众人的笑料，暴民的笑柄。所有看见我的人都笑得直不起腰；不住辱骂，他们鄙视地摇晃着脑袋：‘他献身于上帝，上帝为什么不来救他？不来解放他的宠儿？’……我精疲力竭，就像泼出去的水，我所有的骨头都脱臼了……我喉咙干燥，就像烘烤的黏土，我的舌头已牢牢地粘在嘴里……他们在我的双手和双脚上撕开了口子……他们站在那里注视着我……他们瓜分了从我那里夺走的物品，抽签决定我的衣服……” 他就像一个诗人，牢记大卫预言的诗句。 因此，我信奉耶稣。如果你还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我来告诉你：雅各 [21] 与他的天使搏斗，因为他公然蔑视他自己的守护天使。太典型了。 米迦勒 [22] 站在我的角落里，身高七英尺。 瞧。 我们走了。
[1] New Bedford，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城市。 [2] Newfoundland，加拿大省名，包括纽芬兰岛和拉布拉多半岛东部。 [3] Admiral Byrd（1888—1957），美国海军少将，航空先驱，多次飞越两极，进行极地探险，曾在南极建立“小亚美利亚加”基地。 [4] Nova Scotia，位于加拿大东南部。 [5] Cabot（1450—1498），意大利航海家和探险家，经英王亨利七世特许，从布里斯托尔出发，于1497年在北美登陆，沿新斯科舍到纽芬兰海岸线探险航行。 [6] Ogallag，美国达科他州土著人。 [7] 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诗人，主要用苏格兰方言写诗，优秀诗作有《自由树》、《一朵红红的玫瑰》等。 [8] Moro，摩罗人，居住在菲律宾南部，多数为伊斯兰教徒，以制造武器闻名。 [9] Mindanao，位于菲律宾东南部。 [10] Kern，是作者姓名的一部分，他借此讨论自己名字的含义，联想祖先曾是海员以及与海洋的种种关系。 [11] 凯鲁亚克，是上一段结尾Kernuak的变异，也是作者的姓名。 [12] 也就是Kern的变异，意思是“锥形石堆”。 [13] 就是uak的变异，作者名字的组成部分。 [14] Karl D?nitz（1891—1980），纳粹德国海军元帅，希特勒指定的国家元首接班人，接任后立即向盟军投降，作为战犯被判十年监禁。 [15] do-do，产于毛里求斯，也称孤鸽。 [16] Baldwin apples，一种红色的冬季苹果，产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 [17] Blues，也译“蓝调音乐”，美国民族音乐的一种，主要源于美国黑人的工作歌与灵歌。 [18] Khrushchev（1894—1971），曾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 [19] David（？—前926），古以色列国国王，据《圣经》载，系耶稣的祖先。 [20] 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一卷，内容是供咏唱的圣诗，今本有150篇，又分为五卷，各卷之间由一段称颂上帝的结语隔开。 [21] Jacob，《圣经：创世记》中Isaac之子，以色列的祖先，又名Isreal。 [22] Michael，《圣经》和《古兰经》所载天使长之一，常被称为“伟大的统帅”、天上万军的领袖。 第八部 一 布莱兹·帕斯卡说，不要指望我们自己找到治愈不幸的灵丹妙药，而要期待上帝，天命是一种预先决定的永恒之物；命中注定我们的生命只能用来献祭，以求死后灵魂离开淫乱的、腐烂的、肉欲的躯体，在天堂里纯洁无瑕——啊，那可爱的躯体，数百万年来，在这个奇怪的星球上，遭受如此羞辱。Lacrimae rerum。 [1] 我不明白，因为我在自己身上寻找答案。我的躯体那么粗壮那么淫荡！我没法看透别人的灵魂，这些人的灵魂同样陷在颤抖虚弱的肉体之中，更别说深刻理解我如何能有效地求助于上帝。人们断言这种情形在我们手中是毫无希望的，我们的手在持久永恒方面毫无建树，因为它们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可以持续下去的，甚至是握手。 于是，我想到了那个白肤金发碧眼的德国男孩，在那艘潜水艇里煎腊肉，他穿着救生带，站在那里颤抖着浑身流汗，然而态度和蔼地为士兵和军官准备早饭，他听见潜水艇舱壁船体的接缝螺栓在嘎吱噼啪作响，很快海水就慢慢渗进来，他的腊肉就像谚语里所说的猪那样，从耶稣的手中接过撒旦的解雇通知单，跳进湖里，即将被加工处理。接着，附近传来一声深水炸弹的巨大爆炸声，整个海洋都冲着他的厨房灌了进来，海水在他的周围漫延，冲走了他的电炉和简单的早餐；他，一个来自曼海姆的孩子，在冬天早晨的阳光里，冰柱那么纯洁，狭窄卵石街道旁的音乐厅里传来海顿的乐曲，可是现在，啊，海水已经淹到他的脖子处，反正总要窒息而死，他想到了所有这一切：想起了他整个一生。这个可爱的白肤金发碧眼的德国比利·巴德 [2] 正在一个沉没的密封舱里被海水呛死。他的眼睛惊恐痛苦地看着“多尔切斯特”号轮船黑色烹调电炉前穿着救生衣的我。我没法忍受这种情景。 从那一刻起，我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和平主义者。 我不理解，我不明白，我没想这样。我们两艘船为什么就不能在一个小海湾里相逢，相互说些轻松愉快的打趣话，交换假俘虏呢？ 这些微笑的、想从中获得的撒旦是谁呀？他们是俄国人、美国人、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中国人？托尔斯泰在他最后一部书《天国在你心里》 [3] （耶稣的一句语录）里说，挑起战争的计时沙漏突然满盈的那一天总会到来，这句话不是完全正确吗？或者有一天，当水钟摆从和平水桶里获得更多水的时候，它会突然倾向和平？所有这一切都在一瞬间发生！ 此外，正如我在后面章节要说的那样，德国人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敌人”。我说这话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于是，光荣说：“好了，孩子，把腊肉煎好，我已经炒好了鸡蛋，我们去为一千人供应早餐吧，好让他们在格陵兰建造一个空军基地，他们走的是泥泞路，住的是简陋木屋，穿的是麦基诺厚呢夹克衫，是啊，自从我离开圣詹姆斯医院以来，我从未感到这么愚蠢和悲伤。啊，上帝啊，你为什么抛弃我？” 更让我不舒心的是，我得洗罐刷锅拖甲板，上床睡觉，中午被持大匕首的黑人二厨手唤醒，他叫唤道：“起来，你这个懒汉，你去厨房已经迟到五分钟啦！” “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 “我有这把刀！” “我在乎这个？” “我要报告船长，说你在厨房里顶嘴！” “是你先惹人的，不是吗？”我说。天哪，我们都不喜欢对方。我去找二副，要求调到甲板上工作，他们拒绝了。我陷在一个钢铁的监牢里，漂浮在北极圈冰冷的海洋里，最后还成了个奴隶。 二 日记上说：“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日：傍晚，北方突然刮来一股风，吹散了迷雾……一股冰冷的寒风。现在我们真正靠近北极了。这是离开波士顿的第八天，我们应该走了纽芬兰和南格陵兰之间四分之三的路程。”——还没进入北极圈，但几天后——“吹来一种奇怪的风，它来自远方白色的北极，带着一种沉闷凄凉的信息，它小声咕哝：‘人类一定不要冒险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冷酷无情，无情无义，就像大海一样，不会成为人类的朋友、温暖的灯光。我是北极，我只为自己存在。’但是，在我们的左舷，我们新护航船只（海军舰只已经离开，取而代之的是两艘全副武装的拖网渔船）的信号灯光照亮了冰冷刺骨阴郁灰暗的水域，带来了另一种信息……这是一种温暖、爱抚和安慰的信息，人类的信息……那美丽的小小的金色灯光，闪烁着人类语言的符号。语言的思想，在这里，在没有语言的大海胸膛里……那也是一种温暖、金色的事实。” 还有：“监狱船！早晨我一边朝着我的锅碗瓢勺走去，一边对自己尖声喊叫。啊，克里特王子沙巴斯，还有他熟悉的叫喊声：‘早晨，兄弟们，拿出同情心！’……离船尾大约一千八百英里……但每两英尺有一个灵魂。 “但是今天早晨，我睡意蒙眬地来到甲板上，在船头呼吸新鲜空气，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迷人的格陵兰海湾。一时间，我几乎惊呆了，随后陷入了孩子般的惊叹中。”——当然啰，——“爱斯基摩人划着单人划子 [4] 在我们身边漂过，露着破牙怪怪地微笑着。啊，我想起了沃尔夫的那行诗，包含着辉煌的胜利和真理：‘早晨，新的陆地……’因为这是睡眼蒙眬迷迷糊糊的早晨，清新、干净、奇怪……这里是一片新的陆地……孤独、荒凉的格陵兰。我们经过了一处爱斯基摩人的定居地，一定是地图上靠近朱利安娜霍布费尔韦尔角的那个定居地。美国海员朝爱斯基摩人扔橘子，试图击中他们，并且粗鲁地大笑——但是，那些小蒙古人只是痴痴地傻笑，温和地表示欢迎。我的同胞让我感到尴尬，无地自容，因为我知道，爱斯基摩人是一个伟大坚韧的印第安民族，他们有自己的上帝和神话，他们熟悉这片奇怪土地的所有秘密，他们有道德观念，有荣誉，而且远远胜过我们。这个fiord [5] ——fiord的意思是悬崖峭壁海峡水道——的两侧是巨大的棕色峭壁，上面覆盖着某种厚厚的苔藓或者青草或者欧石南，我说不清楚是什么。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北方人 [6] 称这片土地为绿色 的土地 [7] 。这些悬崖峭壁绝对令人陶醉……宛如孩子梦中的悬崖，瓦格纳音乐的灵魂就在这里……恢宏的，要塞般的，陡峭的；融化的冰雪所形成的一条条河床日积月累磨出了相当惊人的一条条裂缝；这些悬崖从绿色的峡湾水域中耸起，直插淡蓝色的云霄，气势恢宏美妙绝伦……” 等等等等。我不想用所有这些与格陵兰有关的描述来烦扰读者。 三 我们继续向北，进入了一个在冰岛北端纬度以北大约只有一百英里的小海湾，我们驶了进去，来到一个空军基地，只要说明这一点就够了。工人们下船去工作了，推土机从“多尔切斯特”号货舱的边门被拖下了轮船，人们拿了锯子、钉子、锤子、成材、电线、发电机、威士忌酒、月桂油上了岸，开始打造一个巨大的着陆场，场地里有巨大的临时棚屋，供每个人居住。两艘海岸警卫队的小型武装快艇在夜晚加入了我们，邀请我们上船看电影。我的意思是“多尔切斯特”号的海员。我们上了他们的舰艇，坐在甲板上，观看斯坦利 [8] 在非洲中部遇见利文斯通，等等。我记得我姐姐和母亲一直以来是多么喜欢那部电影中理查德·格林的酒窝。 随后，我和一位名叫杜克的海员上了岸，借口说想去建筑工人的大食堂吃饭，不过，我们的确在那里就餐了，但是随后出发去攀登附近一处高高的多石山。我们成功登顶了。他的名字叫韦恩·杜克，一个相貌憔悴枯槁的青年，在哈特勒斯角外水域，他的轮船被鱼雷击中，他的脖子上有着炸弹爆炸时被碎片划伤的痕迹。他是个随和的人，但眼神里依然有着悲剧造成的失魂落魄，我怀疑他还能不能忘却他在救生筏度过的那七十二个小时，还能不能忘记他肩上背着的那位肢体残缺血肉模糊的同伴，他的同伴一阵疼痛难忍，跳离筏子，投入卡罗来纳海自尽……于是，一天半夜，黎明时刻，我站在寂静的甲板上，凝神眺望，心想：“多么野蛮贪婪的国家！”严寒的黎明在两边陡峭的山岩之间显现，层层精美柔和的光线形成了完美的平行线，从山岩直抵高悬的山崖；这时，我听见格陵兰身着白色裙服的女子在冰天雪地里唱歌，就像柏辽兹 [9] 或者西贝柳斯或者甚至肖斯塔科维奇 [10] 的歌曲一样……使人难以忘怀的迷人女子，航海一千英里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女人，所以我和杜克说，我们去爬那座狗娘养的高山。那天我一觉睡到两点。醒来时，伙伴们告诉我，可以乘大汽艇上岸，每半个小时就有一趟船往返。我们大约四十个人，挤在一艘供突击队使用的同类型冲锋艇上，每小时航速十五节。当我们劈风斩浪朝岸边驶去时，军队的火炮手们开始了他们的射击训练，他们在桥楼前面支了两个旋转炮台，上面是口径为两英寸的火炮。我们听见火炮击发的隆隆声，看见远处北面海滩上扬起了沙土，冲锋艇飞速前进，越过了名叫“美国铝业公司舵手”的巨型货轮（满载着成材和铝材），轻轻靠上了由我们五百名酒鬼修建的质量粗糙的新码头，一个小玩意被抛上了岸，以备即刻需要，瞧，一个月来，我们第一次登上了陆地！不幸的是，我不能说这是“结结实实的古老大地”，这是一片下陷松软的苔藓，大部分都是沼泽和小溪，人们不得不从一个苔藓高墩跳到另一个苔藓高墩，不过，跃入我疲惫的、看惯了海洋的双眼的是一簇簇野花。我想到了北美的杜鹃花。韦恩·杜克问我是否同意跟他一起进行这次小小的登山远足……其他同船的海员都朝着草地山坡走去，去看看那边的湖泊。偶尔有迹象表明，工人们已经开始挖壕沟，因为有一些木板、木桶；他们刚开始喝威士忌，不过，让我告诉你，在这些工事完成之前，他们已摧毁了斯匹次卑尔根 [11] 的纳粹德国空军机场。 杜克和我与其他海员背道而驰，其他海员前往爱斯基摩人居住区；不久，我们就开始讨论登山事宜，觉得比起试图击败涂着鲸脂的怪物，登山更贴近当下生活。于是我们非常一本正经，决定去攀登一座有相当高度的山峰，山上遍布新近发生泥石流和雪崩的痕迹：巨砾、大石；于是，我们开始攀登。我们跨过散落的岩石，艰难跋涉，随后休息抽烟；接下来的山坡高高耸起，非常陡峭，我们不得不开始使用双手。那天，爬山对我来说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因为我仍然感觉好像在甲板上走路一样，哎呀，加里·斯奈德 [12] 。 也就是说，如果我要在那种情况下站在平地上，那么我仍然好像站在海上的甲板上那样左右摇晃。但是我们有进展。山下的峡湾开始变小。那两艘船“多尔切斯特”号和“美国铝业公司舵手”号货轮，看上去像玩具船。我们继续往上攀登，强忍着身体上的剧烈痛苦，很快，我们到达了一处岩石突出的部分，上面有些巨石处于不稳定的危险状态。我们很容易推动这些巨石，看着它们坠落一千英尺，再雷鸣般地滚动一千英尺。随后，我们再往高处攀登，停歇了好几次，从一些源头小溪里喝水；应该提一下，我和杜克是攀登这座高山的第一批白人。这就是为什么如今这座山叫作杜克杜洛兹山（福特凯鲁亚克山）。除了也许有些从红胡子埃里克 [13] 到克努森船长的探险船只以外，“多尔切斯特”号和“美国铝业公司舵手”号是第一批在这个峡湾抛锚停泊的轮船。如果他们想要攀登一座山，他们就会挑选一座比杜克杜洛兹山更高的山，杜克杜洛兹近四千英尺。所以这座山是我们的山，因为我们攀上了顶峰；经过半小时的攀登和悬在海中悬崖上之后，我们到达的位置距离底下海面的垂直落差也许有三千英尺，我们并不试图攀登这座山的最后那一小块“燧石边缘”，因为它太窄太薄，像苏美尔 [14] 塔。我们没有任何的登山器具之类的东西，有的只是韦恩·杜克对冒险的满腔热情。 我们上去了，到了世界之巅，离地球的轴心北极不到八百英里，俯瞰我们四周的海洋，眺望自由的天空。我们坐在奇怪的黑色岩石上，在高高的山顶之上，惬意地抽烟，几英寸之外就是一个半英里落差的峡谷，我们发现在山坡的另一侧有一个巨砾山谷，那里隐藏着一个湖泊，在峡湾的南端，向着海面，海拔定有一千英尺。我们应该给它取名“神秘之湖”，因为谁知道这湖泊有些什么秘密，谁生活在湖上，它有什么传奇？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一个失踪的部落？新石器时代的湖上居民？ 走失的西班牙人？我们就叫它“神秘之湖”吧。随后，我和杜克折回山下，我踩到了一块松动的巨砾，于是就开始与石头一起顺着一处岩脊滚下山坡，结果引起了山崩，石头朝着我底下可怜的杜克砸去，雷鸣般地从他的头上越过，我俩几乎丢了性命；我带着疯狂的自信微笑着，夹紧我臀部的肌肉控制继续下滑，就在悬崖边缘止住了滑落，杜克也在一块倾斜的岩石下躲避了滚石。此后，我俩又有好几次侥幸脱险，这绝对是生死一线，但是我们成功了，回到了大汽艇上，它把我们送回我们的船，晚餐狠狠吃了一顿，猪排、土豆、牛奶以及黄油糖浆布丁。 四 杜克是个很棒的小伙子。船上还有一个名叫迈克·皮尔的小伙子，他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职业共产主义煽动分子说起话来是个什么样子。我日记里是这样记载的：“迈克，身材极小，智力发达，思维敏捷，聪明，共产党人。在西班牙为忠于共和政府并反对佛朗哥叛乱的人而战，去过俄国，见过希安 [15] 、海明威、马修斯 [16] 、夏勒 [17] 。在西班牙与约翰·拉德纳 [18] 并肩战斗过。艾贝·林肯旅 [19] 的。受了伤。妻子在俄国工作；在美国，做社会工作。在格林尼治村有一间公寓；曾住在巴黎左岸 [20] 。他说，艺术是一种‘压抑的欲望。’在市立纽约大学一年级时因煽动学生会闹事而被开除。现在是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海员工会的代表。憎恨赫斯特 [21] 、亨利·福特、杜邦 [22] ，以及所有的法西斯。憎恨简：瓦尔廷。曾在苏联工作过，一九三九年世界博览会上，他在苏联展厅工作。中等身材，二十九岁，浅棕色头发，蓝眼睛。下巴上留着短尖髯。在摇晃的日用织品商店里打铃。” 我把这部分摘引给你看的日记给他看过，他竟然还对它进行审查修改。 五 我不想过多谈论这件事，因为还有很多其他事情，有太多的事情要说，不幸的是，大约这个时候我们的姐妹船“查塔姆”号在贝尔岛海峡被鱼雷击沉了，我相信丢了许多许多生命，大约一千人。我们曾一起驶出波士顿海港。“查塔姆”号和“多尔切斯特”号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老爷船，最后他们也击沉了“多尔切斯特”号。 六 在返航波士顿的旅程中，我们没了五百建筑工人的重量和船舱里他们的大量运土设备，也没了建筑用炸药以及所有的东西，轮船轻得像一只瓶塞，在十月的暴风雨中颠簸，类似的情况十五年以后我才再次遇见。我的上帝啊，耶稣可以作证，多大的风浪啊！不过，我们没被吓坏，我和一些小伙子跑到楼上工人们睡过的旧宿舍里，用能够看得见的几百张床铺上的所有枕头，开始了一场枕头打闹大战。轮船在黑夜里隆隆航行，黑暗的船上羽毛漫天飞舞。“黑夜不适合人类也不适合野兽。”这是一场巨大的风暴。我走上甲板，进行前卫进攻奔跑练习，以便能够准备下周参加哥伦比亚学院的橄榄球比赛。在呼啸的北极大风中，在上下颠簸的甲板上练习橄榄球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顺利抵达悉尼新斯科舍，但因为那次的登山事件，我没被允许休假上岸，因为我们中午没能上班，那次事件被正式记录为AWOL [23] 。我倒不在乎，不过，到了小小的悉尼旧城，所有人，包括船长肯德里克，都乘着小艇上岸去了，我被独自留下，与一两个厨师和一个舵手或是我不认识的某人一起看守这艘空船，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任何其他人。于是，我去了船长的舰楼，拉了拉那根该死的绳子，招呼悉尼港派一艘小艇过来。一艘闪着温暖人类灯光的小船朝着轮船疾驰而来。我从船长的舰楼飞奔而下（拉了那根绳子，我感到内疚；就像后来我在加利福尼亚的铁路上拉了火车司机的警绳要求过交叉路口一样，除了叭叭叭、叭叭叭、还是叭叭叭）。不过，还好，花五十美分，他们送我上了岸。我想整艘船全空无一人了。每个人都喝醉了，烂醉如泥。 这是个不错的小镇，有煤炭工人，矿工，这些人脸上满是污垢，就像威尔士那里的人一样，他们进入地下矿井等地，他们的帽子上有一盏小灯；不过，镇上也有战时的小型舞会，有许多烈酒和酒吧，这次我上了岸真的AWOL了。几杯威士忌之后，我醉意迷蒙，看见我的几个海员朋友对着沃林汉姆发火，因为他拿了一大瓶威士忌躲在码头一个简陋的棚屋里，不愿意出来给我们喝几口。“狗娘养的，”富加齐喊叫着，“我们要给他点教训！沃林汉姆，快出来，否则你准备游泳吧！”这个棚屋位于悉尼港码头的边缘。沃林汉姆不出来，于是，我们全都一起动手，将那个棚屋推入海中。 他从棚屋顶部的一个洞里游了出来，人和酒瓶完好无损，他游到码头的软梯边，爬了上来，一声不吭地走了。 我们只能下楼去买些饮料。在小巷里，我们为扑克游戏中拖欠的钱，为了借了多少钱等事而争吵不休；最后，我与两个年轻的朋友在舞厅和俱乐部闲逛，我们有点困的时候，看见一栋漂亮的屋子，就走了进去，屋里有两个印第安妓女，我想你可以称她们“德索托 [24] ”。在那里，我们得到了满足，海风拍打着旧窗户，威胁着所有温柔女性的温暖肉体，我们又去了另一栋房子，我说：“我们进去睡觉吧，看上去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俱乐部。”我们走了进去，前面客厅似的房间里备有沙发和安乐椅，进去睡觉！早晨醒来，我吓坏了，我发现这是别人的家，丈夫、妻子和孩子正在客厅旁边的厨房里做早饭。丈夫正一边戴上他的矿工帽，拿起他的午餐桶和手套，一边说：“妈咪，五点回家，”孩子们说：“妈咪，去上学了，”妈妈在洗碗，他们甚至不知道客厅里有四个喝醉了酒的美国海员。我弄出了点小动静，那个老头出来查看并发现了我们。他说：“美国佬在这里睡觉？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门没锁，我们以为这里是俱乐部！” “好吧，孩子们，继续睡吧，我要上班去了，你们离开时，声音轻一点。” 我们在那个爱国者家里又睡了两个小时后，悄悄离开了。 不需要早饭。 七 在闹市区就喝了点威士忌。我不停地咕哝。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哪里或者我的船名字是什么；我只记得，在某一刻，我猜想在一个劳军联合组织俱乐部里我听见黛娜·肖尔 [25] 在美国电台里唱歌，歌名叫《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爱你》，心里感到一阵没精打采，思念昔日的纽约和那些金发女郎。可是不知在什么地方，我绊了一下，我只知道自己在某个小巷里，军事警察或海岸警察用左轮手枪对着我头顶朝天连续开枪，说：“站住，否则我们要开枪啦！”所以我让他们逮捕我，把我带到加拿大海军军营，关进一个房间，让我在那里等着，我因AWOL被捕。不过，我打了个盹之后，朝窗外看去，看见那些加拿大白痴们正戴着手套，拿着球棍和球，学着打棒球，我打开“兵营监狱”的窗户，跳了出去，抓起一只手套和棒球，教他们在投球时如何像样地挥动手臂，投出一个像样的快速弧线球。我甚至教了他们一些击球技巧。太阳正在落山，古老的新斯科舍寒风刺骨，晚霞通红。他们很感兴趣。我很快意识到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从容悠闲地离开，回到市区再去喝酒。此时，我已经身无分文，所以我就向完全陌生的人讨酒喝。最后，我摇摇晃晃地回到码头，叫了一艘小艇，乘船羞怯地爬着软梯回到“多尔切斯特”号上。 舰艇纠察长或者不管你称他什么，瞪眼怒视着我说：“他是最后一批里的了，我想还有两个，随后我们就可以起航回纽约了。”果然，不到一个小时，“多尔切斯特”号上的最后两个未请假擅自离船的船员乘着小艇回来了，我们启程向南航行。 告诉你，我们已经获得了登岸假。 我有一张薄光泽纸，可证明这一点，上面写着： （正式航海日志摘录。 多尔切斯特号。）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约翰·杜洛兹，厨师下手，按规定第一百八十五条，因在外国港口AWOL，特扣处两天的工资。＄5.50 （本摘录抄送约翰·杜洛兹） LBK/EGM 纠察长L·B·肯德里克。 八 我忘了提一下，我们在格陵兰那些小峡湾中的一个停泊的时候，有个爱斯基摩人乘着他的单人划子过来，他那张棕红色的大脸和一口棕黄色牙齿冲着我龇牙咧嘴，笑着高叫：“嘿，Karyak taka yak pa ta yak ka ta pa ta fat tay ya k！”我说：“什么？”他说：“好的。”他随后就开始拿起他的划桨，猛击他那艘牛皮海划子的右侧，来了个水下大转身，或者说大旋转，从左侧游出水面，浑身湿透，满脸堆笑，这是个了不起的小划子特技。我开始明白，他想跟我做交易。我的头正探出水手舱的舷窗。于是，我给他做了个“等一会儿”的手势，打开我的储物柜，我回到舷窗前，摇晃我那件霍勒斯·曼橄榄球队的二号紧身运动套衫，我说过我穿这件球衣曾多次持球触地得分。他点点头表示可以。我把球衣扔给他，他递给我一把鱼叉。这把鱼叉上有瑞典或荷兰的钢刀，还系着骨头关节、木头和皮带子。 我们就这样从新斯科舍出发，向南航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们没有去波士顿。一天早晨，当我们醒来时，在迷雾中见到了久违的纽约港自由女神像！“给我送来你那些可怜的人 [26] ”的确如此。轮船停泊了一段时间后，时光已值十月，纽约橄榄球和全美橄榄球的消息接踵而来，放屁大王费伊嘲笑我，因为我告诉他下周六我会参加与军队的比赛，我们继续往前航行，穿越布鲁克林大桥、曼哈顿大桥和威廉斯堡大桥，岸上的人群高声欢呼，挥舞旗子，像欢迎英雄归来似的。你怎么能相信竟然会有这种场面？ 我们驶进了长岛海湾，天哪，大约晚上八点，我们正冒着蒸汽忙碌着朝海湾北部开去，就在康涅狄格州西黑文的岸边，妈妈、爸爸和我曾在那里租借过一栋小屋，我曾在那里游进大海，他俩以为我淹死了，我曾在那里探视过海神的心脏，在蓝色旷野里看见了银色的指甲，还有一艘名叫“我们到了”的小船……还记得吗？ 可这算什么航程啊！没有潜水艇攻击，沿着海湾北上，前往科德角运河，穿过那条运河（在桥下通过），北上波士顿；黎明前，我们在那里靠岸，用绞车绞近，放慢速度，用缆绳系牢，然后睡觉，直至早晨九点发工资。 发工资可真热闹！赤脚的印第安水手把他的一个赌博仇敌逼到刘易斯的舱里，向他索要两百美元，差点把他掐死；食堂里某某人与某某人之间正上演一场拳斗；而我面对的是给我工资的美国海湾警卫队的古西·J·里戈洛波洛斯，他说：“今天清晨你为什么不回应我的便条？你对我没感觉吗？”我拿起我的四百七十美元，沙巴斯等在步桥那边，他说：“我跟你一起乘火车回洛厄尔，你手里拿的是什么？鱼叉？” “对，与一个墨西哥人换的”或者类似这种无聊的回答，随即我们去了洛厄尔我爸的家。 九 家里有一份电报，是哥伦比亚橄榄球队的陆·利贝尔发来的，电报说：“好了，杰克，现在该是大胆面对困难的时候了，我们在这里等你，我们希望你今年补上化学课的不足和学分，同时打一些球。”一九四二年十月。所以，我用出发前仅剩的时间告诉我亲爱的妈妈安吉，我之前从未好好地感谢她为了过去那个懒惰的我，一辈子洗刷锅碗瓢盆付出的辛劳，尽管她洗的那些要比那艘地狱船上的干净得多小得多。我在火车上买了一张去纽约的票，带着我整理好的大学旅行提箱，去了哥伦比亚。 我在哥伦比亚的时候，“多尔切斯特”号再次驶出波士顿，这次装载的是两三千美国军队的士兵，轮船在巴芬湾被卡尔·邓尼茨指挥的潜水艇击沉，“多尔切斯特”号上的大部分士兵和船员都死了，包括光荣。后来，我把这事讲给一位作家朋友听，告诉他有位幸存的同船船员在新奥尔良跟我说了这件事，说船上所有的年轻人都喊妈妈救命，那位作家笑着说：“这很典型！” 他逃避了军队服役，理由是同性恋 。 一〇 当然，现在“多尔切斯特”号受到敬重，许多纪念碑为它而建（比如，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国王桥荣誉军人医院），因为在船上，或者说在甲板上，四位牧师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把救生带给了士兵：四位牧师中两位是新教徒，一位是天主教徒，另一位是犹太人。他们祷告着，与轮船，与光荣，一起沉入那冰冷的海底。 光荣消失了。 有人看见那个厌恶我的乘务员被救生筏落下的一片东西割断了脖子，在海浪里。 关于那个同性恋黑人面包师傅，我没有确切的消息。 肯德里克船长，他沉入了海底。 一一 所有那些盆盆罐罐，厨房舱面，洗衣房，屠宰房，军用火炮，钢铁，甲板排水孔，引擎房，左撇子活动扳手房，大海里德国金发男孩的遗体……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比为军火商服务更好的死去方式。 一二 我和沙巴斯在洛厄尔火车站下了车，我提着鱼叉和水手袋，沿着学校街一路步行，越过穆迪街大桥，来到我在波塔基特维尔的家。我问候父亲，亲吻了他，亲吻了母亲、姐姐，家里有那份陆·利贝尔来的电报，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了家。 到了哥大校园，我再次陷入了那种无稽之谈，现在是要在三天之内阅读并且理解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同时在自助餐厅里洗碗擦碟，整个下午还要进行队内分组比赛。陆·利贝尔碰巧在阿姆斯特丹大街遇见我，说：“哈，你瘦啦，它们那些波涛海浪真让你掉膘了，是吧？现在你体重多少？” “一百五十五。” “那我想我不能再让你当后卫了。我想现在你会跑得更快。” “下周我父亲会来看看你是否能帮他找到在哈肯萨克 [27] 的那份工作。” “好的。” 午后男生们身着淡蓝色哥伦比亚球服，都站在球场上，我从更衣房第一次慢慢跑着出来，穿戴整齐，准备停当。我注视着那些新球员。所有昔时的老队员都参了军。这是一帮意志薄弱毫无用处的家伙，高高的个子，没头没脑，可以说是朽木不可雕。陆·利贝尔说的第一件事是：“我们得教你们打那种KT79佯攻。”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打橄榄球不玩假的。二百一十五街和百老汇街交界处的贝克球场上，队内分组比赛的灯亮了。谁站在那里观看这场分组比赛？军队的教练，厄尔·布莱克，还有布朗大学的教练，塔斯·麦克拉夫里。他们对陆说： “谁是那个杜洛兹，持球跑动进攻很棒的那个？” “他在那里。” “我们来看他跑。” “好的。杜洛兹，孩子们，过来集合！”克利夫·巴特尔斯也在那里。我得从右翼跑几步佯攻的步子，然后转身回到接球队员的身后，做做样子好像我没有得到他的传球，但实际上我确实接到了球，然后开始飞速绕过左边（我不习惯的一边），不得不再次躲避老将特克·塔兹伊克，特克再次咒骂，我反向越过开球线，直至面对边线那边可能出现的防守阻截球员，再次反向奔跑，巧妙躲避一下，这时我已经甩开了所有对手，独自处在开阔的球场上准备全力狂奔一百九十码，我和球门柱之间除了陆特别喜欢的意大利人迈克·罗马尼诺外没有任何阻挡；正当迈克准备试图抓住我，把我拖到地上的时候，陆·利贝尔吹了哨子，停止练习，他不想让罗马英雄劳累过度。 不过，军队的教练已经看清，另一个教练也看到了。四天后，沙巴斯从洛厄尔来了，他那对沮丧空想的大眼睛显得迷惑不解，他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跟他一起去研究布鲁克林大桥。尽管此时我还得写一篇有关《李尔王》和《麦克白》的大论文，可我们还是去了布鲁克林大桥；这时，老爸来了，在学院附近租了个房间，他去了陆·利贝尔的办公室，却没得到工作，我听见老爸与利贝尔在那里高声嚷嚷，爸爸跺着脚从陆的办公室出来，他对我说：“走，回家，这些意大利人只是在欺骗我们俩。” “陆怎么啦？” “只因为穿了两百美元的套装，他就以为自己是香蕉鼻子先生 [28] 啦？与军队的比赛即将在周六举行，如果他不让你参加这场比赛，那么这他妈的到底算是什么意思？” “现在让我上场 ，教练？”星期六与军队比赛时，我对坐在长凳上的陆说，可他甚至不朝我这边看一眼。 第二周的星期一，我的窗上堆着积雪，收音机里播放着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我自言自语地说：“好吧，我不打橄榄球了。”我走进隔壁莫特·梅厄的寝室，他的房间里有一架平台式大钢琴，听他弹奏本尼·古德曼钢琴家式的爵士音乐。梅乐·鲍威尔 [29] 。我去了杰克·菲茨帕特里克的房间，喝了些威士忌，他正趴在一篇未完成的短篇故事上睡着了。我穿过大街，去了对面埃德娜·帕尔默的祖母的家，就在她家沙发上把埃德娜·帕尔默给操了。我跟化学系说见鬼去吧。哥伦比亚橄榄球队的大牌阻截、后卫和边锋队员们在我窗外的雪地里高声叫喊：“嗨，白痴，出来喝杯啤酒！”朱罗斯基也在他们中间，还有特克·塔兹伊克等其他人，如果他们不让我出场赛球，我不想死皮赖脸地在这里。 因为与军队的这场比赛我能上场的话，我们至少两次持球触地得分，使比分非常接近，并且我将顺带击败他们最好的带球进攻队员、来自洛厄尔的阿特·贾纳，就像我十三岁时对付哈尔马洛那样，快狠准。如果你都不能上场比赛，那么你还打什么球？ 哥伦比亚校队的边锋们在一百一十八街和百老汇交界处的西区酒吧外面放肆撒尿，就当着我未来的娇妻埃德娜（“约翰妮”）：帕尔默的面，埃德娜还认为这挺逗人，而此时我在收拾我的行李，装好我的收音机，回洛厄尔老家，等待海军召唤我。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她与另一个海员有一段风流韵事，那个海员为了节省五分钱，把她猛地从地铁闸机验票口推了过去。）此时，查德·斯通是队长，似乎有点惋惜地看着我。我讨厌撒克里·卡尔，争球时他用他石头般的头撞我。他们这帮人狗屎一堆，不让别人显露才干。在关键时刻。银色指甲和锯末。 一三 不过，我忘记了一件事情：当陆·利贝尔召我回哥伦比亚时，我乘坐纽约—纽黑文—哈特福德火车，或者不管你称它什么，从北洛厄尔至纳舒厄，然后向西至伍斯特，再驶往纽黑文的哈特福德，等等，一路有我父亲陪伴。大个子老爸随身带着一本威拉德·罗伯逊 [30] 写的书，罗伯逊在不少电影中扮演老年人物，电影名叫《高潮》或《低潮》或其他什么，一个有关海滩捡蛤蜊人救一个快淹死的姑娘（艾达·卢皮诺 [31] ，老爸最喜欢的年轻女演员）的故事（还有法国的让·迦本）；从洛厄尔到纽约的十二个小时里，老爸在火车陈旧的座位上打鼾，而我读完了一整部小说。现在的人们不再那么做了。十二个小时坐在灯光暗淡的火车上，年迈的乘务员和司闸员来回跑动，高声叫喊：“梅里登！”我在阅读一部完整的由法国电影改编的小说。书也写得非常不错。想象一下吧，没有空姐露着假牙微笑，邀请你去参加某个无影无踪的舞会的缠扰，而是独自阅读一本小说……早晨，我们去了陆·利贝尔的办公室，跟陆吵了那次架。不过，有的时候，在梦中，我梦见自己肩扛着太多的负重，与其他人一起朝火车终点站狂奔。我请他们拿一下我的外衣，或者雨伞，但是他们总是婉言拒绝，所以这就意味着，现在我要肩负超越我承受能力的负担生活下去。而且没人在乎。 我爸已经读过那本小说，他要我在那列陈旧车厢棕色的灯光下研究这本书，火车喀嚓喀嚓飞驰在新英格兰大地上……当你加入“铁路火车人兄弟会”的时候，请三思而后行。BRT [32] 。 不是UROC。 一四 就这样，我和老爸告别了纽约，我回洛厄尔等待，我已经说过，等待海军的召唤，当他们果真召唤我时，我已得了风疹，我是说真患了风疹，我脖子上上下下都是小脓包，还有手臂上，真的病了。我写了一张便笺给海军，他们说等两周。我再次待在家里，与妈妈在一起；我开始整洁地手印一部漂亮的小小说，名叫《大海是我兄弟》，把它称作文学那是吹牛，但手印得非常漂亮。我再次独自在家里，拿着我的手印铅笔，再次潜心写作，不过真的因风疹病得很厉害。事实上，当时这种病正流行，海军不怀疑我。但第二周我身体恢复之后，我乘火车去波士顿美国海军航空兵部队，他们让我坐在一把椅子里旋转，问我是否头晕。“我没发晕，”我说。不过，在高空测试中他们难住了我。“如果你在一万八千米高空飞行，高度如此这般，你会怎样动作？” “真见鬼，我干吗要知道这个？” 于是，我结束了大学教育，被指派去纽波特 [33] ，剃掉头发，穿上军用皮靴，成了受训新兵。 一五 军营生活没那么糟糕，只是他们都十八岁，而我二十一岁。 多么讨厌的一帮人！都在讨论他们的小脓包，或者女朋友，好像我从来没有过女朋友似的，给我讲那些粗俗的笑话。现役军官应该明白十八岁和二十一岁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得把我们的吊床挂在罗得岛州纽波特军营的钩子上，半夜里，时时刻刻都会有十八岁的傻子从吊床里滚下来，扑通一声摔在甲板上，我也摔过，在想翻个身找个更加舒服的位置的时候。与此同时，半夜里，我躺在劣质又不适宜睡觉的吊床里，有人不住地弄醒我，大概凌晨三点，因为他拿着手电筒和卡宾枪（噢，手枪）来回走动，是放哨的“卫兵”。随后，到了早晨，他们不让你抽烟。你不得不躲在靴子后面点燃你的香烟屁股，天哪！ 伙食还算不错。不过我在家里等风疹康复，创作《大海是我兄弟》的那个月里，我反复播放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到了这时，我已经被惯坏了。他们那些哥萨克人，骑着骏马奔驰在俄罗斯大草原上。而我却在这里，与这帮家伙在一起，用B调大声叫喊“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戴着羊毛军帽，身穿水手短外套，摆动双手列队行进。 我不得不告诉你的美国海军的故事会让你极为震惊。
[1] 拉丁文，万事都堪落泪。维吉尔的一句名言。 [2] Billy Budd，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遗作《比利·巴德》的主人公，原打算写成Billy Budd，Sailor，sailor为“水手”之义。 [3] 此为作者的记忆错误，《天国在你心里》并不是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书。 [4] Kayak，用动物皮绑在木架上做成的划子。 [5] 英语，峡湾。 [6] 尤指北欧人和加拿大北方人。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7] Greenland，我国通常译为格陵兰。 [8] Henry Morton Stanley（1814—1904），英国探险家、记者，以在中非救出失踪的探险家利文斯通及多次到非洲探险而闻名，著有《我是怎样找到利文斯通的》、《穿过黑暗大陆》等。文章里所指的情节出自1939年的美国电影《荡寇志》（“Stanley and Livingstore”）由斯宾塞·屈塞、南茜·凯利和理查德·格林主演。 [9] Hector Berlioz（1803—1869），法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评论家，代表作有《幻想交响乐》、《哈罗尔德在意大利》、《浮士德的沉沦》等。 [10] Dimitri Shostakovich（1906—1975），苏联作曲家，主要作品有《第五交响曲》、《第七交响曲》、《森林之歌》等。 [11] Spitsbezgen，挪威一群岛，位于巴伦支海和格陵兰海之间。 [12] Gary Snyder（1930—），美国著名诗人，与“垮掉的一代”交往甚密。 [13] Eric the Red（940—1010），挪威航海探险家，发现了格陵兰，创建了欧洲人在格陵兰的第一个居民点。 [14] Sumerian，古代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一个地区。 [15] Vincent Sheean（18891975），美国记者、小说家，西班牙内战时期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前身）做记者。 [16] Herbert Matthews（19001977），美国记者及社论撰写人，曾在《纽约时报》工作，西班牙内战期间在欧洲做战地记者。 [17] Shirer，可能指William L. Shirer（19041993），美国新闻记者、战地通讯记者、历史学家，著有《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 [18] John Lardner（19121960），美国体育新闻记者，二战时期担任过战地通讯记者，曾为多家美国知名报纸刊物写过文章。 [19] Abe Lincoln Brigade，由美国2800名自愿者组成的旅，19361939年参加西班牙内战，试图阻止法西斯主义的扩散。 [20] Left Bank，巴黎的左岸地区，在塞纳河左岸，即南岸，是大学生、作家和艺术家等的汇集之地。 [21] 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美国报业巨头，创建赫斯特报系，为电影《公民凯恩》主角的原型。 [22] DuPont，杜邦家族，法裔美籍，以经营炸药和纺织品起家，家族中多人成为美国制造商和大军火商。 [23] 意为“擅离职守”。 [24] De Sotos（1500—1542），西班牙探险家，发现密西西比河。 [25] Dinah Shore，美国歌手、女演员。 [26] 小说中的原文是“send me your wretched”，这应该是美国纽约女神像下雕刻的一首诗中的一句，但作者记忆不确切，正确的碑文应该是“... Give me your tired，your poor，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 [27] Hackensack，美国一地名。 [28] Mister Banana Nose，美国一卡通人物。 [29] Mel Powell（1923—1998），美国爵士钢琴家、古典乐作曲家、音乐教育家。 [30] Willard Robertson（1886—1948），美国演员。 [31] Ida Lupino（1918—1995），美国女演员。 [32] Brotherhood of Railroad Trainmen的缩写，即铁路火车人兄弟会。 [33] Newport，美国罗得岛东南部港城，海军基地。 第九部 一 嗯，我不太在乎那些十八岁的孩子，但是我确实在乎这种想法：我会被军纪整死的，早餐前不许抽烟，不许做这，不许做那，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我知道这些孩子将会成为愚蠢战争的炮灰，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不过他们都是可爱的孩子，这你也知道；但是这种纪律，早餐前我不能抽烟，那种规定，舰队司令和他妈的随行人员四处巡视，对我们说甲板应该干净得能在上面煎鸡蛋，如果甲板够热的话，这简直要我的命！这位绅士是谁啊，竟敢叫我擦掉我脚上的一个污斑？ 我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老绅士的后代，他曾在亚瑟王宫廷里做事，都没有被要求做到如此干净，况且他们根本不邋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只是满身脓包（就像舰队司令的甲板那样坑坑洼洼）。 这种给甲板注射抗菌消毒剂、禁止抽烟的规定，还有在罗得岛纽波特空袭演习期间，晚上必须巡回警戒，而当你抱怨那些易怒的少尉牙医弄痛了你的牙齿时，他们会叫你闭嘴……我告诉这位海军少尉、牙医：“嗨，医生，别弄痛我，”而他说：“你知道吗，你这是在跟长官说话！”他的确是摆权威架子！还有，到达军营的第一天，我们全都到齐后，医生说：“好了，往那边试管里撒尿！”紧挨在我身边的一个小兵说7：“从这里？”几乎没人听懂其中的可笑之处。从这里到马萨诸塞州的切尔姆斯福德，这是最滑稽的笑话。最好笑的是，那个小兵是一本正经说的。 这就是你们的海军，当然啰，都是好人。 不过，还有些细节，他们让你洗他们自己的垃圾筒，好像他们没法雇些蠢货干这些事情，但在这个世界上谁是只配负责清扫垃圾筒的蠢货呢？我觉得恶心。然后，在训练场上，进行军队常规步伐操练，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五，手持卡宾枪，头戴羊毛军帽，身着黑色春装，尘土飞扬，教官高喊，突然，我把我的枪往尘土里一扔，就这么走了，永远离开了那里所有的人。 我走进海军图书馆阅读了一些书，做了一些笔记。 他们进来，用网把我套住捕获。 他们说：“你疯了吗？你想干什么？撂下枪，从演练场上走人，给全体士兵示范如何违抗命令？你他妈的以为你是谁呀？” “我是约翰·杜洛兹，陆军元帅。” “你不想到潜水艇服役啦？” “我患了幽闭恐怖症。” “他们真正训练的是让你们在夜里排好队，嘴里叼匕首，一个接一个地游泳上岸，无论你是海军巡逻队员还是突击队员。” “我不管，反正我不会为了任何人嘴叼匕首游泳上岸，”我补充说，“我不是蛙人，我只是只青蛙。” “你的死期到了。” “呸，那就来吧！” “送你去精神病医院。” “好啊。” “你一直跟海军医生报告，说你持续地头疼？” “对。”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待在这里谁不会一直头痛？” “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国家需要有人保卫，毋庸置疑，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保卫自己？” “我明白，但是让我在商船上作为平民海员为国效忠吧。” “你在说什么呀？你是应征入伍来到这支海军部队的。” “那就把我与这里海军的所有其他疯子关在一起吧。当时刻来临时，你们真的打海战了，别征召平民水手……” “你得去疯人院，孩子。” “好的。” “你将失去所有这些年轻的海员。” “他们每晚都给西弗吉尼亚家里写信。” “那好，走吧！”就这样他们用救护车把我送进了疯人院。 疯人院先给我做了一次口头问卷测试，据记录，我获得了罗得岛纽波特海军基地历史上智力商数测试的最高分，因此我被怀疑了。请听清楚，被怀疑是“美国共产党的一个官员”。 海军情报人员带了一个公文包前来审问我有关美国共产党的事情。好几组留着短尖髯的医生一边检查我的眼睛，一边摸着他们的下巴研究我手印的小说《大海是我兄弟》。你还指望海军士兵写出什么呢？ 二 他们介绍给我的第一个家伙是个精神变态狂，嘴唇上下留着长长的黑色毛发。海军征兵委员会是怎么让这个家伙入伍的，我始终不得而知。他的毛发遮住了他的眼睛，他的屁股、双腿还有一双疯子般的脚上都长满了毛发。他是天堂里的多毛疯人。他从装有金属栅栏的监护房里盯着我看，嘴里发出咕咕咯咯的声响。我说：“这他妈的是什么地方，疯人院？” “你自找的，你说你患了永久性头痛。” “是啊，这是真的，可他 患了什么病？” “他是杀人狂。” “好吧，那么我现在做什么呢？” “在我们审查你的档案期间，你就进去与他一起住……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约翰·路易斯·杜洛兹？” “对……Louis（路易斯），可以表示Lousy [1] 、Lou [2] 、Lug [3] 和约翰·L。” “快进去！” “我这就进去，老爷。”我走了进去。那个疯人只是盯着我看，他们给我指定了一个铺位，旁边是来自西弗吉尼亚的法蒂：法廷顿，可是谁能记住他的名字呢，他是个狂躁抑郁症患者，床的另一边是安德鲁·杰克逊·霍姆斯，这个名字任何人一听就能记住。 大约凌晨两点，安德鲁·杰克逊·霍姆斯睡着了，其他疯人（不是所有的疯人）也在打鼾。第二天，我上厕所，看守监视着我。我穿着一件浴衣，他们说：“好了，就坐在那里。”于是，我就坐在那里。旁边那个马桶上坐着安德鲁·杰克逊·霍姆斯，他抽着一支很大的雪茄烟，睁着明亮的眼睛看着我，屁股上毛茸茸的。他说：“我叫安德鲁·杰克逊·霍姆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斯顿，你是干什么的，伙计？” “我叫约翰·路易斯·杜洛兹，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 “我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橄榄球校队的边线队员。” “我是哥伦比亚橄榄球校队的守卫队员。” “我身高六英尺五英寸，体重一百九十九磅，我是个很好的拳击手。”他给我看了他的拳头。大得像一块九磅牛排。 我说：“千万别用它来揍我，你绰号叫什么？” “他问我绰号叫什么，我是路易斯安那的‘大个子苗条’。” “好吧，苗条，现在准备干什么？” “大便完毕就回床睡觉，铺位紧挨着你，我会教你打牌如何作假。” 于是，我们就回到监护室，他教我如何用手指甲在纸牌背面做记号，并向我展示这种记号是如何在玩二十一点的时候起作用的。随后，他说：“伙计，大约一年前，我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个干草堆上懒洋洋躺着，喝着一瓶某个老家伙送我的杜松子酒，我脑子空空啥也不想……我一直是个商务海员，随后，有一天，当我们轮船驶出缅因州的波特兰时，来了一艘海岸警卫队的小型武装快艇，快艇上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他们把我拖走，说我逃避兵役。我甚至没有寄信的地址。我是来自路易斯安那的‘大个子苗条’，从这里到唐人街，我不知道他们耍了什么花招。” 我说：“嗨，大个子苗条，我们一定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这不是哈佛的谎言，伙计，也不是牛津的谎言。现在我来教你打扑克如何欺诈。” “我不玩牌，别操那份心。” “在这个怪诞的疯人院里，我不知我们还能干些其他什么来消磨时间……” “嗯，就跟我说说你的真实生活吧。” “好吧。有一次，我在怀俄明州夏延的调车场里摆平了一个警察，就像这样，”我面前的这个大拳头就像杰克·登姆普西 [4] 的拳头。 “苗条，别用拳头揍我，好吗？” “喏，很快就要熄灯了，我还有一些嚼烟，来，我们能吐在这个纸盒里……来，这是你的那份。”于是，我们就开始咀嚼，吐出来。其他精神病患者都已熟睡。 三 大个子苗条接着说：“伙计，有一次，我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看见一个演滑稽歌舞杂剧的姑娘表演一个节目，演出结束后，我去一家街头酒吧喝点啤酒和威士忌，那个女演员走了进来，要了一杯饮料，我就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下，说：‘好姑娘！’” “她发火了吗？” “她能不发火？不过，我躲过了这一劫，没事。” “还有什么故事？” “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母亲在路易斯安那州拉斯顿家中的窗口放了一个馅饼，一个流浪汉路过，问她他是否可以吃一块。她说吃吧。我对母亲说：‘妈，将来我能当个流浪汉吗？’她说：‘霍姆斯家的人不做这种事情。’不过，我不听她的话，做了一个流浪汉，我就是喜欢过流浪生活，喜欢可以到处讨免费馅饼之类的事情。” “馅饼的启示。” “什么？” “苗条，你有没有伤害过人？” “没有，伙计，除了夏延调车场里的那个警察。” “你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东得克萨斯油田，伙计，在那里当驯马师，还当过牛仔、石油工人、流浪汉、纽约港的拖船工人和海员。” “舱面水手？” “还能干其他什么活吗？伙计，你以为我会在引擎房里混，头上扎块染印花大头巾？”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苗条？” “闭住你的嘴，明天晚餐时，我们藏几把涂黄油的刀，把它们放在我们的柜子里，随后，我们就能打开锁……你听见那些货物列车吗？运垃圾到这个海军基地的？我们撬开门锁，穿着睡衣出去，跳上那列货车，直奔我给你说过的巴尔的摩的一个干草堆，随后，我们就去蒙大拿州，比尤特，与密西西比的吉恩一起醉酒……在那之前，”他说，“嚼点这种烟草，跟我说说你的一些故事。” “嗯，苗条，我没你那么丰富多彩，不过我确实也在四处转过……比如，那次在华盛顿，我对着白宫挥动我的阴茎，还有在新斯科舍的悉尼港，我们把整个棚屋推入海湾，还有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有个家伙想杀死我的波兰朋友，把他按在汽车上猛揍，拳头像雨点一样，我叫他住手，他说：‘什么？’我说：‘住手！’‘你是谁？’‘去你妈的，伙计！’他父亲不得不把我从他背上拉开，他真想杀了那个可怜的家伙。” “是啊，你是个相当强壮少年老成的家伙，不过，如果你想耍花招，你知道我会用这个拳头对你干什么。” “听着，杰克·登姆普西的确常常醉酒，忘啦？” “不过，我的波兰朋友活了下来，”我边说边用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大个子苗条的眼睛，他明白我的意思。（我没在这整部疯人院小说的前面几章里提及此事。） 苗条喜欢我，我也喜欢苗条，我们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快活、独立、思想自由，我认为海军有点欣赏这种性格，因为后面你会读到的。 四 一天下午，我在监护室尽头的床底下抽烟，突然砰的一声，舰队司令本人打开了门，他带来了两个人。我赶紧掐掉烟头，偷偷从床底下爬出来，看上去一副平和讨好的样子。来人是利奥尼德·金斯基和阿基姆·坦米罗夫，好莱坞明星，过来慰问疯人院病房里“受款待”的的疯人。不过很奇怪，我真以为他们看见我在抽烟，但是，他们没有看见，只是碰巧了，大个子苗条在打盹，狂躁抑郁症患者在打盹，毛人在打盹，黑人在找纸牌玩，那个对着脑袋开枪自杀的人闷闷不乐地坐在轮椅中，头上裹着绷带。我径直走到阿基姆·坦米罗夫面前，对他说：“您在《将军晨死》中演得真棒！” “啊，谢谢你！” “还有您，金斯基先生，共产党里的情况怎样？” “噢，不错？” “对不起，不过，坦米罗夫先生，您在《将军晨死》里表现出色，在《战地钟声》里也演得不错，还在德米尔 [5] 的电影中扮演那个法裔加拿大印第安超级恶棍，喏，西北电影制片厂的……” “谢谢你。”他们获得的乐趣比我们还要多。我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别犯傻了。 五 接着，我老爸来了，父亲埃米尔·A·杜洛兹，胖乎乎的，抽着雪茄烟。他推开舰队司令，走到我的床边，高声叫喊：“好孩子呀，告诉那个他妈的罗斯福，还有他那个丑老婆，滚一边去！都是一帮共党分子。德国人不应该是我们的敌人，应该是我们的同盟。这场战争是为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犹太人，而你是这整个阴谋的受害者。如果我不是这把年纪，我就会加入美国海员工会，跟你一起远航，一起沉到海底，一起被炸弹炸死，我不在乎，我是一个伟大海员的后代。你告诉这些愚蠢的将军们，这帮政府的走狗，就说你爸爸说了，你做的事情是对的，”说完这些话（旁边的将军们都听见了），他跺着脚，吐着雪茄烟云走了出去，乘上火车回洛厄尔。 随后，沙比来了。他穿着美国陆军军服，非常悲伤，充满空想，现在剃了平头，不过还是满脑子幻想，他试图跟我说话，“我还记得，杰克，我还保留着信念，”但是那个西弗吉尼亚州疯疯癫癫的狂躁抑郁症患病人把他推到一个角落里，抓住他的列兵服袖子，大声叫喊：“想挨炮弹吗？”可怜的沙比，眼睛湿润了，他看着我说：“我来这里跟你说说话，我只有二十分钟，这真是个遭罪的疯人院，现在该怎么办？” 我说：“到厕所来。”西弗吉尼亚人一直跟在我们后面大声嚷嚷，这是他最开心的日子之一。我说：“沙比，别担心，我没事，每个人都没事……此外，”我补充说，“我没啥可说的，你也没啥可说的……除了，我想说，那一次，巴特利特初中正被烧毁，我正坐着火车回纽约预备学校，你跟着火车奔跑，还记得吗？在暴风雪里高唱《我会再次见到你》……还记得吗？”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沙比。此次谈话后，他在安齐奥登陆场受了致命伤，他是战地医务卫生兵。 六 安齐奥：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那是丘吉尔的愚蠢错误。面对有山冈掩护的炮火，你怎么能让一帮人在岸上等待？炮火直接打到他们头上。此次战役后，马克·克拉克 [6] 还厚着脸皮向罗马挺进，每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明白，他应该朝亚得里亚海进军，把德国人切成两半。没有，他想在罗马享受殊荣。这是我给他的荣誉桂冠：他也许也应该因萨莱诺 [7] 的死亡被判入地狱。 可是，你没法用军事法庭来审判战争的各种失误。 我没补充最后一句，并不是因为我胆小，而是因为一个将军对战争的一切进展并不比我清楚。 七 我坐在窗前，凝视着窗外春天的树木，和我在一起的是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阿瑟尔的和蔼小伙。头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唱了《秋月照星空》，此后他不再跟我说话，他因一种我不知道的疾病而濒临死亡……他停止跟我说话……水手护理员过来安慰他，给他拿来一盘盘食物，他把食物扔回给他们……我说：“你为什么不唱啦？”……他不回答……最后，我和他整整一个星期在绝对的寂静无声中望着窗外，在那之后，他们把他带走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们说他死在他那间软壁囚室 [8] 里。他确实能唱。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法国孩子。 头上包绷带的那个家伙，曾用手枪射穿脑袋，子弹从脑袋的一边进去，另一边出来，可怜的人，甚至求死都不成，坐在轮椅中郁郁寡欢，白色绷带遮蔽下的那对蓝色的眼睛充满悲哀，有点儿像热内 [9] 笔下颠倒成真的男主人公。从一个凹槽里进去，从另一个凹槽里出来。有点儿像头脑里的走廊。到处都有空空的脑袋。哪一天可以试一试。别太自信！ 可是，是什么样的极度忧郁的情绪使他开枪自杀？就像当海军发现我和大个子苗条在抽屉里藏了涂黄油刀那样，他们命令两名人高马大的海军护理员带着约束衣 [10] 过来，把我们制服，送进救护车，运上火车，再南下至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就是苗条想去的那个州。正当我四处溜达无所事事的时候，两名拿着约束衣的大个子海军护理员正在交谈：“我不担心那小个杜洛兹，但那狗娘养的大个子霍姆斯该如何处置？他六英尺五呢！” “对他们留心点！” “他们犯了什么事？” “暗藏涂黄油刀，图谋毁锁越狱。” “可爱的海军士兵。” “我们得把他们一路押送到贝塞斯达，所以，悠着点。” “大个子霍姆斯没事的，”我对他们说。 于是，我们从纽波特海军基地出发，在两名大个子海军护理员的监护下，身着约束衣，乘着救护车，登上了去华盛顿的火车，苗条在我前面，因为他人高马大，所以不断回头对我高声叫喊：“你还在吗，杰克？” “还与你在一起呢，苗条。” “你真的还与我在一起？” “你听不见我的声音吗？” 那天晚上，在乘火车去华盛顿的路上，我俩被单独留在不同的卧铺车厢里，那两个护理员守在外面，我乘机胡思乱想，也就是说，让我从对男子气概的恐惧中放松自己。“心肝”和“热吻”只是姑娘们歌唱的玩意。 八 到了南方的贝塞斯达，我和苗条先被关进真的疯人监护室，深更半夜，那边的病人像丛林狼一样嚎叫，身着白色制服的家伙们不得不出来，用湿被单把他们裹住，使他们镇静下来。我和苗条相互看了看，两个商务海员，“天哪，我真希望回到东得克萨斯油田去。” 不过，医生是金斯堡，他与我进行了面谈，读了我那本让罗得岛纽波特那边他们都疑惑不解的半成品小说，然后用非常自负的语调说：“好啊，你真以为你是谁呀？” “我，先生？” “对。” “我只是老塞缪尔·约翰逊，我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的怪人，每个人都知道，他们选我当两年级的学生会副主席，说我是文学青年。不，金斯堡医生，搞文学的人是独立的人。” “对，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先生，独立的思想……现在来吧，把我靠在墙上，开枪射杀我吧，不过，我会坚持这种看法，要不然就什么也不坚守，只守着我的便桶，再说啦，不是我拒绝遵守海军纪律，不是我不想 忍受这种纪律，而是我不能 忍受。有关我心理失常，我就说这些。不是我不想，而是我不能。” “你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哥伦比亚校园里的塞缪尔·约翰逊？” “嗯，逢人便唠唠叨叨谈文学。” “这是你对自己的看法？” “我就是这样的人，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这样！不是勇士，医生，请你理解，而是懦弱的知识分子……只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感到我必须捍卫雅典社会精神特质的特定部分，就像我们也许会说的那样，不是因为我胆小，当然了，我的确 胆小，而是因为我无法忍受那种干预，日复一日有人规范我的行为举止。如果你希望战争，那么就别去管人们，如果战争是你想要的。我又一次没能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我不能接受，也就是说，我没法按照你们的纪律观念去生活，我太特立独行，太文人气质了，另外，放我走吧，我会马上回北大西洋号轮船，当一名平民海员……” 光荣退役，一个满不在乎的人。 九 没有退伍金。甚至没有水兵帽。实际上是那个海军牙医把我给踹了。他到底是谁呀？里士满希尔中心来的某个蠢货？ 一〇 就这样，我离退伍还有一个星期。时光正值五月，我们都穿着白色的海军服。因此，我被人称作“绿袖约翰尼 [11] ”，不是因为我胳膊弯里躺着姑娘的玉体，而是因为我整天喝得醉醺醺地到处闲晃，与一个来自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的，名叫比尔·麦科伊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一起躺在华盛顿绿草茵茵的公园里，拿着酒瓶子喝酒。 老比尔还不错。 他常常在华盛顿街上给军官们立正敬礼，我十分好奇地盯着他看。 在你见过的军人中，我是最不像样的，应该在古巴墙前予以枪毙。不过，你在后面会读到我是如何拯救一艘美国轮船，使其免遭炸毁的。在两个月以后。 一一 就这样，我穿着海军的白色军装，出门与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比尔·麦科伊一起狂饮作乐一阵之后，倒地便睡，工人们发现我躺在河边的绿草地上，就问：“你还活着吗？” 我说：“你是什么意思，我还活着吗？这是什么狗屁话？” 他们说：“我们只是以为你死了。我们真的以为你死了。” 我说：“去拉屎吧。”再说，如果身穿白色制服的水兵不能在河边草地上打盹，那么还要绘画干什么？绿色和白色，瞧，多美！ 海军陆战队士兵老比尔·麦科伊有个水手朋友，他从前是个出租车司机，他穿着浴衣，和我一起向窗外张望，说：“外面天气真他妈的好，我希望能到外面去。”这很容易。 与此同时，正当我撅起屁股给汽车加汽油时，一个疯子来到我跟前，说不允许我待在地球上，我说：“你是说斯坦·撒旦 [12] 今天要来地球上走走？” 他说：“伙计，他躲在纽约的革命洞里，每天从下水道入孔盖里出来！” 我说我见过，就在华尔街仿造的那个帕台农神庙 [13] 边上。“蒸汽从那些洞里冒出来。”他问我，我不是地狱的居民，为什么对地狱了解那么多？我说：“但丁告诉了我他笔下人物的故事。歌德铺平了道路。帕斯卡的泪水洒遍了这条道路。优秀的白发诗人惠特曼作了概括，梅尔维尔使它具有了诗意，我的朋友们在夜晚讨论了它。” 他说：“你是谁？” 我说：“小皮特。” 他说：“你想打台球吗？” 我说：“等我休息一会儿，假如你错过了某个容易进球的机会，你也许就打不进任何球，我能用一把小长柄镰刀把那第一个球削进角袋，与你的魔鬼一样轻而易举。” “所以你就是魔鬼。” “不，我是他的气息。我尽可能远离它的影响，就像远离这种无法理解的握手。” 这就是这本书、这个故事的要点。 马萨诸塞州的北方佬称之为“深奥的形式”。 风趣的后卫不必去卖可口可乐。
[1] 英语，讨厌。 [2] 英语，乡巴佬。 [3] 英语，笨蛋。 [4] Jack Dempsey（1895—1983），美国职业拳击运动员，最重量级世界冠军。 [5] Cecil B. De Mille（1881—1959），美国电影导演及制作人，执导的电影代表作包括《蒙骗》、《戏王之王》、《十诫》等。 [6] Mark Wayne Clark（1896—1984），美国陆军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指挥盟军取得意大利战役的胜利。 [7] Salerno，意大利西南部港城。 [8] padded cell，精神病院墙上装有衬垫以防被监禁者自伤的囚室。 [9] Jean Genet（1910—1986），法国作家、荒诞派戏剧家，原是弃儿，后因行窃多次入狱，作品有《百花圣母》、《偷儿日记》、《女仆》、《阳台》等。 [10] straitjacket，束缚疯子双臂用的衣服。 [11] Johnny Greensleeves，民间有“绿袖添乱”的说法。 [12] Stan Satan，基督教和犹太教中专与上帝和人类为敌的魔王。 [13] Parthenon，雅典卫城上供奉希腊雅典娜女神的主神庙。 第十部 一 尽管有时我从疯人病房的窗户向外眺望，看着那条小土路，弯弯曲曲往西伸向马里兰州的树林，通往肯塔基和其他地方；雾天，它有一种特别的思乡怀旧的情调，使我想起孩提时代的梦想，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阿肯色赛马场围栏边的看客”，与父亲和兄弟一起在一个养马场上，我自己成为一个职业赛马骑师，而不是现在这种醉鬼水手，更加不是这种对海军自命不凡的家伙，甚至前面几章我用来描写美国海军的字里行间也一直显露出我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二十一岁，我已经能够从对那套海军军服的忠诚中获得了许多东西，也许已经学会了一种手艺，从我发现自己已深陷其中的愚蠢的“文学”死胡同中走了出来，尤其是从对其“忠诚”的部分里走了出来：因为尽管我是个忠诚的人，但我没有任何可以对其忠诚或为其忠诚的东西。经过青年时期孤独的实践，夜晚在窗间有星星的窗前，卧室的窗前，廉租房的窗前，精神病监护室的窗前，轮船舷窗窗前，最后是监狱牢房的窗前，写了十七部小说，总计超过二百万字，可对于五万冷嘲热讽的大学写作课讲师来说，这值得一提吗？我望着那条弯弯曲曲向西延伸的小土路，仿佛通向我那已泯灭的梦想，希望做一个真正美国人的梦想…… 当然，听我这么说话，大个子苗条他会讥笑我，会说：“那说说你的窗户吧，伙计！” 我遭到了起诉，被迫在一份表格上签了名，保证我永远不会提出要求获得退伍军人补助金，甚至不给我海军军服（漂亮合身的双排钮厚呢上装、水兵帽、白军装、深色制服，等等。），只给了我十五美元，让我穿那身白军装去城里买了一套回家的衣服。此时正值六月，所以我买了运动衫，宽松的长裤以及鞋子。 在贝塞斯达的最后几天，我在食堂里看着那些士兵们吃着美味佳肴，咋咋呼呼谈笑风生，我感到我没背叛“我的国家”太多，你也知道我没有，而是背叛了这里的美国海军。如果不是纽波特那个愚蠢的牙医使我一想到一个家伙仅仅因为他军衔高一点就侮辱我，我就感到讨厌恶心，那么我是不会那样做的。军衔最高的将军“最欺负人”，最平易近人的人是放下架子的“普通士兵”，此话是否有道理？ 好啦，我该去码头边见那个海员醉鬼了，最后上路过流浪生活；同时不停地学习，持续地独自写作。反正我在大学里没学到一点有助于我写作的东西，唯一可以学习的地方是我自己在各种真正历险经历中的独特想法：历险的教育，教育的历险，随你怎么形容。 我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丁香夜花园里，与美国海军志愿紧急服役妇女队的姑娘们一起散步了几次，这就是最后一周，随后我就乘着火车回家。 二 我离开海军一周之后，大个子苗条退役了。他也回了商务海运船。他说他会来纽约看我。 此时老妈老爸已经从洛厄尔搬到了纽约，也就是昆斯区长岛的“奥松公园”，搬来了那架仅值五美元的旧钢琴，以及所有洛厄尔的旧家具，在大城市开始幸福的新生活。因为他们琢磨，假如我姐此时在陆军妇女队工作（她就是在那里工作），而我要么在海军，要么在商船上，那么我们或多或少会经常进出和途经纽约城。六月一个炎热的早晨，我穿着便服回家，来到他们位于奥松公园一家杂货店楼上的新公寓套房。 我们高高兴兴团聚了一次。老爸在纽约运河街找到了一份排字员工作，妈妈在布鲁克林一家鞋厂里当上了修平工，给军队做鞋子，他俩开始在银行存钱，战时工资，生活节俭，只有星期六晚上才舍得花钱。他俩乘坐途经牙买加赛马场的高架铁道、布鲁克林曼哈顿载运公司地铁以及其他交通工具去曼哈顿，最后两人手挽着手在纽约四处漫游，上上店面有趣的餐馆，进进罗克西 [1] 、派拉蒙影院和无线电城 [2] 的电影院，最后，去看法国电影；回家时提着各色各样的购物袋，里面装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和玩具，他们一时好奇就买了，比如唐人街的中国烟嘴、时报广场的玩具相机、各种架子上的小摆设。顺便提一下，这是他们整个婚姻生活中最幸福的时期。他们的孩子独立生活了，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相互喜爱、相互尊重。妈妈甚至让爸爸去克罗斯湾大道的街角处，在那个糖果烟杂店胖女老板、赌注登记经纪人那里下注。 三 我记得，一天早晨，父亲起床后，在奥松公园公寓套房的壁橱里发现了一些幼鼠，没有其他办法处置，只好将它们扔进抽水马桶。六月的太阳红艳艳，汽车在大街上川流不息，废气的味道十足，不过附近海面上一直有宜人的海风吹来，会立刻将废气一扫而光，另外，四周的树木郁郁葱葱。 “可怜的小畜生，”爸爸说，“可你不得不这样做。”可是，他刚处置了那些小老鼠，就几乎哭了起来。“可怜的小玩意儿，太可怜了。” “它们真可爱，”妈妈用小孩子一般的嗓音说，用英语说听起来傻乎乎的，但是用法裔加拿大人的口音说只会使你明白，在新罕布什尔州时，她是怎样一种小姑娘，她把重音放在“可爱”这个词上，就用英语的“cute [3] ”，但是在法语的语境和发音里，这个词包含着极大的和真诚的遗憾，觉得这样的小动物，长着傻乎乎的鼻子和胡子，竟然携带如此多的有害病菌……是啊，那些无能为力的白色小肚皮，瘦小脖子上的毛发在水中来回漂动…… 还有一个夜晚，现在（一九六七年），我的猫死了，我看见它在天堂里的脸，就像哈里·凯里在电影《大探险》结尾时在天堂里看见他忠诚的黑人勤杂工的脸一样。我不在乎你爱的那个人是谁：你爱忠诚的、无依无靠的、容易信赖别人的人。 夜里，躺在我那张面朝大街的窗户旁边的卧床上，一想到这个世界的种种恐怖，在二十一年来上千种煎熬中，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我去全国海员工会大厦签署“乔治·威姆斯”号轮船工作合同时，在布鲁克林码头该船的大烟囱上看到了三架飞机的绘画，意思说他们在大西洋击沉了三架飞机，我感同身受…… 二十一岁时，你会奔向你的姑娘。我奔向哥伦比亚校园看望约翰妮，终于在阿斯伯里帕克找到了她，她在祖母那里过暑假，她把耳饰挂在我的耳朵上，我们一起去了沙滩，整个下午都在一大帮女孩中间度过，她们问：“那是什么，吉卜赛人？”不过，这个吉卜赛人在生活中不会吃掉其他人。 “我会上一艘船，大概十月回来，然后我们在纽约一个公寓套房里一起生活，就在校园里，与你的朋友琼在一起。” “你是卑鄙小人，不过我爱你。” “谁在乎啊？” 四 我在父母家奥松公园的公寓套房里打点行装，准备大约一周后上船出海。早晨八点，突然有人敲门。门口站着的是大个子苗条。“走，伙计，我们一起去喝个一醉方休，然后赌几场赛马吧。” “街对面有个酒吧，就从那里开始吧。至于赛马下注，苗条，等我老爸中午下班回家吧，他喜欢去牙买加赛马场。”后来我们去了。我，大个子苗条和老爸，一起去了牙买加，第一场赛马苗条先偷偷给他希望获胜的马下了二十美元的赌注，而老爸则在某匹马身上下了五美元赌注，投注前整整一个晚上他都在琢磨《早晨电讯报》上的马赛成绩表。两人都输了。苗条口袋里有一品脱威士忌，我也有。这是战争时期，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我爸非常喜欢苗条。老天可以作证，赛马场出来之后，我们去了纽约城，坐火车回宾夕法尼亚车站，出站后，去了鲍厄里 [4] 。“锯末酒吧”和“萨米的鲍厄里傻蛋 [5] ”里声线粗哑的大胖女人唱起了《我的塞尔姑娘》，有个老“拖船安妮 [6] ”甚至坐到了老爸粗壮的大腿上，说他是个可爱的孩子，让他给买一杯啤酒。爸爸精疲力竭回家去了，我与苗条一起又踏进了夜幕……最后，他双手捧着脑袋（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大声嚎叫，说：“哎哟，我难受，我难受！”在海员工会附近的滨水区，他撞上了路灯柱。躲在小巷里的所有人都看见他 那副熊样，六英尺五的大个，二百磅的肌肉和骨骼！那时，小巷里这些人在诺格伦主教的主持下，在海员工会大厦外建设一个海员教堂；许多年后，我在佛罗里达遇见了退休的诺格伦主教。不过苗条不需要进教堂。他到底去了什么地方，我将永远不得而知。我最后一次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是说他在东得克萨斯牧牛，这种说法也许不是真的。今晚他在哪里？我在哪里？你在哪里？ 因为当我看见天堂里我那只可爱的死猫蒂米的脸，听见它像过去一样喵呜喵呜细声细气地叫唤时，我就会吃惊地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它甚至还没有出生，因此在这一时刻，它怎么可能已经死了呢？如果它没有出生，它怎么可能死了？所以只是暂时以一种幻影的分子形式存在，用跟上帝完美相像的形式经常萦绕在我们的心头。就蒂米而言，完美就是它像狮子一样坐在厨房的餐桌上，舒展着爪子，昂起了脑袋，张开大嘴；上帝的不完美就是它临死的时候，它瘦骨伶仃只剩一副骨架，肋骨和脊椎骨，它的毛发脱落了，它的眼睛看着我：“也许我爱过你，也许我现在爱着你，但是太迟了……”帕斯卡说得比我好，他说：“如果不是确信我们一文不值，那么我们从自身所有的黑暗中将得到什么？ ”为了给你指出正确的道路他补充说： “自然界有许多完美的东西，以此显示她 是上帝的化身”——雄狮一般坐着的蒂米，精力旺盛的大苗条，年轻时的父亲，一九四三年血气方刚天不怕地不怕的我，你，所有的人——“还有许多不完美的东西”——我们的腐败和堕落，我们所有的人——“是为了使我们确信：她 只不过是上帝的表象。”我相信这一点。 “上帝死了”，这话使每个人都想呕吐，因为他们都懂得我刚才说的话，还有帕斯卡说的话，Paschal [7] 的意思是死而复生。 五 惊人的七小时，一九四三年六月下旬那炎热的一天。我挤在地铁的数百人中间汗流浃背，衬衫全湿透了，前往市中心全国海员工会取我登船的文件，嘴里不住地咒骂（因为我没法忍受炎热的天气，我的血液像糖蜜一样稠和热），七小时后，我身穿宽大的夹克衫，站在船头，眺望着繁星底下黑暗的大海，我们绕过楠塔基特，朝英格兰驶去，哇！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乔治·威姆斯”号轮船，我签约成了一名普通的海员，我的第一份甲板活是负责四点至八点守望观察。我得向其他海员学习如何收起那些拳头粗的绳子，把它们绕在巨大的铁柱上，与此同时，那个操纵蒸汽绞车的家伙将那些锚链绞在一个卧室大小（或者说像卧床一样大小的）的绞盘上，以及学会放下救生艇、摆好钻机等所有相关的技术，一切都要在瞬间完成。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陌生。水手长说，我是有史以来最笨的舱面水手。 “尤其是，”他说，“晚上九点，在我们开航前一小时，他抱怨说纽约港太热，他登上艉楼甲板，跳入水中，高多少英尺？在黑夜里直接跳进纽约港的水里？他怎么知道水里没有漂浮着一块又大又厚的木板或者其他东西？上面也许还有钉子，那会在他的脑袋上弄出更多窟窿来。随后，他全身上下湿淋淋地爬上软梯，希望警卫海员把他当作一名普通水手，只是下水游泳凉快一下……他们怎么知道你不是个德国间谍，你这个愣头愣脑的小子？” “天气太热了。” “我要让你看看什么叫热。除此之外，”他后来抱怨说，“真正的男子汉从来不对任何人说任何事，只是躺在他的铺位上读书，请听清了，读书 ……可是，孩子，黑夜里你可能会在水里撞到什么东西的，而且艉楼甲板非常高。” “在新斯科舍，下午我们常常从‘多尔切斯特’号上跃入水中。” “对呀，下午你们可以看清下面的海水……” 更要命的是，这艘船在它所有的船舱里运载了五百磅炸弹，警示装载爆炸物品的旗子飘扬着，红色的，随船一同前往利物浦。 六 飘扬红色爆炸物品旗子是对每个人的一种警告，包括拖轮，告诫他们别过猛撞击我们。如果我们被鱼雷击中，那么我们都会变为一大团碎片飞上天空，人啊，罐子啊，盘子啊，水手长啊，书啊，铺位啊，所有一切相关的东西。今天，我无法想象当时我怎么还能他妈的睡得那么香。 不过，现在我来到这里，我在曼哈顿的六月酷暑里乘坐人潮汹涌的地铁，流汗咒骂，七小时之后，啊，伙计，凉爽的海风，又见到了大西洋，夜晚，满天的星星，我转身回顾桥楼：在闪着蓝色微光的地方，熟练的水手掌握着舵轮，眼睛盯着指南针；那里，大副或船长正站着思考，或者透过望远镜眺望沉沉的黑夜；在我们的两侧，你能看见其他船只冒着浓浓的黑烟，这是大型的一号护航船队。 船尾瞭望台的水手们警惕关注和议论着一艘传奇般的德国战舰，如果它发现了我们，只需要在很远的地方守候着，仅用远程炮弹轰击我们，而我们巡航艇的火炮甚至不能接近他们（你能看见远处那些巡航艇，一会儿被海浪抛起，一会儿陷入了浪谷）。早晨，新的海域。 四点至八点守望是任何轮船上最有意思的守望时间。白天的舱面工作四点半结束。通常，早晨七点半我在船头警戒，就站在轮船前面的顶端（艏），观察海水和地平线，看看有没有水雷、潜望镜伴流或者其他任何可疑的迹象。多么壮观的地平线！大海是我的兄弟……从来没有到过大海的人不知道，当你外出到了真正的深海，那水是纯蓝的，没有一点点绿色，深蓝深蓝的，天气恶劣时，会有白色的泡沫，童贞女马利亚的颜色。因而，也许葡萄牙和地中海的渔民向马利亚祷告，晚间称她为大海之星，或斯特拉·玛丽斯，也就不奇怪了。罗杰·马里斯 [8] 能在海面上本垒打吗？犹大说海浪泛起的泡沫出自他们自己的耻辱 [9] ，他不是挺可爱吗？（《犹大书》第十三章）不一定，想想大自然吧，想想她的生生死死。尽管蠕虫会逐渐侵蚀人体，焦虑的肉瘤会越长越大，但是人类的羞耻与大海老兄那样一个成天疯疯癫癫的老头的种种极度折腾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谁给那 艘老爷船船底房间的地板塞上了塞子？支离破碎的光斑多圆，好一个斯拉夫平原，尽管时不时冒起白色的浪花，船艏外翻卷的浪头有些很有成吉思汗的风范……除了坚守岗位，几个钟头里目不转睛、只盯着大海看的船头瞭望员之外，还有谁会告诉你这些？然而（有时）更牛的是桅杆瞭望台观察员，他们能察觉数英里以外水面上的东西。海风有时卷起滔天的浪头，排山倒海，溅起绒毛般的浪花，随后让它们退去，汇入在无边水域的怒潮之中。小浪潮，大浪潮，嘿，这海就像干柴烈火，煞是好看，本质上却是乏味的，正如现在的我一般，定然成了某种无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智慧等，一切“那燃烧殆尽的”，“那不断变动的”马粪、大海及其所有的东西，它使你想到下面的食堂去喝三杯咖啡，或者三个警察，或者独自一人，告别漫无边际的宇宙，它毕竟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兄弟，平静或狂怒，它的脸上眉头会皱起或舒展。对于这蜿蜒曲折的条条浪线，我能做些什么呢？作为一个康沃尔海商和布列塔尼人的后代，面对所有这些有趣的和狗屎般的东西像花朵一样四处显露，打那以后，一切都毫无意义，天哪，狼狗的大海。 克莱德 [10] 湾的海岸以外怪石林立。奇怪的是，爱尔兰海是 绿色的。 感谢上帝，大海不是我的母亲，从不挑剔我的不是；也不是我的妻子，从不对我唠唠叨叨；大海是我兄弟，要么将我生吞了（不道歉也不耍花招），要么完全让我自由自在，随我像皮普一样，在桅杆瞭望台里，在桅杆顶上，摇晃，下沉，睡觉，做梦，天哪。巴迪·比尔从英国海军桅横杆端垂悬的双腿…… 变化无常的大海，要么神圣要么邪恶，大海 ，除非我们拥有珊瑚礁的眼睛、以色列的手、菲尼亚斯 [11] 的脚，并且在前庭里有着细微的触角，否则永远也看不见海底隐藏着什么。 多么荒唐的一潭水！ 七 与我同住一个水手舱的是两个七十岁的老水手，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更早时期）幸存下来的老家伙，我的天哪，两人中一个是瑞典人，甚至仍在用一根大针缝制帆布用具。他们不喜欢我，因为我总躺在床上看书，拒绝学习如何缝制帆布用具，只是埋头读书，还在半夜跑去事务长窄小的办公室使用他的打字机，我试图在那里完成《大海是我兄弟》。此时，我已经改了里面的人名，我的感觉不同了。躺在铺位上，我读了高尔斯华绥 [12] 的《福尔赛世家》三部曲，这套书不仅在我到达英国之前，向我展示了那里的生活（我前面说过，我们正前往利物浦），而且也让我对世家或传奇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几部小说交织融会成一个气势磅礴的故事。 每晚五六点钟，我像“多尔切斯特”号上那位赤脚的印第安人一样，必须检查一遍整条船，包括所有的前部水手舱和特等客舱，确保所的舷窗都已关闭关紧。此时实施战时灯火管制。所以我不仅得进入三十一岁船长的房间，检查他的舷窗，当他在小睡五分钟的时候（可怜的家伙，我敢说他根本不能睡觉），而且还得勇敢地在前部水手舱进行八点至十点的舱面值班；那里有三个浑身肌肉发达、身体上刺着刺青的古怪小子，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练习向门投掷匕首。当你正要开门（舱壁）时，你会听见一声“慢了！”一把匕首正好没有投中，接着你会听见“啪！”一把匕首投中了。于是，我进舱之前得先敲门，在多数情况下，这种事发生在雨天，我不得不从早到晚身戴全套雨具，你知道的，以格洛斯特 [13] 渔民的穿戴全副武装，橡胶大帽子，裹尸布似的橡胶外套，就像你见过的所有绘画中十九世纪海上风暴的景象，我就是穿了这种外套，硬着头皮敲门，他们会说：“进来，斯潘塞·屈赛 [14] ！”我吃不准他们会不会再飞一把匕首过来，但进去检查他们的舷窗是我的职责。他们高举着匕首。我甚至不曾跟他们任何人说过一句话。整个航程中，我在船上说的话没超过十来个字。 随后，大约六点，在夜色渐浓的海上黄昏和阴沉沉的大西洋浪花中，我在船头观望，当然，这是最令我神往的时刻。一天晚上大约这个时候，我看见一个油桶浮在海浪之上大约三十三度的地方，我就拎起舱壁那里的电话，报告了驾驶台。他们小心翼翼地将船转向左舷，远离油桶，并报告了我们的美国海军护卫舰，后来我们听见了那个水雷的爆炸声。也在大洋深处。 八 但是，没有一件事情，甚至这件事也不能使大副感到满意，他恨我入骨，我也不知道是何原因，也许我不太与他说话？我不明白。他是个德国人，脸颊上有一块大伤疤，非常凶相。换岗时，我照例应该离开船头，下楼去煮咖啡，对此他很不满意，尽管我煮咖啡比船上任何人煮的都好喝，当然厨师长除外，所以他们总让我煮咖啡。我知道如何清洗银质咖啡壶、布斗，甚至知道如何调换它，等等，这些我都是在“多尔切斯特”号上跟光荣和其他厨师学的，可是，没用，这个大副对我有恶感。一天早晨，海浪滔天，大雨倾盆，雷声隆隆，天边甚至有彩虹和黑云，还有其他自然现象，轮船倾斜得吓人；然而，那个白痴大副命令我爬铁梯登上桅杆瞭望台。要做到这一点，我得用双手尽力抓住，就像我几年后不得不紧紧吊住火车的梯子一样，因为车厢会突然震动（或减缓）。我倒悬着，身体紧贴着桅杆，桅杆就是这样随着波涛左右摇晃。不过，我终于爬进了桅杆瞭望台，关上了那扇小门，“哎呀呀”叹息起来，突然，黑云里闪出一道彩虹，直接照到了轮船上，接踵而来的是一阵瓢泼大雨，桅杆向右舷极度倾斜，我以为桅杆瞭望台要碰到海浪了，最糟糕的情况是与轮船一起沉没了。但是轮船巨大的龙骨从水里嘎吱嘎吱冒了出来，哎哟，船又朝左舷厉害地倾斜，我高高在上，免费搭乘了这趟嘉年华之旅，我高声喊叫：“天哪，我的上帝！” 因此，都是全国海员工会会员的舱面水手举行了一次会议，谴责大副在狂风暴雨中把一名普通水手派到桅杆瞭望台，会议决定是要求他绝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他想害死你，”工会代表简单明了地对我说。 果然，在另一个海浪滔天的早晨，这个脸上有伤疤的大副，端着喝剩的咖啡，操着德国口音对我大声嚷嚷，要我走上甲板，把救生船里的积水舀掉。要做到这一点，我得跳跃四英尺左右宽的水面，也就是说，从轮船跳入悬挂在汹涌海水之上的救生船，轮船向前行驶的冲力造成海水澎湃滔天，狂风暴雨也使海水如灌似浇。我又一次使用了双手，跳上了救生船，手提水桶，身穿雨衣（但嘴里喊着“啊哈”，就像我当年与安妮一起在弗吉尼亚，在月光下将原本装杜松子的空酒瓶扔过树梢那样叫着），我舀啊舀，但救生船里的水不怎么减少，这一定是大副整我的又一花招，在船外整我！为什么，我不得而知。“我们回到布鲁克林后，你应该在码头上揪住这家伙，”有个海员跟我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从没有过这种想法。我内心的想法是：“他要我做什么，我就能做什么，我什么都能干。”我只想回到我的铺位上，继续阅读《福尔赛世家》。 它应该叫《斯堪的纳维亚世家》，不过，不管怎么说，这套书使我没有空闲时间，随后昏昏欲睡。我想，自从我发现了那个水雷并一声不吭完成了大副布置给我的任务后，船员们开始尊重我了，因为从那以后，他们甚至让我睡到五点一刻，比我值岗开始的时间晚了十五分钟，反正并不马上需要我，随后他们会轻轻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嘿，杜洛兹，该起床啦，你已经睡够啦！” “睡美人！”我进去喝咖啡的时候，水手长大声称呼。 他们都是些好人，我们进行了一次顺利的航行。除了我永远也弄不懂那个大副的心思。这很像比利·巴德和轮船纠察长克拉格特的关系，因为他总是怒气冲冲，而我总是睡觉，这很能说明克拉格特和比利·巴德的情况，有罪的和清白的灵魂在同一条船上。 一天早晨，我好像听见我枕头正上方的钢铁桌子上正在拳打脚踢剧烈角斗，我以为五十名水手在打群架，手里拿着棍棒和大锤，就在这时，响起了急促的哨声和“所有人到甲板集合！”的袭击警报，我意识到我听到的是一艘潜水艇的攻击声，它射出了深水炸弹。我只是翻个身，又继续睡觉。这倒不是因为我们运载了五百磅炸弹，面对这种情况根本就无能为力，没法做出任何反应，而是因为我实在困倦，我在海军疯人院里就已琢磨透了：“如果上帝已经这样安排，那我穿过街道时都可能被人杀死，那么为什么不到海上去呢？”再说了，“轰隆”一声炸了轮船，反正我一直在 睡觉。他们称我“睡不醒的杜洛兹”。也许你会说，就像比特尔·贝利 [15] 那样……呼，呼，呼！ 九 会议上，全国海员工会的代表在其他成员的同意之下，也针对救生船舀水事件谴责了大副。我不太记得在这些会议期间我在哪里，不是在船艉用可煮五十杯咖啡的壶煮咖啡，就是在睡觉或看书或站在船艏边值岗边做梦，不过事情都解决了。 我提及所有这一切，是为了澄清我自己，免得被人咒骂，说我松懈了美国抗战的斗志。 商船上纪律松散，现在我碰巧还记忆犹新的是大家都抱怨大副不住地对着每个人大声尖叫，我倒喜欢他这种尖叫，接受这种尖叫以及随之而来的危险。有时，我想：“啊，天哪，老爸会喜欢这一切的，喜欢在这艘船上，喜欢与我在一起，也许他能当个洗碗工，不行，他的腿受不了，嗯，可以当事务长，能有打字机……但是，这些巨浪，这些风暴，这些海员。”一九四三年，当你二十一岁的时候，一切都是浪漫的。 尽管你能列数出战争的种种罪行，但是它使人际关系更加紧密。 三十一岁的船长不断用望远镜观察，让海军水兵们用他们的闪光信号灯暗示船队其他船只的位置；他喝咖啡，试图打个盹。他看上去像办公桌边焦虑的行政长官约翰尼·卡森 [16] ，可他是个真正的船长。他不理睬大副。他不喝酒，像其他我认识的船长一样，我想他似乎在担心他的家人。船长总有某种神秘的色彩，他被称为“老头”，好像他并非人类，这是众所周知的；当然，我始终不能理解《白鲸》中皮廓德号 [17] 头二十天航程，那段时间里甚至没人见过亚哈 [18] ，只听见他来回踱步的沉重脚步声，噔，噔，在船长的房舱里，他在思考那条鲸鱼，那条该死的白鲸，此时此刻，我在苍穹里看见的就是那条该死的白鲸的眼睛（一会儿朝这边看看，一会儿朝那边看看，如果你理解我意思的话）。 一〇 现在我四十五岁了，我一直怒气冲冲，我终于能理解并同情那位大副，我知道在那条痛苦时光的河流里，鲑鱼是如何挣扎着向上跳跃的，老婆…… 看哪！一天早晨，太阳冉冉升起，克莱德湾讨厌的迷雾渐渐散去，轮船驶入了海洋光辉灿烂的部分，在左边，你能看见苏格兰的悬崖峭壁，在右边，爱尔兰平坦翠绿的草地上点缀着茅草屋和奶牛。想象一下吧，就在海边拥有一间茅草屋！在海边有一个农场！我站在那里大声呼喊，我的眼睛泪如泉涌，我对自己说：“爱尔兰？真的吗？詹姆斯·乔伊斯的故乡？”我也回想起很久以前我父亲和伯父们常给我讲述的故事，我们是英国康沃尔凯尔特人，早在远古时代，在耶稣和因他 而有的日历以前，从爱尔兰移居康沃尔郡，他们说凯鲁亚克（杜洛兹）是古代苏格兰盖尔的名字。总有“康沃尔，康沃尔，来自爱尔兰，随后布列塔尼”的谣传。那都没啥秘密可言，所有这些地方都或多或少受到爱尔兰海的洗礼，包括左舷那边的威尔士和苏格兰，以及她恢宏而俗气的悬崖。可是，水手长在厉声对我说话呢： “嗨，杜洛兹，你没见过爱尔兰吗？快来弄这些缆索，你这个心不在焉的混混！”（实际上，他们叫我“凯尔蟑螂 [19] ”。） 我眼里含着泪水继续工作，可是，谁能告诉我其中的缘由吗？我猜这只是因为我看到轻轻碎浪边那绿草地上一间间茅草屋，清晨的太阳给一头头奶牛投下了长长的影子，海风从我身后吹来…… 一一 随后我们的船往南驶进了爱尔兰海，在贝尔法斯特抛锚泊船，在那里等待几艘英国护航船，那天下午穿越爱尔兰海，晚上直航利物浦。一九四三年，披头士乐队在那里诞生的一年，哈哈哈！ 那年，某个戴着圆顶高帽的流浪汉采纳了我的建议，保全了他的双腿。我们沿着默西河 [20] 上行，河水全都是泥浆一样的棕色；然后我们靠向一个古老的木头码头，码头上有个矮小的英国人，他向我一边挥动报纸，一边高声叫喊，大约在我们轮船前方一百码，我们直接朝他驶了过去。他身边停放着他的自行车。终于，我能明白他在喊叫什么：“美国佬！嗨，美国佬！同盟军在萨莱诺取得了巨大胜利！你们知道吗？” “我不知道，英国先生，不过请你离开那个码头，跟你说，我们要迎面撞过来啦……”可是他听不见我的话，因为风向和潮水的问题，还有默西河边码头附近其他轮船吊车和绞车卸货的噪声。 “美国佬！美国佬！” “嗨，伙计”——我想船长终于第一次喝醉了，大副或许也喝醉了，喝了荷兰烈酒——“请你转身，尽快跑开，这艘船不会轻轻靠上这个码头，而是要撞它了！驾驶台醉啦！” “嗨，嗨，什么？萨莱诺！” 我不断挥手让他离开，我指着船头、驾驶台、码头，还有他，我说：“跑，跑，跑……快跑开！”他摘下帽子，推着自行车往回跑，果然，载着五百磅炸药、飘扬着红色爆炸物警示旗的“乔治·威姆斯”号轮船的船头直愣愣地撞进了腐朽的木头码头，将它完全撞毁，喀啦啦，木料、木板、钉子、扎根于此的老鼠洞、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像被推土机铲过一样，全都翻了个，我们停泊在大不列颠了。 “这个王室的岛屿。” 如果那个码头是用现代钢筋水泥建造的，那么杜洛兹、这本书、全体船员，最关键是船员以及半个利物浦都要永别了。 一二 船终于抛锚停靠妥当之后，船长到哪里去呢？吃过晚饭后，他穿上最好的衣服，盛装打扮，肩饰勋章全都佩戴，小心翼翼地沿着步桥下船，走向一辆等候着的出租车还是豪华高级轿车？在这里，战时的利物浦，他是去一个建在海浪拍打的悬崖之上的城堡参加晚宴（先享用鸡尾酒），还是去哪个雅座酒吧？还有，那个脸上有伤疤的大副到哪里去？带着他那种狂躁污秽的思想，去见那些更加古怪的朋友？事实上，甚至水手长、那个地位最低下的葡萄牙水手、轮机房的人们，他们都到哪里去？他们全都盛装打扮，倾巢出动？看着他们相继离船，我都惊呆了。因为我已经同意整个周末替那个葡萄牙人干活，等他回来，我自己就可以连续休息两天。有人好奇我打算 干什么吗？可是船长们到哪里去呢？这就好像对大象死时会带着它们的长牙去哪里一样好奇。去会某个神秘的金发女郎？或者某个狡猾的英国海盗朋友，教他看懂麦哲伦房间里的地图？我不在乎这个港口是弗吉尼亚的诺福克还是利物浦或香港，他们一定是去了奇怪的地方。所以，我在观察每个人上岸，我必须在船上待两天，操作装货聚光灯，管理给聚光灯供电的电线，为步桥守卫煮咖啡；早晨，我监视所有那些愚蠢卑微的利物浦码头工人，看着他们匆匆忙忙骑着自行车出现，带着午饭和装茶水的保温瓶，热情地开始他们的“工作”，卸掉船上的五百磅炸弹，这些炸弹将投到可怜可爱的古老的德累斯顿或者某个地方或者汉堡。 那第一天晚上，星期五，几乎全体船员都下船了，我布好电线，在原有基础上额外增添了防鼠隔板，把聚光灯调节到位，煮好咖啡，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重新整理甲板上的东西，我模仿兰开夏郡码头工人的口音自言自语道：“啊呀，我说呀，可以啦。”我的鼻子呼吸着河边凉爽的空气，我很开心，几乎独自一人守着一艘大船，突然我想到，将来哪一天我成了真正严肃的作家，就没有闲暇时间去玩弄诗歌、题材或风格了。此外，黄昏时刻，默西河水红彤彤的，一艘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旧最小的货船驶过身边，后甲板上一些老水手坐在旧椅子里，抽着烟斗，“远航家园”号轮船，可能前往曼谷，我已猜过一千次，轮船刚巧从我的舷栏边悄然驶过，离我咫尺之遥，老水手们连头都不抬，迎着夕阳驶去，开始了他们漫长的驶向太平洋的航程，我在想：“约瑟夫·康拉德 [21] 没说错，有些老水手哪里都去过，从孟买到不列颠哥伦比亚 [22] ，一路坐在旧轮船的船尾，抽着烟斗，他们几乎生在海上，死在海上，甚至都不抬头看一看……船舱里甚至养着猫来捉老鼠，有时还养狗……他们抽什么烟？他们做什么事？在澳门他们穿上考究的衣服到哪里去？去做什么？当一切都尘埃落定时，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我简直不敢去细细思考，嗨，我说，把那些电线缠绕对了……”我自言自语，整个晚上都在哈哈大笑。自布鲁克林以来，我甚至滴酒未沾……谁还需要它呢？ 大概中午时刻，我悄悄溜下了船，踏上了默西河畔圆石子铺成的街道，想去酒馆，可那里总是关着，战时英格兰他们不单没有香肠，用锯末灌成的香肠除外，连像样的啤酒也没有，而且店铺还总是关门。酒吧里有个大胆年迈的流浪汉抱怨说，利物浦的穷人正在用他们的洗澡盆装煤。 不过，当我的周末结束，葡萄牙人回来接替我后两天的工作时，我穿上了我的 时髦服装——上了油的亮光黑皮夹克，卡其衬衫，黑色领带，在商务海军商店买的假金穗遮阳帽，铮亮的黑皮鞋，黑袜子——走下步桥，将所有宿醉归来的船员留在身后。我买了一张中部铁路去英格兰伦敦的火车票。此时，甚至船长也回船了，我敢肯定，他很失望。 我在利物浦城中心理了发，在火车站周围逛了一会儿，在美国劳军联合组织俱乐部看了一会儿杂志，打了一会儿乒乓球。下雨了，码头边的古老纪念碑结了一层白霜，鸽子悠哉觅食，火车穿越伯肯黑德 [23] 奇怪的发烟罐 [24] ，驶向La Grande Bretagne（大不列颠）。
[1] Roxy，美国影院名。 [2] Radio City，位于美国纽约市内曼哈顿，为世界最大的剧场之一。 [3] 英语，可爱。 [4] the Bowery，纽约市下曼哈顿区的一个街区。 [5] Sammy’s Bowery Follies，位于纽约曼哈顿3号街专做观光客生意的舞厅酒吧。 [6] Tugboat Annie，1933年摄制的由玛丽·杜丝勒（Marie Dressler）和华理士·勃利（Wallace Beery）主演的滑稽剧，主要叙述一对中年夫妇经营一艘拖船的故事，这里可能指舞厅的舞女打扮成影片中的安妮的样子，坐到了他父亲的大腿上。 [7] 英语，复活节的。作者在此处用Paschal一词也因为它与帕斯卡的英文Pascal的拼写相似。 [8] Roger Maris（1934—1985），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 [9] 原文是“the waves of the sea foam ‘out their own shame’”，作者记忆有误，应该是“Raging of waves of sea，foaming out of their own shame ...” [10] Clyde，位于英国苏格兰西南部。 [11] Phineas，希腊神话中色雷斯（Thrace）的国王。 [12]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 [13] Gloucester，英国英格兰一地名。 [14] Spencer Tracy（1900—1967），美国演员，两度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主演影片包括《怒海余生》、《红伶泪》、《金龟婿》等。 [15] Beetle Bailey，由莫特·沃克（Mort Walker）创作的报刊连环漫画美国军人卡通人物。 [16] Johnny Carson（1925—2005），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滑稽演员。 [17] Pequod，《白鲸》一书中19世纪捕鲸船的船名。 [18] Ahab，《白鲸》一书中的捕鲸船船长。 [19] Ker Roach，作者名字Kerouac的谐音。 [20] Mersey River，位于英格兰西北部，全长70英里，出口在利物浦市。 [21] Joseph Conrad（1857—1924），英国小说家，当过水手、船长，作品大多描写其航海生活经历，代表作有《水仙号上的黑家伙》、《黑暗的中心》等。 [22] British Columbia，加拿大省名。 [23] Birkenhead，英国一地名。 [24] smokepot，产生烟幕的地方。 第十一部 一 太阳出来，我们的火车喀嚓喀嚓穿越在你们最美丽翠绿的田野里，九月的英格兰，九月初，大干草堆随处可见，骑着自行车在铁路道口等候的人们，看着我们的火车隆隆驶过；梦幻般的一条条窄小的河流，显然哺育着它们流经的村庄，仿佛包含着吗哪 [1] 的水；树篱也是一道风景线，戴着沃尔特·皮金 [2] 帽的老太太正在修剪村舍的灌木树篱；我一直想看看整个英格兰的山水风貌，可是只能站在邮车车门的窗户前热切地向外眺望，因为三百多名澳大利亚人坐在车厢地板上抽烟，高声嚷嚷，玩掷双骰子赌博游戏，士兵嘛。火车被挤得水泄不通。轰隆隆，我们进入了灯火笼罩下英格兰的夜晚；轰隆隆，伯明翰，曼彻斯特，你称它什么都可以；早晨，我在车厢地板上熟睡，全身肮脏不堪，像所有其他的士兵一样蓬头垢面，但是我们都不在乎，因为我们休假来到了伦敦城。 在那些岁月里，我非常熟悉地铁，所以我从火车站出来，乘了地铁直奔特拉法尔加广场 [3] ，我知道它靠近皮卡迪利广场 [4] ，可我想看鸽子，出于某种原因，还想看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纳尔逊 [5] 雕像。有个孩子给我擦了擦皮鞋，我在美国劳军联合组织俱乐部里把自己打扮得整洁漂亮，开始在这个温暖的城市里四处游荡，心满意足，我甚至还参观了一个先锋派绘画展览，聆听了伦敦当代知识分子讲述他们如何继续进行在他们血腥历史的地图上任何战争之前、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已经成就的事业。 随后，我漫不经心地四处闲逛，看看招贴海报，决定傍晚去皇家艾伯特演奏厅 [6] ，观看那里的人们演出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由巴尔比罗利 [7] 担任指挥。我因此而去了海德公园，心里不断寻思：这个公园是以海德先生命名的吗？那么杰基尔博士 [8] 在哪里呢？当你年轻时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那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在英格兰，尤其是你在里亚尔图剧院看了所有那些电影之后。 音乐会正在进行，我坐在楼厅里一个英国士兵的身边，他拿出一本诗集，是托·斯·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他说这些诗歌好极了。我也很喜欢。坐在我右边的是一个带着一个扁平小酒瓶的美国士兵。演出中间（天知道在那些岁月里，我怎么能坚持从头到尾听完每场音乐会，没上一次厕所，没吃一块三明治或喝一杯饮料或到户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当巴尔比罗利大声说：“你们都能听见，外面响起了空袭警报，今晚伦敦正受到纳粹德国空军的空袭。我们是继续音乐会呢还是下楼进防空洞？”全场掌声雷动，“不理它！继续音乐会！”于是他们继续演出。不过，我是幸运的。这时正处于不列颠真正的空战之后，皇家空军和加拿大人狠揍了戈林 [9] 的纳粹德国空军，请注意，此时正好是下一轮报复空袭开始的前夕：火箭推动的超级V1炸弹，更不用提稍后的V2炸弹。我到英国的时候，正好是空战的间隙期。 有趣的是，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机会在任何地方目击空袭，甚至在大烟囱上画了三个大叉的“乔治·威姆斯”号上也没遇见，一九四二年途经格陵兰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时也没遭遇过。我猜，美国海军航空部队把我给裁了，原因也就在此。 言归正传，音乐会结束后，我们都拥挤着走出皇家艾伯特演奏厅，踏进灯火管制下伦敦城的一片漆黑之中，我猜郊区的空袭可能依然持续着，我和《四个四重奏》士兵，还有那个喝酒的士兵，跌跌撞撞一起沿着街道径直朝皮卡迪利广场的酒吧走去，想来上几杯苏格兰威士忌。我们在那里喝酒胡闹，直到后来，天哪，酒店老板居然用压倒飞行员、陆军士兵和水手们叫喊声的嗓音，声嘶力竭地高喊：“先生们，请你们赶紧离开，到时候啦！ ”我们三三两两走出酒吧，踏入皮卡迪利广场的黑暗之中，穿着皮外套的妓女不断地碰撞我们，“宝贝儿，我说你……”还有：“嗨，到哪里去？”我周围的人都走散了，最后有个皮外套说她的名字叫“丽莲”，于是我们一起离开，走进了一家温暖舒适的小旅馆。 二 早晨，他们给我们送来了早餐；室外灰蒙蒙的，雾气朦胧，威廉·布莱克笔下的烟囱里冒着煤烟，丽莲说：“宝贝，再来一次，然后我要为今晚的生意做准备。”完事后，我告别了她，付了房钱，去小旅馆或宾馆有壁炉的阅览室抽烟休息。在那里，一位身穿花呢外套又高又胖的英国人正抽着一个大烟斗，对着一位身穿花呢套装的干瘪丑老太说话，声音洪亮真诚，但有点夸张，他们用柴郡 [10] 杯（不管它们是什么茶杯）喝茶。壁炉里火呼呼地烧得很旺，像那个英国胖绅士的眼睛一样闪着亮光，发出噼啪响声。据我看来，他们戒心重重，实在不想别人干扰英国。我想跟那个男士交谈，可我害怕那家伙，他让我想起毕林普上校 [11] ，手里拿着鞭子，神气活现，高傲自大；但是，你知道，我也知道，如果我真的与他交谈了，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苏格兰威士忌，酗酒，满城乱转。在那些岁月里，美国人对亲爱的古老的英格兰有一种天真幼稚的敬畏感。今天，我已经没了对英格兰的敬畏，因为他们太努力尝试变成跟“我们”一样。这是真的。这不是剑桥的谎言。 三 早晨，我和几个美国飞行员在皮卡迪利广场的啤酒吧里喝了几杯冰啤酒，这里的酒吧冰镇啤酒，以符合美国人的口味。我在四处转了一圈，一次空袭中甚至还在一个公园里小睡了一会儿；随后，我得摸索着回针线街去，因为丽莲或者什么事或者什么人拿走了我大部分的钱，我认为可能在皮卡迪利广场黑咕隆咚的情况下，钱从我的口袋里掉出来了。我去向一家美国船运公司办事处借钱买火车票回利物浦。有个老头带着一把雨伞，戴着一顶卷边毡帽，他走到我面前，拍拍我的肩膀傲慢地说：“我说，去针线街走哪条路？”怎么，这里是该死的英格兰银行街，对吗？总之，我拿到了钱，上了火车，回到利物浦时已是深更半夜，当我试图走回码头我的轮船那儿时，我在河边附近的纪念碑处遇见了另一个丽莲模样的妓女，她说：“嗨，宝贝儿！”就像我在故事前面说过的那样，站着倚靠在纪念碑上。可是，在我回船的路上（我认识路），又有一次空袭灯火管制，你认为我会有一点点害怕那些德国人可能投来的炸弹吗？老天作证，我绝不害怕！在码头区那些卵石铺成的街道正中心，我一手攥着从针线街借来的钱，另一只手拿着一块他妈的大卵石，我像加拿大印第安人那样蹑手蹑脚地走着，因为在灯火管制的黑夜里，我能听见他们躲在那些门道里的呼吸声：恶棍暴徒，行凶抢劫犯，他们引发了柏油马路上的殴斗，而且他们不付房租。 四 就在我们准备起锚远航布鲁克林前的最后一个早晨，我构想出了《杜洛兹传奇》，那是个灰蒙蒙下着雨的早晨，我坐在水手长办公室的打字机前，我想他正在最后一次酗酒，我看到了这一点：用毕生精力写出我亲眼目睹的事情，用我自己的语言来叙述，用我决定的风格来写，不管是二十一岁还是三四十岁，或者岁数更大一些的时候，把我的见闻汇集在一起，作为当代历史的见证，供未来研究，让后代看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人们当时的真实思想是什么。 很自然，我没被选中代表洛厄尔高中毕业生发表告别演说是件好事，我从另一所学校毕业了。 于是，我们起锚远航，越过爱尔兰海，此时遇上了风暴，就像乔伊斯所说，风暴汹涌蛮横，请上帝帮助我。随后，我们再次绕过苏格兰海湾，驶入大西洋，我们与大不列颠之间没有任何阻隔的东西，只有收音机里BBC微弱的播音。 一场巨大的风暴迎面袭来，“嘶嘶”，潜水艇在攻击，巨浪猛烈撞击着“乔治·威姆斯”号的船舷，撞击力如此之大，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放下我们的救生船。现在，我们卸掉了炸弹，船轻了，在海面上上下来回颠簸；可是，如果船上那可怜的、几乎像人类一样脆弱的舱壁被击中，或者威力强大的德国鱼雷进入船体内，将船击沉的话，我们不可能幸存下来，我们这些人就会像上下漂动的软木塞，终将被冻死（在我们航道遥远的北方）；所以，我们只能闷闷不乐地坐在厨房里，所有的舱面水手和乘务员都在那里，穿着救生带，呷着咖啡，玩着跳棋，煮着可可茶，黑人二厨穿上一件多余的救生衣，高声喊道：“好吧，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要出舱了，”说完他独自奔上了甲板。 “他到哪里去？”水手长一边移动一个跳棋子一边说，跳棋子随着轮船上下颠簸而滑动。 “没有地方可去，”我说，我在此次航程中已经说过四个字，这次说完了我最后的六个字。 甚至没人抬头看一眼。 杜洛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说话。 不过，我们有惊无险，在冰岛向左转，回航布鲁克林，停靠在位于乔拉利蒙街的莫尔麦科马克码头，在那里，你可以看见河对岸曼哈顿的高楼大厦黄昏时刻灯火通明，也能看见钢筋水泥大楼间所有狭窄的街道支路，它们会把你引向餐馆、金发女郎、父母、朋友、恋人、温暖、城市、婚礼、游行、旗帜、啤酒沙龙…… 五 哇，我们都拿到了用棕色信封装的工资，我对所有我可怜的同船船员一下子说了几箩筐话，因为有人把啤酒带上了船，我喝醉了，他们抱怨说：“这个该死的杜洛兹，整个航程说话没过十个字，现在却说个没完了！” “我要去看我的宝贝！”我高声嚷嚷，迎着码头上未经烘焙咖啡酸甜的味道，匆匆离开，冲进街道，踏入伯勒大厦，进入散发着桂皮味的地铁，从时报广场下车，穿越广场，向北前往哥伦比亚校园；在蒙蒙细雨中，我冲到约翰妮与琼合租的公寓，一下子闯了进去，此时已经是大雨倾盆，但还没到海上风暴的程度；她在那里，光彩照人，朝气蓬勃，见到我非常开心，她是我青年时期的妻子。 在我出海的这整个夏天，经验丰富老到的琼已经教会约翰妮在性交时如何使我满足。 于是，我们放下窗帘，把大雨挡在外面，吃了我们喜欢的冷芦笋蘸蛋黄酱和成熟的油橄榄当点心，随后借着烛光上床就寝。 六 随后，我回到奥松公园的家里去见父母，当时流行的歌曲是《人们会说我们相爱了》，那是布鲁克林寒冷的十月，妈妈让我在街头等着，她奔进亚伯拉罕施特劳斯商店去买点东西，为老爸买点“巴里西尼”糖果，接着我们乘坐欢乐的高架铁道，不知是何原因，一切都变得令人快活和充满希望。爸爸兴致很高，说他依然能在颠簸的轮船甲板上行走。我带着约翰妮回家见他，我们在自由大道和克罗斯湾大道交界处的德国小酒店里喝了啤酒；随后，在十月的月光下，在稀疏飘落的秋叶中，两对恋人手挽着手，四人一起步行回家。 作曲家阿莱格罗应该到这里来谱曲。 我的下一个计划是：几个月后，乘长途汽车去新奥尔良，然后从那里出发远航；不过，在这个冬季里，我打算在约翰妮家和妈妈家来回走走，在约翰妮的公寓里，我经常写作，在妈妈的家里也写了不少，生活也很充实。 我和约翰妮乘火车去密歇根州的格罗斯波因特见她的姑母和父亲，她母亲已经去世。她父亲是个游手好闲的人，见面时，他穿着褴褛的外套，戴着破旧的帽子，从街上迎面走来，我想：“毫无疑问，帕尔默夫人嫁了个游手好闲的人。”可是，他说：“来，跟着我，”我和约翰妮跟着他上了他的车，他脱掉了破烂的外套，里面穿的是全套礼服，他把我们带到了圣克莱尔湖畔去吃了一顿蒸蛤蜊晚餐。随后，他带我们乘坐他的摩托艇（三十五英尺长，我忘了它的牌子或型号）穿越圣克莱尔湖，去安大略，我们在那里上了岸，采摘新鲜的薄荷用于那天晚上游艇的厨房里我们的牛排上。他身边有个情妇。我们住在游艇前面不同的船舱里，用“哈得孙湾牌”毯子裹着身子。有一次，他与他最好的朋友一起喝醉了酒，他朋友是旅馆业巨头或大亨，当时非常著名，但是，他们喝醉了，就他们俩，没有女人，只有酒瓶；于是，他们从底特律商厦订购了一些人体模型，摘下它们的腿，从游艇舷窗里塞出去，在众人惊讶不已的眼前，“噗噗噗”驶向湖面深处。 那时，在格罗斯波因特四周的各式别墅里，青少年团队正举行各种狂欢聚会，门铃响了，一个家伙高声嚷嚷：“嗨，一瓶啤酒想从冰箱里出来！”我悄悄地穿过纱门来到后院，抬头仰望满天星星，耳朵倾听着欢闹的声音，我的确喜欢那些岁月里美国的样子 。 七 在这本书中，我没有详细说我的女人，或者以前交往过的女人，因为这本书写的是橄榄球和战争，但是当我说“橄榄球和战争”时，我现在还得进一步补充一点：“谋杀。”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步走错步步错，但是我与这起凶杀案毫不相干，或者说我真的与之没关系？ 一九四四年初，开始接二连三发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要想了解这个案件，我要先作个交代：一九四四年五月，我的确乘汽车南下新奥尔良，去全国海员联合会办公楼登记上船出航，可是运气不佳，只好在海员俱乐部里厮混。有一次，与一个海员酒鬼一起（在吊扇下）喝醉了酒，这家伙曾经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我们沿着马格津街来回溜达，想弄个午餐车女招待玩玩，我写了张便条给约翰妮，说我正在忍饥挨饿，请她汇点钱来，还写信回家；后来彻底厌倦了这里，于是决定回纽约，准备像往常一样从那里或波士顿登船出航。我只是潜意识里有种狂热的欲望，想看看新奥尔良和南方，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仅此而已，这些我都从窗户里看见了，摘棉花的棚屋在那些平原上绵延数英里。我还在北卡罗来纳的阿什维尔与汤姆·沃尔夫酗酒的哥哥一起，就在汤姆·沃尔夫阿什维尔家的客厅里喝醉了酒，客厅里卧式钢琴上放着一张汤姆和他哥哥“本”的照片。那天晚上，就在布罗德河（是法国的那种宽宽的河）河畔迷雾笼罩的云雾山间的柱廊里，我与一位拒不顺从或者说道德败坏的小姐闲晃胡闹。在罗利 [12] 等地以及在华盛顿特区的另一次旅行中，在同一些公园等地方，与一些女人有争执，但关键的问题是，整个旅行很荒唐。我很快就回来了，在约翰妮的卧室里脱去我黑色的皮夹克，当时她还在艺术班听课，师从著名的乔治·格罗茨 13] ，然后我就上床睡觉了。约翰妮回家时看见椅背上我的皮夹克激动地高声喊叫了起来。 她从来没有读过奥维德，不过，她肯定知道他有关骑那匹矮马的所有忠告。（奥维德，《爱的艺术》，第三部。） 随后就是些悲伤的夜晚，房顶上雨点淅沥，大约在一百一十八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附近的六层楼上，开始出现了我未来“生活”中的一些新人物。 八 有个来自新奥尔良的男生名叫克劳德·德莫布里斯，出生在英格兰，父亲是法国子爵，目前在领事馆工作，母亲是英格兰人；现在每当他在路易斯安那州时，他就会与祖母一起住在那里的别墅（他难得住在那里）；他年方十八，金发碧眼，是个极其漂亮的美男子，很像长着绿色丹凤眼的金发泰隆·鲍华 [14] ，和他有着同样的长相、声音、言辞和体型，关于言辞我的意思是，他谈吐同样具有说服力，实际上更有点像艾伦·拉德 [15] ，事实上，我想，像奥斯卡：王尔德笔下典型的男主人公们，但总之，他就在这时出现在哥伦比亚校园里，身后跟着一个六英尺三的高个男子，飘着大红胡子，看上去像斯温伯恩 [16] 。 我忘了提一下，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的冬天，我打零工挣外快，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在当地校园的小旅馆里当电话交换台接线员，接着为市中心第七大道上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写电影剧本梗概。所以，当我从新奥尔良回来之后，我计划在等待上船的同时，干回一份之前做过的工作。碰巧的是，这位克劳德在道尔顿楼（一家校园旅馆）弄了个房间，“斯温伯恩”也在那里租了个房间，我认识那里的经理，这成了这些事件中大部分事情的关键点。 嗯，结果，一个暖洋洋的下午，克劳德来到校园，开始他在哥伦比亚一年级第二学期的学习，他马上去了图书馆，那样他就能在听力间免费播放一些勃拉姆斯的唱片。斯温伯恩就在他后面，天使男孩 [17] 要他在外面等着，那样他就能戴上耳机不受干扰地听音乐，并且思考问题。他是个非常聪明有条有理的男生，这一点你后面会看到的。但问题是，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教法国文学经典的教授罗纳德·马格维姆普，我想就是他，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小个子老保守，或者说我都不愿意看他一眼，他跑进克劳德的听力间说了些类似于“你从哪里来，你这个漂亮的孩子”的话。你可以想象，什么事情会降临到这个男生的身上。同性恋者的活动场所。 因为谈到一八九年代后期的女神游乐厅 [18] 世纪末的狂欢演出时，这里不仅是特里斯坦·德·佩拉德旺蒂尔（不管他是谁或者会是谁）的黄页电话，而且也是比尔兹利 [19] 、道森 [20] 、阿莱斯特·克劳利 [21] 以及其他极端恶俗堕落分子的黄页电话。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碰巧的是我的约翰妮的公寓套房成了哥伦比亚校园里这帮极端分子聚会的集中点。起先，约翰妮告诉我，有这么个新来的年轻小伙，疯疯癫癫的，老泡在西区酒吧，名叫克劳德。克劳德白肤金发碧眼，非常漂亮、健壮、聪明，常到她这里来洗澡，但并不想与她性交。奇怪的是，我相信了她，而且后来证明她说的是真的。他被人拼命追求，只好找个地方躲起来。他跟约翰妮一样，是个南方富裕贵族家庭的后裔，需要有个热情友好的姑娘陪伴和保护，所以他去了约翰妮的寓所。最后，他开始带他的女朋友来，是个韦斯特波特的富家姑娘，塞西莉。终于，在西区酒吧里，我打了个长盹醒来后第一次见到了他。 “就是他，那个大名鼎鼎的克劳德。” “在我看来，他像个调皮的蠢货，”我对约翰妮说，我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不过，他人还不错。他想再次登船出海，他曾经在从新奥尔良出海远航的船上当过海员，也许会与我一起出航。他不是同性恋，他身体精瘦结实。那第一次见面的晚上，我们真的喝醉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第一个夜晚，不过，我记得第一个晚上，他叫我钻进一个空桶，然后开始将桶沿着百老汇北街的人行道滚动。几个夜晚以后，我真切地记得在一场倾盆大雨中，我们一起坐在雨中水潭里，朝我们的头发上浇黑墨水……高声唱民歌以及各色各样的歌曲，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他。 他的斯温伯恩之前是得克萨斯州的一个童子军团长 [22] ，名叫弗朗兹·米勒。十四岁的克劳德天真烂漫，加入童子军只是单纯想去树林里，开开心心地过野营生活，玩玩童子军军刀啊什么的，有点事干干，在那里，弗朗兹第一次见到了克劳德。这个童子军团长照例喜欢上了这个童子军男队员。我不搞同性恋，克劳德也不是同性恋，不过，我还得详细叙述一下这个奇怪的故事。顺便提一下，弗朗兹本人不是个坏家伙，一九三六年左右在巴黎待过好几年，遇见了一个十四岁的法国男孩，长得跟克劳德一模一样，弗朗兹喜欢上了他，试图与他性交，或者腐蚀他，或者不管法国人或希腊人说的什么，经过某种调查之后，他立即从法国被驱逐出境。回到美国后，他找了份周末童子军团长的工作，而工作日在路易斯安那一所学院当讲师。他看见了谁？正是这个外貌相同的男孩，只不过他不是法国人，而且是安茹 [23] 法裔贵族的后代。他神魂颠倒了。有钱的祖母把克劳德送进了马萨诸塞州紧靠洛厄尔的安多佛预备学校，红胡子斯温伯恩也跟着前往，他们常常举行盛大聚会，克劳德被安多佛开除，永远失去了进耶鲁大学的机会。随后，他试了另一所学校。弗朗兹尾随而去。这倒不是克劳德希望弗朗兹跟着他，也不是他希望弗朗兹离开，只是他觉得很有意思；比如，有一天晚上，在缅因州的班戈，克劳德与肯尼·惠特洛（约翰妮的朋友）一起登上了“惠特洛”号游艇，他们，十五岁，竟然把塞子拔掉，沉了那艘游艇，然后游泳回到岸上。胡闹，恶作剧，如此这般不一而足。一个荒诞不经的孩子。新奥尔良有个家伙把自己的汽车借给他，克劳德，十五岁，没有驾驶证，什么证件也没有，在贝森街上把汽车撞了个稀巴烂。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绝对充满阳刚之气，精神上也充满朝气，漂亮，眼睛上挑，绿色的眼珠，聪明绝顶，出口成章，几乎是莎士比亚再世，金色的头发四周有一个光环，格林尼治村酒吧上了年纪的选美皇后遇见他后，写颂歌给他，第一句是这样的：“啊，金发的希腊小伙。”很自然，所有的姑娘也倾心于他，甚至我这个爱幻想的铁石心肠的老海员和橄榄球运动员杰克也喜欢上他，为他落泪。 我记得遇见过一个出身弗吉尼亚绅士家庭的家伙，他曾告诉我，所有新奥尔良的男孩们的心坎上都烙下了悲伤的印痕。甚至新奥尔良的黑人也没多少运气，杰利·罗尔·莫顿 [24] 的运气就可以表明这一点（发明了爵士音乐，死时不名一文），或者像大苗条那样可怜的白人小伙，不过，还有比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25] 运气更好的吗？ 言归正传，这个法国经典学的老教授跑进听力室，想全面了解克劳德，而克劳德正想听勃拉姆斯，弗朗兹不得不跑进去解围。克劳德绞尽脑汁想出某种办法，见到了约翰妮，结果发现他几乎（是真的）能躲在她公寓里。当我穿着黑皮夹克从新奥尔良回来时，情况也还是一切照旧，反正他一直与塞西莉睡在长沙发上。我们这种公寓俱乐部就这样开始了。 他看着我说：“你总是想写作，可是每次我都觉得你想不出写什么，你看上去呆呆的。” 我瞟了他一眼。 那个雨夜，他从房顶进了屋，也就是说，从屋顶沿着太平梯下来，楼下枪声、叫喊声大作。“发生什么事啦？” “有点误会，酒吧有人打架，警察在追，我翻过栅栏，你知道我不会伤害任何人，我个头太小……现在我要睡觉了。过一会我要冲个澡。杜洛兹，你的问题是，你是个铁石心肠的卑鄙的吝啬的臭狗屎，没有一个优秀的法裔加拿大人会在马尼托巴 [26] 中心地带冻僵他的屁股的，你和你那些卑贱的亲属就是那个地方的人，你这个没出息的印第安恶棍。” “我不是什么恶棍。” “我觉得你就是，给我来杯饮料。” 我发觉，他想用话语来吓唬我，因为那时他还没开始闹出其他事情来。不过，我意识到，他看到了我身上的缺点，而这些缺点我自己应该看到。但是我也意识到他只不过是个淘气的蠢货。 于是，到处都是书，他实际上在哥伦比亚听课，他听了我在伦敦皮卡迪利的故事之后，就一定要我或多或少帮他写英语写作课的作文，我遵命了，写了一个有关在伦敦一些冒险的故事，他得了个A，这个卑鄙的家伙。他说：“我祖父发明了扁行李箱 [27] ，我想你祖父在这些箱子里装了土豆。” “是的。”可他斜眼看我，因为他能悟出所有这一切背后所包含的意思，可追溯到土豆和加拿大以前的事情，对，可追溯到苏格兰、爱尔兰、康沃尔、威尔士，以及马恩岛和布列塔尼半岛。凯尔特人能相互辨认出来。你可以宣布这种发现。 九 此外，因为他对象征主义艺术感兴趣，对超现实主义不那么感兴趣，比如，莫迪里阿尼 [28] ，法国的印象派画家，我夜间海上生活所有的黑暗似乎都消失了，在春天的阳光里，色彩似乎正泼洒在我的灵魂之上。（这听起来有点像斯温伯恩！） 不管怎么说，一天下午，他与约翰妮外出跟乔治·格罗茨学习裸体模特素描；一天下午他们也叫我去试试，我去了那里，坐在那儿，所有的学生都在素描，乔治·格罗茨在讲课，我看到了她，一个黑发浅黑皮肤的裸体模特儿直愣愣地看着我的眼睛，我不得不离开，在门口我对克劳德说：“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你说是什么，窥淫老手？”原来他们外出干这种事情！我冲了个澡，这时，约翰妮公寓房的门上传来敲门声，门口站着一个瘦高个家伙，身着一件泡泡纱外套，他身后是弗朗兹·斯温伯恩。我说：“什么事？”已经在酒吧里与克劳德一起跟我交谈过的斯温伯恩说： “这是他们跟你说起过的威尔·哈伯德，从西部来的。” “嗯。” “他也在新奥尔良待过很长时间，换言之，是我和克劳德的一个老朋友。他只想问问你，如何可以上商务海轮出海远航。” “不在军队服役？” “噢，不在，”威尔向四周看了看说，嘴里叼了一根牙签，他取下牙签，草草看了我一眼，“只是4F [29] ，哼！” “哼”是他擤鼻涕的声音，一种鼻窦炎，也是英格兰贵族的说话方式，和他的名字那样古老。 一〇 事实上，将来某一天，我会写一部有关威尔的书，就写他本人，浮士德式的人物，不断进取，尤其要写威尔逊·霍尔姆斯·哈伯德，我不必等到他逝世后才去完成他的故事。首先，他是最棒的，且仍在奋勇前进，挥动着他那积极进取的臂膀，穿越世界上各式各样的麦地那 [30] ……嗨，说来话长，等着吧。 不过，这次他来找我是有关克劳德的事，可开口说的却是有关商务海员的事。“你最近一次干的是什么工作？”我问。 “纽瓦克酒吧服务员。” “这以前呢？” “芝加哥灭害虫的，具体来说灭臭虫。” “只是顺路来看看，嗯，”他说，“了解一下如何弄到证件，出海去。”不过，当我听说“威尔·哈伯德”时，我脑海里闪现的是一个粗壮黑发的家伙，神经特别紧张，因为有不少有关他的报道，说他行为古怪率直；可这里，他走进我的住所，瘦高个子，戴副眼镜，穿着泡泡纱外套，好像刚从赤道非洲的矿工院归来，黄昏时刻，他坐在那里，喝着马提尼酒，讨论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高高的个子，六英尺一，怪怪的，像谜一样，因为长相普通（可以理解），像个腼腆的银行职员，一张冰冷有教养的脸，薄薄青紫的嘴唇，钢架玻璃眼镜背后的那对蓝眼睛毫无表情，浅棕色的头发有点纤细，微风中他柔软的头发轻轻抖动，有点像愁眉苦脸的德国纳粹青年——他坐在约翰妮起居室中央的踏脚凳上，十分低调，问我一些枯燥的问题，比如怎样才能搞到出海的证件……这是我对威尔初步、秘密、直觉的看法。他来看我，并不是因为此时此刻我是那年夏天整个戏剧性事件的主要人物，而是因为我是个海员，于是作为海员一类的人物，人们可以向我询问出海远航的事情，以此作为挖掘海员一类人物性格的初步手段。他来找我之前不曾想到我有着丛林般复杂的有机深度，或者各种乱七八糟的精神灵魂，上帝可以证明，在各个层面上，我都是那种人，亲爱的老婆和亲爱的读者，你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他脑海中的商务海员属于这类商务海员：蓝色的眼睛眺望远方，出言慎重，行为独特，远去无边无际的空间，一个平淡无奇的“商务海员”——尽管我与他一样古怪，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并不承认这一点，而且从来不觉得怎样，在他的想象中，我总体上差不多处在这同样肤浅的水平之上。因此，一九四四年七月，在纽约那个灾难性的下午，当他坐在踏脚凳上询问我有关航海证件的时候（弗朗兹在他后面微笑着），我刚刚洗完澡，只穿着裤子坐在安乐椅中回答他的提问，开始了一种关系，如果他认为这是与一个“有趣的、蓝眼睛黑头发的、认识克劳德的英俊海员”保持一种平淡无味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注定不会这样维持下去（对此我引以为自豪，因为我一直比他们更努力地在书写这段传奇般的经历）——好吧，开玩笑的……不过，那天下午，他没有理由猜测任何事情，因为我们只是随便谈谈，从你的姨妈谈到我的姑妈，“对，你现在该走了，先去搞到你的海岸警卫队证件，在南边靠近巴特里公园的地方……” 一一 对哈伯德的好奇起先基于这样的事实：他是这里新兴的“新奥尔良学派”的一个关键成员，因此，这只不过是一帮来自新奥尔良、由克劳德领导的富有精神追求的青年学生；克劳德是他们堕落的明亮之星，男童天使，恶魔天才；弗朗兹，滑稽和愤世嫉俗的英雄；威尔，冷眼旁观，心事重重，冷嘲热讽的本领远胜于其他许多人；其他人，像威尔的哈佛同窗、刻薄迷人的好朋友凯尔斯·埃尔金斯，曾与威尔“合作过一部颂诗”，表现“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悲壮，该船的船长（弗朗兹）开枪射伤一个穿和服的女子，他穿上那件和服，与其他妇女和孩子一起登上救生船，英勇的海员们站在浪花飞溅的海水中高声叫喊：“夫人，你能不能让这个十四岁的男孩坐在你的大腿上？”（克劳德）船长弗朗兹得意地笑了笑说：“当然可以。”与此同时，凯尔斯偏执、口齿不清的伯父在舷边挥舞着秘鲁大砍刀，因为从海水里正伸出一双双手。正在沉没的轮船上一支黑人乐队正在演奏《星条旗之歌》 [31] ……这是他们在哈佛一起写的一个故事。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它使我意识到这里这个新奥尔良帮是美国最邪恶、最聪明的一帮混蛋和狗屎，在我容易崇拜别人的青年时期我不得不崇拜他们。对我来说，他们的风格生硬新颖，我的风格朦朦胧胧，似云似雾，新英格兰理想主义的风格，尽管（正如我所说）在他们眼中（尤其是威尔、克劳德的眼中），我的可取之处是法裔加拿大人唯物主义的沉默寡言、冷酷的怀疑主义，图书世界里所有精心挑选的理想主义都无法掩饰……“杜洛兹是装扮成天使的狗屎。”……“杜洛兹非常有趣。”——我直到许多年后才有机会见到凯尔斯，在这里无关紧要，不必提及，但是，那个弗吉尼亚绅士（名字叫克兰西）的确说过：“那个小组里每个来自新奥尔良的人都带着悲伤的印记。”我发现此话千真万确。 一二 我第二次见到威尔时，他正与克劳德和弗朗兹一起坐在格林尼治村他的公寓套房里，房间里充满着他们那种令人敬畏的智慧和风格，克劳德啃开他的啤酒瓶，吐出碎片；弗朗兹学他的样子，我想可能是用商店里买的假牙在啃吧；瘦高个哈伯德穿着他夏季泡泡纱套装，拿着一盘剃须刀片和灯泡，从厨房里边走出来边说：“我有些非常棒的东西，有点像美味佳肴，这星期我母亲给我寄来的，哼哼哼。”（他抱住肚皮，紧闭双唇，笑了起来），我像土包子一样皱起眉头，坐在那里，第一次领教了这帮真正淘气的家伙们（他们三人在一起）。 不过，我能看出哈伯德有点钦佩我。 手头要做的事情千千万万，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当我听见“神奇”一词时，我咬了我的嘴唇，当我听见威尔说“太神奇了”时，我激动得发抖，因为当他说这个词时，那一定说的是真正令人惊奇的事情。“今天下午，我刚在一部电影里看到了一幕绝妙的场景，”他满脸通红，极度兴奋，他刚从风中或雨里走来，脸色红润，他的眼镜上有点湿或者蒙上了雾气，因为他充满热情的眼球冒着热气，“在这部有关闹市区性生活的很糟糕的垮掉派电影中，这个人物，你看见他拿着一个大的海洛因血清注射器，给他自己注射了大剂量的一针，随后冲上楼去，一下子搂住那个金发女郎，将她抱了起来，冲进黑暗的田野，嘴里叫着‘呀呀呀咦’！”不过，我有一千个疑问，想知道威尔为什么如此兴奋： “黑暗的田野？” “是啊，是那种枯燥沉闷的电影，真的很老，放映时总是突然喀嚓中断，你能听见电影胶卷卷动的咯嗒声，看到楼上放映室里白光闪亮，这幕场景像是傍晚或黄昏什么的，无边无际的地平线，你看着他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他抱着他的姑娘飞奔而去，呀呀呀咦，最后，你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 “他穿越那片田野而去？”我问，像在寻找水雷、持球触地得分、高尔斯华绥、《约伯记》……威尔说“呀呀呀咦”的方式真让我吃惊，他用俏皮的假声发出这种声音，而且同时总是弯腰捂肚闭嘴，发出“唔唔唔”，那种压抑的、惊讶的、极度欢快的大笑声，或者至少是好笑的笑声。一天下午，他也许刚从哈佛过来度暑假，大概是一九三五年，与凯尔斯一起在闹市区运河街附近一个低级娱乐场里消磨了几个小时，看了一部淫秽电影，这两个了不起的美国精明世故之人，你可以这么说，坐在很前面的座位上（与平时一样穿着很昂贵的衣服，像洛布 [32] 和利奥波德一样），影院的座位一半是空的，观众全是懒汉乞丐流浪汉，以及三十年代初从新奥尔良贫民窟里来的大麻烟鬼；用他们的方式哈哈大笑（事实上，凯尔斯的笑声也是那样的，威尔从他们童年做伴时起就一直在模仿？），在最后的电影高潮中，那个疯狂的瘾君子拿起巨大的针筒，给自己注射了一支大剂量海洛因，抓起那个姑娘（她在故事中是个不说话、没动作、木讷呆板的人，走路时两手放在身体的两侧），他披头散发，在雨中尖叫着奔离，破损的老电影有节奏地咯嗒咯嗒作响，那姑娘的双腿和头发像费伊·雷 [33] 在金刚的怀中那样耷拉着，越过威尔想象中那神秘无边的浮士德似的地平线，开心得像澳大利亚长耳大野兔，他的脚和脚跟在雪地里闪着亮光：呀呀呀咦，直至，正如威尔所说，他急切希望达到的最终欢愉随着距离渐远变得越来越微弱，他的“呀呀呀咦”也变得越来越轻，因为，威尔认为，还有什么事情比你的双臂充满愉悦，身上注射了大剂量海洛因，你奔跑着进入永恒的黑暗，在无限之中为所欲为更加美妙呀！那天，他一定在舒适的座位中对那部电影想入非非，双腿故作庄重地交叉着；所以，我想象随后他和凯尔斯身着花呢之类的衣服，哈哈大笑，躺在地板上伸展四肢，精疲力竭，模样十分难堪，一九三五年，他们哈哈大笑，甚至那个场景过去了很长时间，他们还在重复呀呀呀咦，他们忘不了它（一部甚至比他们的短篇故事《泰坦尼克号》还要伟大的经典）。随后，威尔·哈伯德那天在新奥尔良的家中与亲戚们一起用过晚餐之后，他走在市郊灯火通明的绿树底下草坪之上，也许打算去看望某个聪明的朋友，或者甚至克劳德，或弗朗兹，“今天我在一部电影里看到一个绝妙的场景，天哪，呀呀呀咦！” 于是我说：“那家伙是个啥模样？” “披头散发……” “他一边跑一边说呀呀呀咦？” “手里抱着个姑娘。” “越过黑暗的田野？” “某种田野——” “那是什么田野？” “我的上帝 啊——我们变得越来越咬文嚼字了，别问我这些白痴的问题，田野就是田野 ”——他生气或不耐烦地尖着噪子说“田野”——“就像田野 ”——他平静了点——“的田野……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看见他奔进黑暗的地平线——” “呀呀呀咦，”我说，心里希望威尔再说一遍。 “呀呀呀咦，”他说，是为了我而说的，所以这就是威尔，尽管一开始他对我的关注确实胜过我对他的关注，现在想起来觉得怪怪的，因为他总是说：“杰克，你真的非常滑稽。”在那些日子里，这位真正温柔和好奇的人把我（已经过了那个普通乏味的海员阶段）看成某种感情强烈、自尊心强、追求真理的人，这要归功于接下来一周的一天晚上发生的那件事情，当时我们全都坐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一个公园的长凳上，那是炎热七月的一个晚上，有威尔、弗朗兹、克劳德、他的女朋友塞西莉、我和约翰妮，威尔对我说：“嗨，你为什么不穿像你所说的在游览伦敦时穿的商务海员制服，然后收获许多艳遇？这是战争时期，对不？现在，你穿了T恤衫，套着丝光黄斜纹库，袴，或裤，到处乱走动，没人知道你是个自豪的现役海员，对不？”我回答说：“那样做太讨厌可笑了！”他还记得此事，他显然把这当成从酒鬼嘴里直接说出的伟大自豪的声明，他（当时）是个腼腆的中产阶级青年，父母很有钱，他总渴望着离开他家枯燥无味的“郊区”生活（在芝加哥），踏入真正奢华的美国酒吧，过上乔治·拉夫特 [34] 扮演的和鲁尼恩 [35] 笔下人物的生活，进入他梦想中雄健、悲伤、真实的美国；不过，他把我的声明当作一个让他说这话的机会，他回答说： “这是个讨厌可笑的世界。” 作为时代的先驱，我们成了忠实的朋友，他给了我施本格勒 [36] 两卷本的《西方的没落》，说：“让真正惊人的现实开启你的思想，我的年轻人。”晚上，他成了我伟大的老师。在那些早年的岁月里，在我们这大概是第三次会面的时候，他听到我说“那样做太讨厌可笑了”（对于我来说，这只是那时候一句普通的话，因为海员、我妻子和我都高傲自大地鄙视与我们不同的那些“讨厌鬼”的世界，这件事本身就很令人讨厌，但那时事实就是这样），威尔听我说了那句话，显然偷偷感到惊讶，不管他现在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更有意思的是，带着腼腆和温柔的好奇心，他眼镜后面那对暗淡的眼睛显得有点吃惊。我想大概从那时起他开始隐约有点钦佩我，不是钦佩我男子汉大丈夫般的独立思想，就是钦佩我“工作的艰辛”（不管他们怎么看我），或者我的魅力，或者也许因为我郁郁沉思、具有哲学家似的凯尔特人意想不到的思想深度，或者我纯朴不修边幅，闪烁着坦诚的光辉，或者我头发蓬乱，或者迟迟不愿显露令人感兴趣的绝望，但是他对此记得很牢（几年后，我们在非洲讨论过这件事）。许多年后我才对此事感到惊讶，希望我们能让时光倒流，我能再次用如此漫不经心的纯朴让他感到惊讶，像我们的父辈那样逐渐袒露自己的心扉，他开始意识到我确实是，一个有着大不列颠血统的人，尤其是，我毕竟是某种有趣的却又愚蠢的圣人。他带着母亲似的关切，苦苦思索我说那句话的方式，他的目光游离，心情郁闷，皱着眉头，“那样做太讨厌可笑了！”现在（在我看来），是用“克劳德新奥尔良的那种方式”，抽泣着，模仿着，用力发出那些辅音，用稍轻的“eu”或“eow”发元音，这种发音方式你也能在华盛顿特区人们说的那种奇怪的方言中听到（我在力图描述完全无法描述的素材），但是你说“deu”或“deuo”和你说“f”好像它是从你慵懒的嘴唇里吐出来的。于是，在那个无法挽回的晚上，威尔挨着我坐在长凳上，带着些许的诧异发出“嗯，嗯，嗯”的声音，“这是个讨厌可笑的世界”，他严肃认真地教导我，眼睛茫然闪动，第一次饶有兴趣地愣愣地看着我的眼睛。只是那时他对我几乎不了解，随后，他惊讶了，因为“近之则不逊”，水上有面包其下多鱼儿。 今晚他在哪里？我在哪里？你在哪里？ 一三 啊，夜晚的威尔·哈伯德！如今他是一位大作家，他是笼罩在西方文学之上的阴影，没有一位伟大的作家对其他人的想法和言论没有过柔情似水的好奇心，几近母亲似的关切；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会匆匆离开地球上的这一兴趣领域而不感到惊诧，正如他因为我是我而感受到的惊诧。 一九四四年一个炎热的仲夏夜，在古老迷茫的纽约，高个怪癖的“老公牛”穿着泡泡纱套装，在我们周围四处坐坐，人行道上的砂砾在灯光下闪烁着同样忧伤的光芒，就像多年后我越洋去探望他时那样，那块砂砾同样是那么忧伤无望，我的嘴巴就像砂砾，我想对他解释：“威尔，为什么要对任何事情都感到兴奋？哪里的砂砾都是一样的。” “哪里的砂砾都一样？你到底 在说些什么呀，杰克，真的，你太有意思了，唔嗯嗯唔？”他捧着肚子哈哈大笑。“有谁听说过这种事情？” “我的意思是，我看到了许多年前我们坐过的砂砾，对于我来说，这是你生活的一种象征。” “我的生活 ？我亲爱的朋友，我的生活完完全全没有砂砾，亲爱的。让我们把这个话题降级到我不想听这些话的部门去。再来杯饮料……真的 。” “酒吧外面吹来令人讨厌的风，酒吧里面你借着暗淡的灯光深信不疑地对某人解释某事……像是吹来了原子空间无穷无尽的尘埃。” “我的上帝 ，如果你文绉绉 的，那我就不再给你买喝的了！” 一四 就在我写作的此时此刻，他在第六大道（美洲大道）当酒保（好吧）。在那些日子里，当他说他在哪里工作，我琢磨他话的含意时，我脑袋里常常感到惊讶，我的心弦激荡，几乎折断。“有些餐桌边的椅子，你可以坐在那里，随心所欲地观望人行道 。”可怜的威尔（我出于报复心理找他填补我自己目前的空虚，所以别担心）忧心忡忡。用哈乐根 [37] 的绝望可以概括这种情形，仿佛我度过的整个一生都面对着一条看似无穷无尽的有趣的全景式的道路；而他，威尔，上帝知道，一直被置于这样一把椅子里，叹息着面对另一条道路，在那里没发生任何事情，他苍白的长脸无助绝望。他假装斯文，嬉戏似的微微举目寻找可能同情他困难处境的观察者，他坐着，在椅子里伸展着双腿，看着“没有东西可看的”、空荡荡的人行道，对此，我可以这样说，他那个残酷的星球一定没有生命。（“我是另一个星球的代理人，”他说。）事实上，他有一种毫无生气的石头般的冷漠，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断抓住这个话题喋喋不休，几近哭诉：“你们年轻人应该到外部世界去经历生活 ，不要穿着蓝色牛仔裤，坐在房间里，心里想着什么时候会再次下雨，嘿，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他比我大九岁，可是我从没注意到这一点。 对威尔的主要印象，真的，是后来在摩洛哥，我们坐在一个院子里的两把椅子上，我给他读一封我刚写给一位女士的信，希望听听他的意见，看看我所表达的意思是否客气得恰当或者恰当得客气，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有鉴别能力的读者应该有兴趣阅读过去发生的事情，那样他们就能在实用的层面上关于如何看待美国的佛教形成自己的看法。” “佛教如何能够进一步完善，大师？”威尔开玩笑说，他很高兴他不必表达意见。于是，我们只是坐着，什么也不说。我皱起眉头，有点疑惑不解，他干吗要说“大师”，不过，此念头一闪而过，我俩平静地坐在那里，完全不打扰对方，像平常一样，蓝眼睛的威尔单纯地在，事实上，我们两人都在倾听宇宙里下午的声音或者甚至是星期五下午的声音，内心寂静之中无声的嗡嗡声，威尔认为这无声的嗡嗡声来自树林；可是，那天晚上，我在没有树木的沙漠里也听见了这种声音……不过，我们很愉快。突然，威尔说：“啊，天哪，明天我得去洗衣店，”突然，他哈哈大笑，因为他意识到他听上去像个坐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门廊里、爱发牢骚的老太太，于是，他说：“我的天哪，我听上去像个乏味的老太婆！”
[1] Manna，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故事中所说古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时所得到的天赐食物。 [2] Walter Pidgeon（1897—1984），加拿大裔美国著名演员。 [3] Trafalgar Square，位于英国伦敦的威斯敏斯特。 [4] Piccadilly Circus，英国伦敦剧场和购物商场集中的娱乐中心。 [5] Horatio Nelson（1758—1805），英国海军统帅，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大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本人受重伤阵亡。 [6] Royal Albert Hall，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骑士桥附近，建于1871年，是伦敦最著名的建筑之一。 [7] Barbirolli（1899—1970），英国指挥家和大提琴手，曾指挥过伦敦交响乐团和纽约交响乐团。 [8] Dr. Jekyll，苏格兰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于1886年出版的小说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化身博士》）中的人物，该小说主要讲杰基尔博士为探索人性的善与恶，发明了一种药，服用后便成为海德先生，强调人格的分裂；这里作者是借用此典，幽默调侃。 [9] Hermann G?ring（1893—1946），纳粹德国元帅，曾任空军部长。 [10] Cheshire，英国英格兰郡名。 [11] Colonel Blimp，漫画家戴维·洛（David Low）创作的英国报章漫画人物，象征高傲自大的极端保守分子。 [12] Raleigh，美国北卡罗来纳首府。 [13] George Grosz（1893—1959），达达派画家，其作品尤其是漫画辛辣讽刺德国军国主义及当时社会的腐败。 [14] Tyrone Power（1914—1958），美国电影及舞台演员。 [15] Alan Ladd（1913—1964），美国电影演员。 [16] Swinburne，可能指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英国诗人、文学家。 [17] 指的就是克劳德·德莫布里斯。 [18] Folies Bergeres，是法国巴黎一家咖啡馆音乐厅，位于第九区。 [19] Aubrey Vincent Beardsley（1872—1898），英国插画家，代表作有王尔德的剧本《莎乐美》的插画。 [20] Ernest Dowson（1867—1900），英国颓废派诗人。 [21] Aleister Crowley（1875—1947），英格兰神秘学家、作家、诗人、瑜伽修行者，影响了西方宗教和历史发展的人物。 [22] scout master或者scoutmaster，一般由成年人担任。 [23] Anjou，公元880年左右法国西部一个古代县。 [24] Jelly Roll Morton（1885—1941），美国爵士乐钢琴家和作曲家，以唱片《莫顿的红辣椒》成名。 [25] Louis Armstrong（1900—1971），美国爵士乐小号演奏家、爵士歌曲作者和歌唱家。 [26] Manitoba，加拿大省名。 [27] steamer trunk，可放在船舱铺位下的箱子。 [28] 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意大利画家，以形象颀长、色域广阔、构图不对称的肖像画和裸体像著称，主要作品有《里维拉》、《新郎和新娘》、《躺着的裸体》等。 [29] 在美国军队里，4F表示不能完成军事任务，没法服役。 [30] Medina，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伊斯兰教创立人穆罕默德的陵墓所在地，伊斯兰教三大圣地之一。 [31] “The Star-Spangled Banner”，美国国歌。 [32] Richard Loeb，与纳森·利奥波德（Nathan Loepold），为美国芝加哥的两个凶手。利奥波德18岁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洛布17岁毕业于密歇根大学，两人在学业上都是有前途的知识分子。出身有钱世家的两人曾进行几次扒窃与纵火，并供认于1924年出于“知识的”刺激，绑架了14岁的B·弗兰克斯并将其杀死。 [33] Fay Wray（1907—2004），加拿大裔美国女演员，被称为“Scream Queen（尖叫女王）”。 [34] George Raft（1895—1980），美国电影演员，常演情节剧中的歹徒。 [35] Damon Runyon（1880—1946），报纸出版人、作家，以短篇故事著称，故事以纽约市生活为背景，塑造的人物被称为“Damon Runyon characters（戴蒙·鲁尼恩人物）”。 [36] 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哲学家，认为任何文化都要经历成长和衰亡的生命周期，著有《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远景》等。 [37] Harlequin，意大利即兴喜剧或哑剧中诙谐滑稽的角色。 第十二部 一 言归正传，与此同时，这个出众的克劳德在校园里来去匆匆，身后至少跟着十二个热情的学生，他们中间有欧文·加登、隆巴德·克雷普尼兹、乔·阿姆斯特丹，我想还有阿尼·朱厄尔，他们都成了当今著名的作家。克劳德用充满讽刺的语言回敬他们，跳过灌木丛以躲避他们；远在四方院爬满常春藤的角落里，你可以看见可怜的弗朗兹·米勒边沉思冥想边大踏步地在后面慢慢尾随。他也许甚至带着一本新书给克劳德阅读，让他读读菲罗克忒忒斯和涅俄普托勒摩斯 [1] 的神话，他会告诉克劳德，这本书使他经常想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健壮的年轻上帝和疾病缠身的老英雄，以及诸如此类的蠢话。我告诉你这事很糟糕，我对当时进行的一切都有记录，克劳德不住嚷嚷有关“新视觉”的东西，这种想法都是他从兰波、尼采、叶芝、里尔克、阿利约纱·卡拉马佐夫 [2] 等作品中慢慢收集起来的。欧文·加登是他最亲密的学生朋友。 一天，我正坐在约翰妮的公寓套房里，房门开了，进来这位瘦长的犹太男生，鼻子上架着角质镜架的眼镜，两个招风大耳朵向外突出，十七岁，炽热的黑眼睛，奇怪深沉的嗓音显得非常成熟，他看着我说：“小心即大勇。” “嗨，我的晚饭在哪里？”我对着约翰妮高声嚷道，因为他进门的时候我脑子正想着吃晚饭的事。结果想不到欧文花了很多年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对“沉思冥想的橄榄球艺术家坐在一把大椅子里吵嚷着要吃晚饭”这类事情的恐惧。反正我不喜欢他。你只要瞧瞧他，认识他几天，就一定会跟我有同样的看法。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个好色之徒，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巨大的澡盆里洗澡，这样他就有机会在肮脏的水下摸别人的大腿。第一次见面，这确确实实是我对他的印象。约翰妮也感觉到他在这方面非常令人讨厌。但是克劳德喜欢他，一直喜欢，而且被他逗得很开心，相处得非常愉快。他们一起写诗歌，“新视觉”的宣言，捧着书匆匆忙忙四处走动，在克劳德的道尔顿楼房间里（他几乎没在这房间里睡过觉）闲聊，我去长岛看我父亲的时候，他们带着约翰妮和塞西莉去闹市区看芭蕾舞什么的。他们跟我说，在芭蕾舞楼厅里，克劳德突然开始大声喧闹，几个引座员打着手电筒进来，将“这帮人”从一扇奇怪的门里带了出去，来到大都市歌剧院楼下迷宫一般的地方，他们冲进化妆室，其中几间还是有人的，然后出来，四处转悠，来来回回，最后洋洋得意地出现在第七大道的某个地方，随后离去。在回家的路上，在拥挤的地铁里，他们四个人都有说有笑快乐之极，克劳德突然对着众人高声喊道：“当他们把牛群装进汽车时，它们交配 ！”诸如此类大学里纨绔子弟说的话。风度还不算糟糕。同样，克劳德有点把我看成笨头笨脑的乡巴佬，我也确实是个乡巴佬。 弗朗兹·米勒嫉妒欧文，嫉妒我，嫉妒任何克劳德与之有瓜葛的人，尤其是那个金发碧眼的校花塞西莉（克劳德称她为“资产阶级的小猫咪”）。一个丁香花飘香的黄昏，我们都精疲力竭，在六楼抱石垫 [3] 上睡觉，威尔·哈伯德和弗朗兹悄悄进来，看见克劳德躺在塞西莉的怀抱里，米勒说：“他看上去脸色苍白，难道不是被吸血鬼 [4] 吸干了吗？” 一天晚上，也是他们两人进来，发现公寓里空无一人，于是就自娱自乐，这个好男色的流氓米勒抓住我的小猫，用哈伯德的领带缠住它的脖子，然后将它吊在台灯上：可怜的小猫！哈伯德立刻把它放了下来，小猫没有受到损害，只是轻微受了点伤，我想可能是在脖子处，我不清楚，我不在那里，要是我在场，我会把这家伙从窗口里扔下去的。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二 不过，有时，米勒会在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抓住机会，缠住我与我边喝啤酒边热切地长谈，但总是出于同一个目的：了解克劳德背着他，或者说趁他不知道的时候，做了些什么或者说了些什么，见了什么人，干了什么事，在哪里干的，都是恋人感到极度痛苦时的质问。他甚至拍拍我的背。他给我下达了详细的指令，怎么说这怎么说那，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安排见面。克劳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设法躲避他。 他们的过去令人难以置信，完全像兰波和魏尔伦 [5] 之间的关系。在杜兰大学 [6] ，克劳德变得非常消沉，把他公寓套房的所有窗户全都封堵起来，把一个枕头放进烤箱，脑袋睡在枕头上，然后打开煤气。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就在那一刻米勒碰巧骑马经过，偏偏又与一个上流社会的姑娘在一起（他总是热衷于通过和女人上床从而更接近克劳德，这个女人是克劳德经常玩弄的玩偶之一）。米勒偏巧下马，在门口闻到煤气，破门而入，将这个男生从房间拖进大厅。 还有一次，在那件事发生之后，在鲍灵格林 [7] 或安多佛或某个地方之前，他们竟然弄到了海岸警卫队和海员的证件，从巴尔的摩还是什么地方乘船出海，但是在纽约就被赶下轮船，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一直没弄清楚。不管克劳德走到哪里，米勒都跟到哪里。克劳德的母亲甚至试图让人逮捕米勒。当时，弗兰兹最亲密的朋友哈伯德，一次又一次地告诫他离开这里，到另一个地方去，找一个更加顺从的男孩，出海去，到南美去，到丛林中去生活，到弗吉尼亚去与辛迪·卢结婚（米勒来自某地的贵族家庭）。不行。这是一种浪漫和致命的关系，我自己没法理解这种关系，因为我一生中第一次发觉自己会突然在街上停下来思考：“奇怪，现在克劳德在哪里？此时此刻，他在干什么？”然后会出发去找他。我的意思是，就像谈恋爱时的那种感觉。这是一种极度相思的地狱里的季节 ，那种相思的感觉就像我和约翰妮相恋，克劳德与塞西莉相恋，弗朗兹爱上克劳德，哈伯德形影不离地跟随着，加登与克劳德、哈伯德、我、塞西莉、约翰妮、弗朗兹之间的纠缠，战争、第二战场（就在这段时间之前形成）、诗歌、温柔的城市傍晚、兰波的呐喊、“新视觉！”、伟大的众神和万物的毁灭 [8] 、那首爱情歌曲《你总是伤害你爱的那个人》、西区酒吧的啤酒和香烟味，以及我们在哈得孙河畔绿草地一起度过的傍晚，在一百一十六号街的滨河大道上看着玫瑰西漂，看着货船轻轻地驶过。克劳德对我（轻轻耳语）说：“应该离开米勒。就你我两人出海。别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我们设法登上一条去法国的船。那边那条船也许去法国。我们在第二战场登陆。我们步行去巴黎：到那里，我会变成个聋哑人，你会说乡村法语，我们假装是农民。等我们到了巴黎，巴黎可能即将解放。我们会找到浸湿在蒙马特沟槽中的记号。我们可以写诗歌，绘画，喝红酒，戴贝雷帽。我感觉自己好像在一个即将干枯的池塘里，我将要窒息。我想你能理解。如果你不理解，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这么干吧。反正弗朗兹绝望了，他会不顾一切杀了我的。” 三 于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开始在全国海员工会大楼等待我们上船的机会。傍晚时刻，我们常常去第七大道至格林尼治村拐角处哈伯德的公寓套房，因为他有工作，每月能收到信托基金的支票，总是款待我们丰盛的晚餐，在罗姆丽·玛丽餐馆、萨姆·雷莫餐馆、米内塔餐馆，弗朗兹照例总能找到我们，与我们共进晚餐。克劳德很能做出安德烈·吉德称之为acte gratuite的行为（无动机的行为），仅仅为了寻求刺激而已。在一家餐馆里，他觉得他的小牛肉配帕尔玛干酪 [9] 尝起来不够热，就端起盘子说“这种垃圾食物”，随后将盘子举过肩膀，手腕轻轻一撂，扔了！接着，不动声色温文尔雅地拿起酒杯抿起葡萄酒，除我们以外，没人看见他干了这件事。服务员甚至赶忙跑来一边道歉一边收拾碎盘子。又或者一次黎明聚餐时，他用叉子撩起滴着液体的蛋白，对着女招待冷冰冰地说：“你把这个称作一分半钟鸡蛋？”还有一次，当我们在威尔的房间里吃大牛排时，他会在威尔开始把牛排切成四份之前，先拿起牛排，开始用油腻的手指在上面蹭，见我们都被逗乐了，就开始像老虎一样大声咆哮。接着，弗朗兹跳起来采取行动，试图从他的手指间夺回牛排，他俩用他们的爪子把牛排撕开。“嘿，”我高叫，“我的牛排！” “嗨，杜洛兹，你整天只想着吃，你这个牛一样的大块头！” 有一次，在简街上，他跳起来去抓悬垂的树枝，那时正值傍晚，弗朗兹对威尔叹息道：“他真是太棒了呀！”还有一次，他跃过一处栅栏，弗朗兹也想试试，但没能跳过去，“你能听见，”哈伯德说，“他的关节在嘎吱作响。”（像那样，想努力跟上十九岁青年人的生活节奏。） 真的很悲哀。那时我还不知道那只猫的事情，还算幸运。 另一天傍晚，克劳德在威尔的泡泡纱外套的袖子上看见一个洞，将一个手指伸进洞里，把衣服扯成两半。弗朗兹加入进来，他的骨头嘎吱作响，他抓住另一半衣服，猛地将袖子拉掉，缠在哈伯德的头上，将衣服的背面从他的头顶上方扯下来，然后他们站着把它撕成一条条布条，把布条连接起来，在枝形吊灯和书橱上、在房间四处挂上花彩装饰。他们俩以美好愉悦的心情做着这件事，而哈伯德坐在那里，双唇紧闭，鼻子里发出“哼哼”的声响；他们像一帮纳粹空军的花花公子，夜间休假外出寻欢作乐，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当然，对于像我这样的“洛厄尔孩子”，毁掉一件衣服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都来自富裕的家庭。 四 米勒最终得悉我们在干什么，沿着十四大街跟踪我们，绕过街角前往海员工会大厦，躲在门道里；最后，我们在海员工会大厦里发现了他，他带着恳求的眼神说：“喏，我知道你们打算干什么，所以我做了些安排：我为我们三人安排了一顿午餐，还有楼上那个负责通知海员出航之类工作的姑娘。昨天在你们来这里之前和今天下午，我跟她谈过，看看这个，我从她的办公桌上偷了一打出航卡，给你，克劳德，把它们放在你的口袋里。现在听好：我能干这件事，还能干其他许多事，有我的帮助，我们三人都能马上出海远航，不用等待这么长时间……” 很自然，当弗朗兹听不见我们说话的时候，克劳德对我说：“可是，出海远航主要是为了避开他。现在 我该怎么办？” 那天晚上，我们最后都和女人厮混在一起，威尔也一样，在米内塔胡同里，老乔·古尔德将他胡子拉碴的下巴搁在他的拐杖上，看着塞西莉说：“我是个女同性恋者，我喜欢女人。”当弗朗兹拐过街角去找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都去了麦克杜格尔街上无伤大雅的小型聚会，不知怎么的，都躲着他；我们坐在那里，在那个典型纽约风格的深夜聚会上信口闲聊，我们听见楼下酒吧外挑的遮篷在嘎吱作响，随后我们看见有人在爬遮篷，一直爬进窗口，砰的一声，是弗朗兹·米勒。 事实上，随着关系越来越糟糕，弗朗兹也变得越来越绝望。一天晚上（根据他对威尔所说的情况来看）米勒攀爬了道尔顿楼后面的太平梯，一直来到克劳德三楼房间的窗前，窗户是敞开的，他进了屋，看见克劳德在窗户里面月光的背阴处睡觉。他站在那里，他说大约半个小时，只是低头静静地看着他，恭敬地看着他，几乎不敢呼吸。随后他走出了房间。在跳跃栅栏的时候，他被酒店公寓的警卫抓住，用枪抵住拖进了前门廊，被夜间值班的职员狠狠训了一顿，他们还报了警，弗朗兹不得不亮出证件进行解释，酒店工作人员只好打电话给克劳德，把他叫醒，他下楼证实他整个晚上都与米勒一起在他的房间里喝酒。“我的天哪，”哈伯德紧闭嘴巴笑着说，“假如你找错了房间，低头徘徊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身边呢？” 五 盛怒之下，我灵机一动径直去了海员工会主管办公室，说我等候轮船的时间太久了。“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来查一下你前几次获准离船的情况。”当他查到“多尔切斯特”号陈旧的离船登记表时，他突然激动地喊出了声音：“‘多尔切斯特’号？你在‘多尔切斯特’号上干过？天哪，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任何以前在‘多尔切斯特’号上当过海员的人，在这里都能得到特殊待遇，我可以跟你这样说，兄弟！来，这是你的卡片。到楼下去，把这些卡片给‘黑蛋’，一两天之内，你就可以上船。真叫人高兴，兄弟。”我惊呆了。我和克劳德有机会好好庆祝一番。我们决定到长岛去看望我的家人。 在街对面那家酒吧里，八月的夜间，我父亲只穿着白色衬衫，灌饱了啤酒醉醺醺的，斜眼看着克劳德，说：“那好吧，我就给富人的儿子买一杯饮料。”克劳德的脸上掠过一阵阴影。后来，他对我说，他根本不喜欢那种说法。“如果这不是典型的杜洛兹家族的人的样子，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是了。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说那种话？你们这些喜欢吹牛的不切实际的乡巴佬！” “我不喜欢那个克劳德，”那天夜里老爸私下对我说，“他看上去像个捣蛋的小流氓。他会让你惹上麻烦的。你那个小约翰妮也是一样，还有我一直听说的那个哈伯德。你总那样与这帮卑劣的家伙们混在一起干什么？难道你找不到更好的年轻朋友啦？”想象一下吧，就在我成为“象征主义诗人”的关键阶段，在我和克劳德对桥下昏暗的河水高声朗诵：“Plonger au fond du gouffre，ciel ou enfer，qu’importe？（纵身跃入深渊的谷底，天堂还是地狱，这有什么关系？） [10] ”还有许多兰波和尼采的格言的时候，老爸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们已经保证能马上出海远航，我们将成为象征主义学派的伊西多尔·迪卡斯 [11] 、阿波里耐 [12] 、波德莱尔以及“洛特雷亚蒙 [13] ”之和，就在巴黎这个城市里。 许多年后，我遇见一名步兵，就在这一时期，他在第二战场，他说：“当我听说你和那个叫德莫布里斯的家伙打算在法国未经允许就离船，步行去巴黎当诗人，在后方，假扮成农民，我想找到你们，与你们见个面。”但是他忘了我们的确打算这样做，而且几乎做成了，这件事也是在“圣洛突破 [14] ”之前做的。 六 一天下午，上船的通知果真来了。我为克劳德写了一篇文章（他比我聪明但比我懒惰），他把它交了上去，希望哥伦比亚的教授们可以姑息他的行为，我们出发去海员工会大厦，及时回应通知。上船通知上写着“前往第二战场的自由轮 [15] ”。我们急匆匆乘地铁到了霍博肯 [16] ，步行穿越该城，到达北河 [17] 渡口。但是，当我们到达码头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轮船已经迁至乔拉利蒙街尽头布鲁克林的一个码头（真麻烦！）。于是，我们不得不在人群里拥挤着原路返回，乘渡船越过北河，此时渡口已经烟雾弥漫，因为新泽西那边的滨水区起火了（烟雾特别浓，我感觉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预示着可能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随后到达布鲁克林，再到轮船停泊地。船就在那里。 我们拿着通行证，所有证件都核查通过，背着行装，走过长长的码头，嘴里唱着《嗨，咦，嗬，戴维·琼斯》和《清晨你如何对付醉酒的海员？》以及其他许多海员歌曲。这时，从我们船上下来一帮家伙，向着相反的方向行进，他们说：“伙计，你们是上‘罗伯特·海斯’号的吗？好的，请别签约。我是水手长，也是船上的工会代表。大副有点问题，他是个法西斯分子，我们去看看能否把他给换了。上船吧，占好你们的水手舱，放好你们的行装，但别 签约。” 我早就应该预见到这种情况，因为当我们走上步桥时，海港官员在狭窄的过道里迎接我们，他们说：“行啦，放好行李，孩子们，到船长办公室去签署这次航行的契约。”大概意思是这样。我和克劳德真不知该如何办才好。我们在想，如果我们真的签了约，工会会不会把我们从船上扔进海里。我们在水手舱里徘徊，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放好了衣服，到了楼下的商店里，找到一大罐冰牛奶（五加仑乳品罐），喝掉了罐里大部分牛奶，一边喝一边啃冷的烤牛肉。我们在船上转了一圈，试图熟悉复杂的绳索、绞车和起货机。“我们会学会的！” 在船尾甲板上，我们眺望河对岸的曼哈顿摩天大楼，克劳德说：“啊，上帝保佑，我将终于摆脱弗·米了。” 但是，就在这时，一个除了没有胡子之外长得跟弗朗兹·米勒一模一样的红头发大个子大副冲到我们面前说：“你们是否就是刚登上船的那两个年轻人？” “是的。” “不是让你们去船长食堂签约吗？” “是的……不过水手长叫我们等着。” “是吗，他刚才说的？” “是的，他说有些申诉……” “听着，自作聪明的家伙，对，有申诉，我看见你们两个流浪汉到楼下商店，吃了牛肉 [18] ，喝了牛奶，那是你们的申诉！留点钱在船上支付那些牛肉，拿起你们的行李，滚吧！你们与那个水手长一起被解雇了，还有你们所有其他没用的流氓无赖。我最后告诉你们这些狗杂种、无赖、有钱人家的小阿飞，我们这艘船会雇到船员的。” “可是我们不知道。” “别提你那个我们不知道，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你们在船上要么签约要么不签约，现在进水手舱，取行李，滚开，永远滚开！”他的个子那么大，我不敢进一步解释，他也不想听解释，加上他把我吓坏了，克劳德也吓坏了，他的脸像纸一样白。 五分钟以后，我们灰溜溜地沿着漫长凉快的码头往回走，背上背着我们的行李，在下午四点的时候朝着纽约炎热街道上空火辣辣的太阳走去。 赤日炎炎，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喝可乐，把我们最后几枚硬币花在一个小商店里。克劳德看看我。我垂下了眼帘。我是应该知道船上的规矩的。可另一方面，那个愚蠢的水手长到底想干什么？想把他自己的朋友弄上船？船也是驶向第二战场的……战时补贴，而且不会再有被德国炮火轰炸的危险。我永远不得而知。 七 当然，我怠慢了约翰妮。在那些岁月里，她的模样就像如今的玛米·范多伦 [19] ，同样的体型，同样的身高，咧嘴笑时几乎露出同样的龅牙，那种充满热情的龇牙咧嘴的笑和哈哈大笑，以及全心全意的热切渴望，使得两个眼睛眯缝成一条线，但又同时使得脸颊更加丰满圆润，这些都赋予了这位女士那种承诺：她将一生一世相貌姣好，没有憔悴的皱纹。 经过漫长愚蠢的一天，我和克劳德回来了，把我们的行李扔在地板上，房间里一片漆黑，太阳落山了，联合神学院的钟声在回荡，房间里没有其他人，只有塞西莉独自睡在沙发上，四周是乱七八糟的书籍、酒瓶、空盒空罐、香烟屁股、手稿等等。克劳德没有开灯就在她身边的长沙发上躺了下来，紧紧地搂着她。我进了约翰妮（和我）的房间，躺下打个盹。大约一小时后，约翰妮笑着走进房间，手里捧着一些食品，这些食品是她从一个熟悉的殡葬主任那里借了几美元买的，我们赤着脚高高兴兴地吃了顿晚饭。“哈哈哈，”约翰妮责骂道，“这么说，你们两个孬种结果还是没有去成法国！昨天下午，我给你们拍那么些照片，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两人了，我真不应该浪费我那些上等的胶卷。” 这些照片，一张在哥伦比亚大学洛氏纪念图书馆前大卵石广场的阳光下拍摄的，我和克劳德悠闲地斜躺着，一只脚跷在喷泉边上，我们一边抽烟一边皱着眉头，就像是久经风霜的老水手。另一张是克劳德独自一人，双臂随意地垂在身体两侧，一只手里拿着香烟，看上去像个彩虹孩子 [20] ，后来欧文在一首诗里就是这样称呼他的。 某种彩虹。 后来，克劳德和我去西区酒吧喝了些啤酒，讨论我们再去海员工会大楼试试运气的事。他与罗伊·普朗塔热内或者某个其他人激烈争论起形而上学的问题，我准备回家再睡一会儿觉，或者看些书，或者冲个澡。当我经过校园里的圣保罗教堂，沿着那里他们特有的古老木头阶梯往下走去时，迎面来了米勒，他满脸胡子拉碴，神态忧郁，沿着阶梯往上朝我迎面走来，看见了我，他急切地问：“克劳德哪里去啦？” “西区。” “谢谢。一会儿见！”我看着他猴急地匆匆离去。 八 黎明时，我从睡梦中醒来，约翰妮躺在我身边，因为天气太热了，我们不得不打开克劳德的沙发，将它展开，铺上几条宽大的床单，享受几扇窗户对流的斜风。突然，克劳德站在我身边，俯首看着我，他金色的头发挡住了他的眼睛，他抓住我的手臂摇晃我。不过，我并没有真正熟睡。他说：“好啦，昨晚把那个老家伙处理了。”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我对他倒不是像伊万·卡拉马佐夫对斯乜尔加科夫 [21] ，不过我明白。可是我说： “你为什么要去干那种事？” “现在没有时间闲扯，我还拿着沾满鲜血的匕首和他的眼镜。想跟我一起去看看我们如何处置这些东西吗？” “你干吗要去干那种事情？”我叹息着重复道，就像有人把我唤醒，告诉我说地下室又出现新的漏水处，或者厨房洗涤槽又有猫屎一样。不过，我还是拖着散了架似的身子起床，就像水手迫不得已又要去值班观察一样。我去洗了个澡，穿好丝光黄斜纹裤和T恤衫，回头见他站在窗户前，眺望街巷小径，茫然不知所措。“你到底干了什么啦？” “我用童子军军刀朝他的心脏捅了十二次。” “为什么？” “他扑到我身上，说我爱你之类的话，说没我他就没法活了，说要杀死我，杀死我们两人。” “我最后一次见你时，你正与普朗塔热内在一起。” “是的，但他来了，我们喝酒，然后去了哈得孙河畔的草地上，带了瓶酒……我脱了他的白衬衫，将它撕成碎布条，用布条系着石块，然后用布条系住他的手脚，脱去我所有的衣服，把他朝河里推。可他就是不沉入河底，所以我不得不脱掉我的衣服，随后，我不得不涉水至我的下巴处，推他一下。于是，他漂到其他地方去了。脸朝下。我的衣服在草地上，是干的，天气很热，这你知道。我穿上衣服，在滨河大道叫了辆出租车，去问哈伯德该怎么办。” “格林尼治村？” “他开了门，身上穿着睡衣，我递给他一大堆血红的‘罪证’，并说：‘抽最后一根烟。’像你一样，他似乎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也许会说。他摆出最好的克劳德·雷恩斯 [22] 风度，来回踱步。将‘罪证’从抽水马桶里冲了下去。他让我去法庭申辩那是出于自卫，我确实也是自卫，天哪，杰克，不管怎么说，我是要坐电椅了。” “不，你不会的。” “我这里有这把匕首、可怜的弗朗兹老头的眼镜……他一直不断说的是‘弗朗兹·米勒就这么完了’。”他扭过头去，像水手那样扭过头去哭泣，但他没有哭，他哭不出来，我猜想他已经哭够了。“随后，哈伯德要我去自首，给我祖母打个电话，在新奥尔良找个好律师，然后自首。不过，我想见见你，老朋友，和你最后再喝一杯。” “好的，”我说，“昨晚我刚从约翰妮那里借了三美元，你有多少钱？我们出去喝个一醉方休。” “哈伯德给了我一张五美元。我们去哈莱姆。在路上，我可以把眼镜和匕首扔到莫宁赛德公园的杂草丛中。”事实上，我们一面说着这些话，一面飞奔似的走下六层楼梯。突然，我想起可怜的约翰妮还睡在楼上，对此事一无所知，于是，当我们走上街道时，我要克劳德等一会儿，我自己快步从楼梯返回，三步并作两步，在那么炎热的天气里，气喘吁吁，我进屋并没唤醒她，只是轻轻吻了她一下（后来她说，她记得那个吻），随后再次奔下楼梯，回到克劳德跟前，我们从一百一十八街出发，沿着莫宁赛德公园的石头台阶拾阶而下。越过哈莱姆和布朗克斯的所有屋顶，你能看见向上散发的热气，一九四四年八月的热气，从清晨开始就已经够令人讨厌的了。 在靠近阶梯底部的灌木丛里，我说：“我假装在这里小便，非常焦急地环顾四周，以引起任何旁观者的注意，你就将眼镜和匕首掩埋起来。”天哪，我这全凭本能直觉，前世里，我一定在什么地方学会了这一套，我肯定不是在今生今世学会这些的，不管怎么说，他就那么掩埋了，踢掉一些泥土，把眼镜放进去，再踢些泥土覆盖在眼镜（很惨，眼镜没有边框）上面，再在上面盖了些有叶子的小树枝。随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双手插在口袋里，身上只穿了T恤衫，我们两人朝哈莱姆的酒吧走去。 在一百二十五街的一个酒吧前面，我说：“你瞧，那里，地铁闸门，那玩意挺好，钱不断往里落，小孩子把泡泡糖粘在长棍的尽头，然后从闸机里粘钱。把小刀从闸口里扔下去，我们就去这家斑马线雅座酒吧，喝一杯冰镇啤酒。”他按我说的方法做了，现在不是躲躲藏藏，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引人注目地跪在闸门前，用他僵硬的手指戏剧化地将小刀扔进闸机，好像这不是一件他真正想掩饰的东西。小刀落下去了，碰到了格栅，卡在那里，他踢了踢闸机，小刀坠落六英尺，落入底下的泡泡糖纸和垃圾堆里。不过，看见的人没人在乎这事。这把小刀，我想是他十四岁得到的童子军小刀，他参加童子军是为了学做木工活，可遇到了萨德侯爵 [23] 式的童子军团长，这把小刀现在也许躺在一堆丢弃的海洛因、大麻、其他刀等东西的中间。我们进了空调酒吧，坐在凉快的旋转凳子上，叫了冰啤酒。 “我肯定会坐电椅的。我会在新新惩教所 [24] 被电椅处死的。电死你们这些罪人，伙计。” “咳，别这样想，威尔说得对，这是一个为你该死的一生辩护的问题，从——” “——还记得上周我们与塞西莉和约翰妮一起看的那部电影吗？《大幻影》？让·迦本演农民士兵，戴着白手套的克劳德·勒布里斯·德拉梅德 [25] ，或者不管他的名字叫什么，他们从德国集中营一起逃脱？你是迦本，你是那个农民，至于我呢，我的白手套开始磨损了。” “别这么说，我的祖先是布列塔尼男爵。” “你这家伙满口胡言，即便这是真的，我也不会把它当真，因为我明白他们一定是那种农民习气很浓的男爵。”不过，他说话的口气是那么和蔼，声音那么柔和，我并不见怪。“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一醉方休，甚至借些钱，然后到了傍晚我就去自首。我会去母亲姐姐的家里，像神灵启示的那样。我肯定会坐电椅的，我会被电椅处死的。他死在我的怀抱里。这就是弗朗兹·米勒的故事，他不住地说，就这样完了，事情就这样发生在我的身上。他说‘发生’，听清楚了，好像以前就发生过这种事情。我应该待在我的出生地英格兰。我刺破了他的心脏，这个部位，十二次。我在他身上系了很多石头，将他推入河里。他双脚朝天倒着漂走了。他的头在水下。船只在他的身边驶过。我们没能登上布鲁克林那艘该死的船。我们错过那艘轮船之后，我就知道事情不妙。那个该死的大副，一头红发，像米勒一样。” “要不我们乘地铁去市中心看一部电影什么的？” “不，我们乘出租车去看我的精神科医生。我要向他借五美元。”我们走上街头，叫了迎面驶来的一辆出租车，前往公园大道，进入一个豪华门厅，乘电梯上楼，他进屋去跟他的精神科医生坦白，我在外面等他。他拿着五美元出来说：“我们走，他不管我的事。我们快点走，绕过街角，向南到莱克斯去。他也许不相信我的话。” 我们继续步行，来到第三大道，看见影院门口挑出的遮篷上预告放映《四根羽毛》。“我们进这家影院。”我们进了影院，正好赶上电影的开头，正是广告上所说的J·阿瑟·兰克 [26] 的作品《四根羽毛》，故事里有个家伙叫哈伯德。在对白里听到这个名字，我俩都皱眉蹙眼。电影是彩色的。突然，成千上万头发怪异蓬乱的斗士 [27] 和英国士兵在喀土穆 [28] 附近的尼罗河战役中不分方向地乱砍乱杀。 “他们成千上万地屠杀他们，”克劳德在昏暗的影院里说。 九 我们出了电影院，慢慢沿着第五大道朝现代艺术博物馆走去，克劳德停住脚步，略有所思地站在阿梅德奥·莫迪里阿尼的一幅肖像前。一个可疑的人站在后面密切注视着克劳德，在他四周转悠一会儿，再次靠近多看他一眼。克劳德要么注意到了要么没有注意到，但是我注意到了。我们在切利特丘 [29] 著名的绘画《隐藏隐藏》前停了下来，对所有那些画笔细微的润色，小子宫、小胎儿、从盛开花朵里流出的精液津津乐道，几十年，或者十多年后，这幅出色的画作被大火毁了。随后，我们向南穿过时报广场，来到全国海员工会大厦，我想只是出于怀念的心情。克劳德说：“你的那个沙巴斯过去常常在纽约和洛厄尔街头与你一起闲逛，还有他所有的诗歌，比如《喂，那里的人们》和《我们不再流浪》，真希望过去就认识他。” 一〇 我们吃了热狗，我们必须得吃点东西，到处转悠，又回到北边的第三大道，慢慢地朝他姨妈五十七街附近的家走去，在一家酒吧止步，两个水手走到跟前跟我们搭讪，询问在哪里可以找到妓女，我告诉他们“给儿子的信旅馆”（当时，那里有妓女。）随后，克劳德说：“看到我穿的这件背心没有，它是弗朗兹的，上面也有血迹。我该怎么处置它？” “我们离开这家酒吧后，把它扔进街沟里，我想。” “这双白手套磨坏了，你要吗，农民？” “好的，递过来。”他用想象中习惯的动作把白手套递给了我，就像热内会说的“用一种姿势”，但是对我来说，这只是个荒唐的表演，他束手无策 [30] 。请允许我出点语法上的小差错，从这里到圣彼得斯堡，显然在每家酒吧里都出了点小差错。 一一 下午晚些时候，在第三大道，他把背心（有点像皮的）扔进了街沟，没人注意，他说：“现在我独自一人朝北走两个街区，向右转，进入五十七街，去告诉我姨妈这件事，她会打电话叫来华尔街的律师，知道吗，我们有许多人脉关系，我不会再见到你了。” “不，你会的。” “不管怎么说，我现在要走了。今天非常棒，老朋友。”他低着头沿着马路朝北走去，拳头插在口袋里，向右转去，就在此时，一辆印着“南卡罗来纳红宝石”的卡车隆隆驶过，我想跳上车，高叫“哈哈哈”，离开纽约城，再去看看我的南方。可我得先去看看我的约翰妮。 当然，纽约警察比这快得多。我去看约翰妮，没告诉她任何事情，只是到了傍晚时刻，房门响了，从容走进两个好像满不在乎的便衣警察，他们开始搜查抽屉，乱翻书本。约翰妮高声嚷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克劳德已经承认，昨晚他在河里杀了弗朗兹。” “杀了弗朗兹？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今天早晨你与他一起离开时吻了我，就因为这事？告诉这些家伙，我认为米勒罪有应得！” “别激动，小姐！这里有什么罪证吗？”一个警察问，他用坦诚的蓝色眼睛看着我。 “只是一起简单的自卫案子。没什么可隐瞒的。” “你跟我们走一趟，你知道的，对吧？” “知道什么？” “物证。难道你不知道吗，有人向你坦白杀了人，你应该马上向警察报告？凶器在哪里？” “我们把它丢在哈莱姆地铁闸机里了。” “瞧，我说对了吧，你是事后从犯。我们得带你去地方分局。不过，等大约十五分钟，楼下有些摄影师，等着拍你的照片。” “照片，为什么？” “他们已经拍了克劳德的照片，兄弟。我跟你说，就放松坐着，只要……嗨，查利，好吧，在分局见你。”查利走了，我们坐了半个小时之后离开了，坐在他的车里，去九十八街附近的警察分局，我被带进一间小牢房，里面有一块板，权当卧床，没有窗户，谁在乎这些，我蜷起身子想睡觉。但是整个晚上都是闹哄哄的。半夜里，狱卒来到我牢房的栅栏前说： “你很幸运，孩子，来自纽约多家报纸的一大帮摄影记者在这里等你半个小时了。” 一二 所以到了早晨，我喜欢上逮捕我的警官，他想到了那半个小时，他回来了，悄悄地，打着饱嗝，说早饭他饱餐了一顿，说了声：“走，”他有一对蓝色的眼睛，是个犹太便衣警察，我们去了闹市区地方检察官的办公室，完成书面文件和讯问。 他沿着曼哈顿西区的公路安静缓慢地驾车，说：“天气真好，”出于某种缘由，他意识到我不是个危险的囚犯。 我被领进地区检察官的办公室，当时的检察官是雅各布·格吕梅，蓄着小八字须，也是个犹太人，他快速地来回踱步，文件纸张四处飞扬，他对我说：“首先，孩子，今天早晨我们收到三十四街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封信。给你读一读。坐下。”我读了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们，克劳德是个坏蛋，他有杀人倾向。那天晚上当我们在高架铁道加乌乔车站相遇的时候，我跟你说，哈！你简直不会相信。他是个卑鄙小人。我总是这样对你说的，自从一九三四年我遇见你以来一直这样说。”等等。我抬头看了看格吕梅，说： “这是骗人的。” “好的，”存档。“每个这类谋杀案，都会有类似的信出现。为什么这封信是骗人的？” “因为，”我哈哈笑着说，“一九三四年，我十二岁，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高架铁道加乌乔车站，我不认识三十四街基督教青年会里的任何人。” “愿上帝保佑你的灵魂，”地区检察官说，“现在，孩子，这是奥图尔探长，他会带你去外面的办公室，再问你一些问题。” 我和奥图尔进了另一个房间，他说：“坐下，抽烟吗？”我点燃了香烟，看着窗外的鸽子和热气，突然，奥图尔（一个身高马大的爱尔兰人，外衣里边的胸前插着一支手枪）问：“如果有个同性恋者抓住你的鸡巴，你会怎么反应？” “呃，我会k-norck [31] 他，”我直截了当地回答，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他，因为突然我想他就是打算抓我的鸡巴。（注：“K-norck”是时报广场说“knock”的方式，有时会说成“Kneezorck”。）但是，不管怎么说，奥图尔立刻把我带回到地区检察官的办公室，检察官说：“怎么样？”奥图尔打着哈欠说：“他还行，是个剑客。” 是啊，这不是康沃尔人的谎言。 随后，地区检察官对我说：“你差一点就成为这起凶杀案的事后从犯，因为你帮助，不，建议被告掩埋凶器和掩饰罪证，但是我们知道，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法律，也就是说，被告告诉了你犯罪事实但没有投案自首，作案后的物证证人就是案发后证人。或者案发前。你与被告一起外出，喝得醉醺醺的，你帮助他掩埋和丢弃罪证，我们理解不仅是你不了解，或者过去不了解这一方面的法律，而且大多数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会做出同样的举动，就像你可能会说的那样，他们是好友，或者朋友，他们不是惯犯。可是，你仍摆脱不了干系。要么被指控为事后从犯，要么成为布朗克斯监狱的宿客，我们称之为布朗克斯歌剧院，那里鸽子会唱咏叹调，如果我们判决克劳德犯有谋杀罪，而不是过失杀人，那么你永远摆脱不了干系。现在，《每日新闻》称这起案子是‘尊严杀人’，意思是说这孩子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免受众所周知的同性恋者的攻击，而且这个同性恋的个子比他高大得多。我们手头有记录，表明这家伙在全国到处跟踪他，从一个学校跟到另一个学校，给他制造麻烦，使他被学校开除。这个案子的关键在于克劳德是否是同性恋。我们正在试图确准他是不是，你是不是，等等。奥图尔认为你不是。你是吗？” “我告诉奥图尔了，我不是。” “克劳德是吗？” “不是，根本不是。如果他是的话，他会试图搞我的。” “现在，我们还有这另一个物证证人，哈伯德，他父亲刚刚从遥远的西部飞过来，带了五千现金，把他保释了出去。他是同性恋吗？” “就我所知，不是。” “好吧……我相信你。你也许很幸运，也许很不幸。你妻子在楼下大厅里，如果你想见她的话。” “她还没有嫁给我呢。” “她是这么对我们说的，还说了其他一些事情。她怀孕了，是吧？”（龇牙咧嘴地笑。） “当然没有。” “好吧，到楼下去，见见她，在那里等着。现在我得跟克劳德谈谈。” 我随奥图尔到了楼下大厅里，他们带来了约翰妮，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一边哭一边交谈，就像吉米·卡格尼 [32] 的电影一样，探视结束时，他们告诉我们时间到了，约翰妮号啕大哭，抱住我，拥着我，她希望像电影里一样被人拉开？我看见克劳德被两名警卫押着在大厅里走。他们给我一份《每日新闻》，报上刊登了克劳德在河边草丛中指认他推弗朗兹遗体下河的地方。报纸大标题是“尊严杀人 ”，称他是“欧洲贵族家庭的后裔”。我说的是真话，纽约《每日新闻》的大标题，我必须说在那些岁月里，他们迫切需要新闻，我想，他们已经厌倦了巴顿的坦克猛烈攻击敌国侧翼阵地的新闻，希望有一点刺激性的丑闻。 一三 他们给我送来了傍晚版的《美国纽约日报》，报上刊登了一幅照片：金发碧眼英俊的克劳德在警察的押送下走进“图姆斯”的一个入口（位于钱伯斯街上的图姆斯监狱），他手里拿着两本薄薄的书，天知道他在哪里弄到这两本书的，我猜可能在他姨妈家里拿的，准备在进行诉讼程序的过程中有点东西可以读读。《美国纽约日报》报道说这两本书是威廉·巴特勒·叶芝的《幻景》（对，是叶芝 ）和让阿瑟·兰波的《在地狱中的一季》。 随后，你瞧，“等候”室长凳上除了约翰妮、塞西莉和所有其他受讯问的人以外，还有欧文·加登，他十分热切，手里拿着一捆书，坐在长凳边缘，身体向前倾斜，随时准备接受讯问。他想对地方检察官、对纽约所有的报纸解释“新视觉”。他只有十七岁，只是个小人物，事实上，是个完全没用的证人，但是他想全程介入这起案子，不太像小打小闹，而更像《群魔》 [33] 中的老派文人。这是他第一次上报纸的绝佳机会，一年前他十六岁，在霍博肯渡口曾经发誓：“我将把一生献给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尽管他一生唯一干过的一点点诚实的活就是在加州餐馆里打杂，把他的抹布猛地甩到我的脸上，因为我对他卑贱的地位说了些不太好听的话，称他是毫无价值的空虚之中波多黎各一文不值的打杂工。不过，愿上帝保佑欧文、克劳德、约翰妮，甚至弗朗兹、地方检察官、奥图尔，以及其他许多人，一切都解决了，实事求是地解决了。 一四 天上开始下起倾盆大雨，克劳德和我现在又在一起，在警察的监护下，快速地穿过一些狭窄的过道，乘上囚车，来到离钱伯斯街不远的法院，受到“提讯”，或者不管他们怎么称呼它，不过是在大雨倾盆的呼号声中进行的，整个法庭里雨声大作，就像外面有人入侵和进攻一样，克劳德利用这个机会压低声音对我说：“始终坚持说是异性恋。” “我知道，你这个搞笑的家伙。”因为除此之外还能说其他话吗？“你这个搞笑的家伙”还是我现在加的，当时我只是说：“我知道。”随后，在九十八街警察分局又度过一个晚上后，我被带到另一个法官面前，好像是专断暴虐案子的法庭之类的，那里有很多人，和以前一样，法官朝我眨眼示意，每次我面对一个法官，他总是朝我眨眼，法官开始陈述（外面仍在下雨）： “嗯，就像瑞典二级老准尉对挪威老水手说的那样，水手在海上风暴中比在陆地上更加安全。呵呵呵。”他签署了文件，敲击了小木槌，但是，让我感到吃惊的是，第二天报纸上说，在进行这一切的过程中，我在用口哨吹曲调，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感到疑惑，因为我年轻时，当脑袋里响起一个曲调，我就会吹出声来，我熟悉那年夏天的流行歌曲，我敢肯定我一定是在吹《你总是伤害你爱的那个人》。提审结束后，许多人向我冲过来，我转过身去，我以为那一定是一帮热情的法律系学生，所以对于他们问我的每一个问题，我都做了详细的回答：我的全名、出生地、家乡、目前的住址等，只是后来我那位好心的便衣警察在车里一边开车把我送往布朗克斯监狱一边叹息道： “我的上帝啊，伙计，那些是报纸记者，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以为他们是律师，在做笔记。” “你……现在你父亲会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还有你母亲。” “法官说陆地和海上是什么意思，开玩笑？” “他是个怪人，穆尼汉法官。” 我们驱车前往布朗克斯歌剧院 [34] 。“现在听明白了，杰克，这是监狱，凶杀案的所有物证证人都关在这里，你没有被捕，你要明白这一点，我们称这种情况为拘留。你待在这里期间每天会付给你三美元，我们把凶杀案的物证证人，也就是说，某些凶杀案的知情人，看管在这里，其理由是当审讯开始，他，你，物证证人，不会躲藏在底特律或者某个地方，或者蒙得维的亚，但是，你进了这里，会与纽约所有凶杀案物证证人住在同一个楼面上，包括‘谋杀团伙’的家伙们，所以你要放松，别让他们把你给吓坏了。不要卷入是非，默默观察这些家伙，研究研究我们为你挑选的那些书，其中有一本关于寻欢享乐的，对不？萨默塞特·曼 [35] 写的，大部分时间都睡觉，你可以在房顶上玩手球，这些家伙中大部分是意大利人，他们来自古老的罪犯辛迪加和布鲁克林谋杀团伙，他们服刑都在一百九十九年以上，他们想干的是从你这种人身上套出供认，那样可以使他们的定罪减去五十年。但是，既然你没有什么可以供认的，那就放轻松。明天我会过来，也许最后再看你一次：我得开车带你去贝尔维陈尸所辨认弗朗兹·米勒的尸体，他们刚刚在河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一五 我被带了进去，到了傍晚时分，在开放牢房区（这个区域晚上十点关门）的每个牢房前面，那些黑手党家伙们正在玩牌，他们想知道我会不会打牌：“我不会，我不知道如何打牌，”我说，“我父亲会。” 他们匆匆打量了我一下。“这个说话风趣的怪家伙是干什么的？” 一六 晚上十点，每个牢房的门都砰地关上，我们都去睡觉，唉，天哪，一股冷空气突然从西北方向入侵纽约，我不得不用单薄的毯子将全身裹住，甚至不得不起床，穿上所有的衣服，伸手去摸一点我的巧克力糖块，借着过道里昏暗的灯光，我看见一只老鼠已经啃掉了一些巧克力。不过，我有自己独用的小便桶、小洗涤槽，早晨有早饭，尽管只有不新鲜的法国干吐司，不过至少烤面包上还有糖浆，有些咖啡，还算好。我那个好心的犹太便衣来了，他开车带着我去贝尔维陈尸所。穿过各种各样有趣的当当作响的门之后，我们到了那里，有人告诉我们要等待验尸官的工作完毕，还得再去趟市区见地区检察官，在候见室的长凳上抽烟，度过一个枯燥的下午。（顺便提一下，他还告诉我，我可以花钱保释出狱。） 地区检察官下午很晚才露面，他确实说了：“嗳，你没事，孩子。我们已经核查了一切，你会没事的。你不会成为事后从犯。如果克劳德承认过失杀人以求轻判，那么就不会举行审判，你就会获释，歌剧院就会支付你在狱中度过的时间。现在如果你想给父亲打电话的话……” 我拿了电话本，给他在十四街的印刷工厂打了电话，此时他在纽约市工会当排字员。父亲来接电话了，我说：“我只需要一百五十美元的保释金，做一个五千美元的保释，然后就可以回家。一切都没事了。” “哼，对我来说不是一切没事的。没有一个杜洛兹卷入过谋杀案。我告诉过你，那个小淘气鬼会让你卷入麻烦的。我不会借给你百元大钞的，你见鬼去吧，我得工作了，再见 。”砰！电话挂了。 格吕梅检察官再次出来说：“那个约翰妮姑娘怎么样？” 每次我卷入事端，纽约警察似乎都对我的女朋友更感兴趣。 在渐趋昏暗的暮色和大雨中，我和便衣警察开车前往贝尔维陈尸所。我们停好车，走出停车场，在办公桌前停了下来，匆匆翻阅了一阵文件之后，出来了一个莱斯博斯岛的独眼女人，她围着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工作裙，说：“好，准备好上电梯了吗？” 上 电梯？是往下乘 吧！我们随她一起往下走，迎面扑来一股人类粪便的臭味，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屎味，十足的屎味，一直往下走，进入贝尔维陈尸所的地下室，那女人的一只眼睛盯着我看，正如约翰·霍姆斯 [36] 所说，恶狠狠地。天哪，我迄今依然讨厌那个女人。她就像希腊神话中那个骗你越过冥河 [37] 进入地狱区域的人物。她很像那个角色，而且是个女人，肥胖阴险，身上的那件工作服就像魔鬼的化身在地狱镇里鬼王别西卜 [38] 的集市上裹的罩衣，甚至更可怕：如果她在凯尔特人或奥地利人的某个庆典上，围绕着五朔节花柱边唱边跳舞，那么，我敢打赌，这簇花柱将活不过第二天。 是的，先生，我们被她领着，很不情愿地来到贝尔维陈尸所地下室的底层，穿过许多贮藏柜，你也许会想这些柜子是由蓝眼睛的比利时裔女主管们管理的，不是的，管这些柜子的是个大个子爱尔兰人，身穿无袖贴身内衣，在过道上咀嚼着三明治或什么东西，从雨水淋淋的陈尸所地下室门道里轻快地走过来，在那里，我看见一辆救护车后门敞开着，有些家伙慢慢从车上挪下一个装着尸体的盒子，他说：“看哪具尸体？” “我们来辨认一百六十九号，”我的警察说。 “就在这边，”他一边啃着三明治一边走到一百六十九号尸体跟前，猛地拉开门，就像我打开文件柜那样，所有的文件都用樟脑丸保存，只是在这里，旧档案是可怜的弗朗兹·米勒真实的尸体。他在哈得孙河上漂了大约五十小时之后，遗体泡得肿胀起来，成了青紫色的，不过他的红胡子还在，身边放着熟悉的运动衫，还有他的凉鞋。 我敢肯定地说，他看上去像一个胡子拉碴的族长，仰面躺着，胡子向上撅起，令人难以想象的精神折磨使他的身体变成了青紫色的。 他的阴茎依然保全着。 一七 “就是他，红胡子，凉鞋，衬衫，脸已经认不出来了，”我说着转过脸去，但是那个管理员继续啃着他的三明治，当我说话的时候，他对着我一边龇牙咧嘴地笑，一边高声嚷道（牙齿上粘着三明治的奶酪）：“怎么，年轻人，从没见过男人的鸡巴？” 如今，我想这种事情不会让我感到厌恶。如今，我甚至也许能够当验尸官。如果你去纽约贝尔维陈尸所，看到所有那些不同的贮藏柜，来吧，写一首诗歌，描写大城市火车里无穷无尽的死亡。 我被送回布朗克斯监狱，我进了监狱，雨点打在紧靠窗外的扬基体育场上，像打鼓一样叮叮咚咚，我们都进入了梦乡。 当他们电视直播在扬基体育场举行的球赛时，你从本垒板后面看到旗子在右外场看台上迎风呼啦啦飘扬，再往远处看是那个盒形建筑，白色，它是布朗克斯歌剧院，人们“唱歌”的地方。事实上，我们甚至能从那边的高处观看球类比赛，身后是所有那些判刑一百九十九年的囚犯，尽管我们分不清究竟是米基·曼特尔 [39] 还是泰·科布 [40] 上场击球，也许那是长着八字须的阿布纳·道布尔戴 [41] 本人在击球，如果带着葫芦，他应该就顺着河漂流下去了。 陶渊明是中国伟大的诗人，诗词创作比毛泽东强一百倍。陶渊明说：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 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 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 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 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42] 陶渊明，公元372—427年 一八 早晨，总闸打开所有单独牢房的门，难友们晃悠着走出囚室四处散步，走到监狱的底层，那里正在进行扑克游戏；悠闲走过中国佬的牢房，两个头发上系着丝袜的中国兄弟整天在牢里为唐人街的家人熨衣服：他们两人都是被判有罪的杀人犯，但两人中只有一人是有罪的，可是两人谁也不愿说出谁杀了人——父亲的叮嘱。（姑娘，可口可乐瓶子。）扑克游戏一天到晚进行着。甚至有一个黑人“模范犯人” [43] ，他帮别人刮胡子剃头发，说“模范犯人”，我的意思是，我猜想，尽管没有任何防范自杀的措施，狱方还是允许他使用剃刀。 不过，我来解释：我躺在床上阅读萨默塞特·毛姆的《寻欢作乐》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猎鹰”文森特·马拉特斯塔与乔伊·安杰利手挽着手慢悠悠地走进了我的牢房，我是说，手臂搭在对方的肩膀上，脸上堆着意大利式的微笑，黑色的眼睛，伤疤，眼罩，肋骨突出，披着浴衣，踢踏起舞。别问我其余的事情，好像我都知道似的。他们问：“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我说：“不知道。” 他们说：“我俩都是职业杀手。” “喏，”猎鹰说，“我受人雇用去杀这个安杰利，我的好朋友，他当时是‘喉舌’的保镖，记得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大约一九四二年，于是，我出山了，我们逮住了他，把他塞进汽车的后座，将他带到新泽西州，把他扔下汽车，对他连开十五枪，随后我们扬长而去。我拿到了赏金，活干完了。但是这位乔伊，他没有死。他爬到了最近的农庄住宅，找到了电话（面对枪口，他甚至没必要提问），给医院打了电话，好家伙，六个月，他们把他彻底治愈了，他的身体几乎跟以前一样棒。现在，他得到指令刺杀我 ，真是的。我蒙在鼓里，还在那里与一大帮人玩扑克赌博，就在唐人街海鲜餐馆附近的莫特街意大利居民区，真怪，我一抬头就看到天使乔伊站在门口。砰，他一枪射中我的这个眼睛。”他指了指他眼睛上的那个黑眼罩。“于是，我被送进医院，结果发现子弹从前面进去，后脑勺出来，竟然没有损坏我大脑的中枢神经！” “我认识一个家伙，在海军里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对，有时候会发生这种事，但是我们受别人雇用就是干这些事情的，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我们只是职业杀手。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勇敢地面对一百九十九年、二百九十九年和一百万年的刑期，我们是你见过的最好的朋友。我们像战士一样，明白吗？” “这太神奇了！” “更神奇的是在这样的监狱里遇见你这样的好小伙。我们在《每日新闻》里读到的那个克劳德小子是怎么回事？他是同性恋？他干掉了他的同性恋朋友？” “不是这样的，克劳德不是同性恋，他是异性恋。他干掉的那个家伙是同性恋。” “你怎么知道的？” “嗯，他从来没有想干我。” “谁想干你这样难看的家伙？哈哈哈！” “反正他是个正常的小伙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充满活力，”我举起一只手说，“是个正常人。” “那么这个充满活力的意大利正常人是什么样的？你不是意大利人吧？你的名字是什么样的名字？” “布列塔尼岛的法国人……实际上是古老的爱尔兰人。” “嘿，你怎么可能同时是法国人、大不列颠人和古爱尔兰人呢？” “在罗马，他们称它为科诺维。” “什么是科诺维？” “是英格兰，不列颠。” “所以他是英格兰人，不列颠人，听见了吗，乔伊？”他们开始嬉闹着摔打，在我的牢房里相互推撞挥拳头，随后他们安静了下来，说：“好吧，看来你想独自一人，你说你不会玩牌，想看书，我们只想知道你是个怎样的人，小伙子。不过，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你就看着我们这两个家伙，记住，我们曾受人雇用杀死对方，我们尝试了，我们失手了，而现在我们将一生一世在这里，手挽着手，终生是亲密朋友，像两个战士，你觉得怎样？” “太好了！” “他说太好了，”他们边说边叹息着离开了牢房。 接着，拦路抢劫者约吉进了屋。约吉是个犹太人，肌肉发达，他说：“瞧瞧这些肌肉！在我的牢房里，今天下午你绕过墙角到我的牢房里看看，我有瑜伽教程手册，呼吸练习，隔膜控制，吠檀多 [44] ，诸如此类的东西。在新泽西州，我常常拦路抢劫卡车。随后，我迷上了吠檀多，你知道吗。迈耶·兰斯基 [45] 、马兰扎诺 [46] 、阿贝·雷勒斯 [47] 以及其他人。这里每个人都与谋杀团伙有牵连。他们是一帮游手好闲的人。孩子，别相信他们任何人。你可以相信我，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只想从你这里了解一点：克劳德这个‘五月的柔风’是个什么人？他是不是专门钻男人裤裆的可怜虫？” “不，根本不是的。你到底希望他在男人裤裆里找到什么？” “找到某种或许能让他感兴趣的东西。” “这某种东西或许能让某个我能想到的人感兴趣，但不是他。” 随后，傍晚，戴着黑眼罩的猎鹰独自一人来到我的牢房，他说：“早晨我与乔伊来这里只是开开玩笑，这你知道，就像塔米·莫利洛和我过去常常与喉舌一起在公路上劫人越货一样，塔米随时准备打架，我认识所有的人，我不想让乔伊听见你要说的话，不过，克劳德这家伙是不是一个漂亮的男同性恋？你明白我的意思，那种等在地铁厕所附近，寻找对象进去骚扰的家伙？那种在墙上乱涂乱写的家伙？喏，像公共事业振兴署 [48] 艺术剧院里的家伙？基佬？同志？” “我已经跟你说过，不是的，文森特，他只是个长相漂亮的正常青年，被同性恋者盯上了。这种事我一生中也时常遭遇。你记得你年轻的时候……” “嗨，嗨，我甚至不会玩手球，”他边说边伸出双手……“我一穿上泳装，羊头湾所有那些讨厌的家伙都在留心观看。不过，别相信这个监狱里的任何人，我是文森特·马拉特斯塔，或许我会受雇杀人，但我是诚实的，我父亲是个诚实的细木工人，阿尔卡莫 [49] 最棒的，也是布鲁克林最棒的，你随时可以来找我，把你脑袋里想的任何事情都告诉我。别因为我戴着黑眼罩和我的名声就害怕我。” 我没有去。 至少在狱中没有去。 几个月后，他被移送到一个无人知晓的隐秘地方，永远消失了。 一九 如果这是西西里，他们会逮捕他吗？随后，安杰利独自进来，他说：“别相信猎鹰，尽管他是个不错的家伙。这里你唯一能相信的人是我，乔伊·安杰利。我只想知道，那个叫克劳德的家伙是不是同性恋？他有没有用他的膝盖顺着你的腿往上磨蹭？”他猥琐地问。 “没有，如果他试图用他的膝盖顺着我的腿往上磨蹭，那么我就不再跟他说话了。” “挺有意思，那么，为什么不再和他说话呢？” “因为我认为这种行为意味着对我个人的侮辱，对一个男人的侮辱。” “好啊，说得好！你知道吗，我很聪明。我不应该把自己卖给谋杀这个行当。喉舌喜欢我，说我前程远大。你觉得我这件丝绸晨衣怎么样？” 随后，我收到一张便条，说我可以打电话索求保释金。我要了约翰妮的电话号码，在监狱前面给她打了电话，说：“听着，我父亲气坏了，不肯借给我一百美元保释金，让他见鬼去吧！约翰妮，你去你姑妈处借这笔钱，我出狱后，我们就结婚，马上结婚，我们去底特律，我会在军用工厂找到一份工作，归还欠她的一百美元（也许你父亲也肯借这笔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结婚吧。”——父亲置我于不顾后，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结婚——“然后，我会找一艘船，出海去意大利或者法国或者某个地方，寄给你生活费。” “好吧，杰克。” 与此同时，当我回到牢房试图看书的时候，其他难友都来了，一大帮（中国人除外，他们有帮会），他们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监狱里唯一诚实的人，我告诉他们只有福音书中的真理可以拯救我。 但是，福音书中的真理简单地说就是克劳德是个十九岁青年，他遭到一个比他年长的鸡奸者有辱人格的性骚扰，于是克劳德就把他打发给了一位古老的恋人，名叫“河”，实际上，实事求是地说，事情就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他确实是一个彩虹孩子，甚至在十四岁时，他就能看穿那种鬼话，就能明白这起案子发生的特殊情况，那个鸡奸者对他几近强制胁迫，或勒索的追求。 每个人有权过自己的性生活。 裸露阴部、衣衫褴褛、折磨骚扰、神神叨叨，自己的灵魂也不得安宁，就在人类各种有失身份的欢愉面前，他将那个恶毒的残害男孩的家伙丢进了血染的河水中，我容忍这种做法。我宽容这种罪行。（但别因这事与我决斗。） 二 监狱的阴影。八月的一个周六傍晚，纽约，金色的晚霞从乌云密布的天穹缝隙里透射出来，于是，城里街头早早打开的电灯，以及摩天大楼陡壁上的警示灯在太阳强烈的余晖中突然变得相当微弱，夕阳宛如苍茫世界中一朵金色的玫瑰：人们糊涂了，好奇地仰天四处观望。整整一天，天色一直灰蒙蒙的，真让人扫兴。早晨甚至下了些雨，可现在乌云变成紫云，云层边缘露出傍晚夕阳的火红，这是天国的一大胜景和奇观，它颤动着，向四周扩散，就像一个巨大金色古老的蓝色气球，你也许会说，像一种预兆，预示着给每个人都带来一种新的神秘的荣耀，甚至飘浮在时报广场和十四大街的温柔震颤之上，在布鲁克林的伯勒大厦之上，甚至在浮着木头跳板的黑黝黝的码头水域之上，斯塔滕岛 [50] 使纽约湾海峡变得温柔可爱，岛上愚蠢可怜的自由女神像身后映衬着玫瑰色夜空下真实的海洋，甚至在嗡嗡的嘈杂声之上，在哈莱姆屋顶无数巨型霓虹灯之上，在纽约上东区意大利居住区之上，甚至在数以百万计居民拥挤的地方之上，在那里，在我的纽约生活里，我看见如此多人期待着温柔的气息，期待着不管是什么样的庆典和盛会，在微不足道的地球上，在浩瀚的野营里，它必须，确实，升腾了起来。 于是，温和笨拙的人们，多么悲伤，多么真切，多么迫不得已，整整一天也许像一块湿透的破布，动作迟缓，心情苦闷，像世界末日（有时候必须得这样），“所有的窗户都暗了，音乐的女儿们都无精打采”，男人们可以四处活动，好似带着一袋子不满和愁苦，戴着黑色的帽子穿着黑色的外衣，去玩扑克游戏，就像塞尚 [51] 的画一般，比失望灵魂本身的根源还要令人伤心。工人们整天汗流浃背拼命苦干没有欢乐，他们讨厌枯燥的活儿，思念家庭但却得不到慰藉，只能在比萨饼、《每日新闻》和扬基赛马赌博中得到一点安慰。室内工人穿着令人发痒的裤衩，龇牙咧嘴，在窗户前尴尬万分。家庭主妇和零售商守着灰色空虚的厄运，带着她们的私生子继续生活。儿童们像麻风病人那样惊讶于白天惊人的悲哀，一张张小脸往下张望，不过不是看轮船，不是看火车，不是看南卡罗来纳的巨型卡车驶过一座座大桥到达纽约，不是看烟雾腾腾的隆重仪式、电影、博物馆和色彩鲜艳的玩具，而是看可怕的层层烟雾；不过，烟雾里宇宙欢乐的中心源泉依然存在，极为清晰，天堂的珍珠在高处闪耀着强烈的光辉。所以甚至在监狱里，人们抬头仰望，不管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都用同样的惊讶仔细思量，说：“啊呀，天边是红色的，哎呀，”或者他们说，“那是什么意思，不下雨？”或者什么也不说，观察片刻就会回到等待着他们的火烧火燎的草席。 布朗克斯监狱四楼，我，这个年轻人静静地站在牢房外面一条装有栅栏的过道里，透过窗户上的铁栅栏，眺望另一个过道；透过铁窗可以看见恢宏、愚蠢、害羞的纽约，充满敬畏，却又满腹悲伤，还有一种抽大烟人的神态。过道尽头，扑克游戏正在进行。傍晚值岗的狱警歪戴帽子，坐在身着衬衫的囚犯中间。也许他赌了二毛五。熄灯前的最后几小时。刺眼的白色灯光高高照耀，赌徒们小声咕哝聚精会神。不时有人从一圈脑袋中抬头仰望，说：“怎么，没下雨？”一位面容憔悴的家伙一个眼睛上戴着眼罩，很自然地当起了“小红帽” [52] ，说：“坚持，罗科，当你出狱时，你会是夏天里的最后一朵玫瑰花。” “春天是年轻人幻想的季节？给我三张牌。” “一年后，埃迪，你就可以吻别大伙回家去了。” “没关系，行啦，别去想abiyt nem dibt wirrt hyst ren nberm t iseguts，啊呸！” “他在说什么话，阿拉伯语？” “我会记住它的，”小红帽说，眼睛朝别处看去。 不管怎么说，看见没有？没时间作诗。不管怎么说，看见了没有？没时间作诗。 二一 第二天，我不得不给地区检察官格吕梅打电话，告诉他我想出狱几小时与约翰妮结婚。我能看见格吕梅直搓双手，他一定兴奋地想：“我就知道 她怀孕了。”他给了放行指令。一个来自奥松公园的爱尔兰裔大个子侦探，身穿便服，来到我跟前说：“走！”我们一起出了监狱。他衣服里藏着一把货真价实的左轮手枪。此时已是八月，天气凉快了，但地铁里依然闷热，我们拉着车厢里的拉手吊环，分别读着《每日新闻》和《每日镜报》，一起乘车前往闹市区。他知道我没有任何理由逃跑，但是因为在布朗克斯歌剧院里我身上一无所有，所以也许他以为我是个怪人，我的意思是，反正他留神监视着我。到了市中心，我们见到了约翰妮和塞西莉。塞西莉当伴娘，侦探谢伊当伴郎。 他瞥了塞西莉一眼，嘴巴里发出“啊呀”的惊讶声，我们去了市政厅，办了结婚证。两分钟，不多不少，和平的正义把我俩结合在了一起。谢伊得意地站在我俩身后，因为美丽的塞西莉在他的身边。我和约翰妮结婚了。 随后我们去了一家酒吧，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喝酒闲聊。傍晚来临了，又该上路了。谢伊大约四十七岁，即将退休。他从来没有当过伴郎，尤其在即兴婚礼上与漂亮的资产阶级小姐塞西莉站在一起，事实上，这么说有点损，应该说漂亮甜姐儿塞西莉，只有二十岁，他脸红耳赤，心里乐滋滋的，实际上，所有的饮料都是他付的钱，不管怎么说，我娶了约翰妮，当我不得不和谢伊警官回布朗克斯监狱，被再次关进牢房的时候，我深情地吻了她，她马上给家里发电报，索要一百美元，几天后我将被释放。就这样，我和我青年时代的妻子结婚了。 那天晚上，当我被监护着送回监狱过道边的牢房里，八九个囚犯起哄道：“哎呀呀，这就是那个小子的新婚之夜，哈哈哈！” 午夜时分，所有的囚犯都安静了下来，有的打着鼾，有的无声无息地想着这种或那种心思，我唯一能听见的是中国兄弟在黑夜里的悄悄话：“Hungk-ya mung-yo too mah to。”我想到了他们父亲店里所有的大米。我想到了我父亲手指甲里的油墨。我想到了无家可归时发生的所有荒唐的事情。随后我想： “荒唐？当然总有地方可去！管好你自己的事情！”
[1] Neoptolemus，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之子。 [2] Alyosha Karamazov，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 [3] mad pad，攀登专用护垫。 [4] vampire，可以译成“勾引男人的荡妇”，这里指米勒含沙射影，暗示克劳德搞女人搞垮了身子。 [5] 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国诗人，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之一，诗作富于音乐性，强调明朗与朦胧相结合，主要作品有《感伤集》、《无题浪漫曲》、《智慧集》等。 [6] Tulane University，建于1834年，位于美国新奥尔良市，综合性四年制私立大学。 [7] Bowling Green，美国地名；也可指鲍灵格林州立大学，1910年建立。位于俄亥俄州北部。 [8] G?tterd?mmerung，德语，德国神话中和罪恶势力决斗时众神的没落。也可指政权、制度等的彻底垮台。也可指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所作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第四部《众神的黄昏》。 [9] Parmesan，一种意大利硬干酪，搓碎入汤或面条等作调味品。 [10] 这是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的名句。 [11] Isidore Ducasse（1846—1870），法国诗人洛特雷亚蒙的真名。 [12] Apollinaire（1880—1918），法国现代主义诗人，主张革新诗歌，曾参与20世纪初法国先锋派文艺运动，代表作为《醇酒集》。 [13] Lautréamont（1846—1870），法国诗人伊西多尔·迪卡斯笔名，24岁英年早逝，但他的唯一作品《马尔多罗之歌》对现代文学有重大影响。 [14] the Saint-L? Breakthrough，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4年7月美军突破德国在圣洛的坚固防线。 [15] Liberty Ship，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建造的一种万吨货轮。 [16] Hoboken，美国新泽西州一城市，系纽约大都市区的一部分。 [17] North River，美国东北部纽约市与新泽西州之间的哈得孙河河口湾部分。 [18] beef，英语中beef既有“争议”又有“牛肉”的意思，这里有一语双关的意思。 [19] Mamie Van Doren（1931—），美国女演员。 [20] a child of the rainbow，也可译成“同性恋者”。 [21] Ivan Karamazov，Smerdyakov，两人都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 [22] Claude Rains（1889—1967），英裔美国电影明星。 [23] 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作家，军人出身，著有长篇小说《美德的厄运》、《朱丽埃特》等，以性倒错色情描写著称，曾因变态性虐待行为多次遭监禁，sadism（施虐狂）一词即源于其姓氏。 [24] Sing Sing，美国纽约州矫正与社区安全部所辖的最高设防监狱。 [25] 此处为克劳德的记忆错误，剧中角色应为德博尔迪（De Boeldieu），后文中亦有提示。 [26] J. Arthur Rank（1888—1972），英国电影制片人。 [27] fuzzy wuzzies，可能指英国军队里发型怪异的士兵，出自Rudyard Kipling的诗歌。 [28] Khartoum，苏丹首都。 [29] Pavel Tchelitchew（1898—1957），1923年定居巴黎，最初为抽象派画家，后成为超现实画家。 [30] he don’t know what to do，句子语法有错，应该说he doesn’t know what to do，这样便有了后面的“语法上的小错误”之说。 [31] knock的不规则拼法，意思是“揍”。 [32] Jimmy Cagney（1899—1986），即詹姆斯·卡格尼（James Cagnet），美国演员。 [33] The Possessed，陀思妥耶夫斯基1872年出版的一部小说。 [34] 即布朗克斯监狱。 [35] 便衣警察的记忆错误，应为萨默塞特·毛姆写的《寻欢作乐》。 [36] John Holmes（1879—1964），美国教士，建立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呼吁摒弃偏见和战争。 [37] Styx，希腊神话中环绕冥土四周的冥河。 [38] Beelzabur，可能是Beelzebub的误拼，基督教《圣经》中的鬼王；弥尔顿长诗《失乐园》中地位次于撒旦的堕落天使。 [39] Mickey Mantle（1931—1995），美国棒球运动员。 [40] Ty Cobb（1886—1961），美国棒球运动员。 [41] Abner Doubleday（1819—1893），美国陆军军官，据某些权威人士说，他是棒球的发明者。 [42] 陶渊明《咏贫士·其二》。 [43] trusty，指表现好而被给与特别优待以使其起示范作用的犯人。 [44] Vedanta，古印度哲学中一直发展到现代的唯心主义理论。 [45] Meyer Lansky（1902—1983），美国黑帮头目，曾组织全国犯罪集团。 [46] Maranzaro（1868—1931），美国禁酒时期的匪徒，是意大利旧同乡组成的“小胡子彼得”黑帮的首领。 [47] Abe“Kid Twist”Reles（1906—1941），美国凶手和黑帮匪徒，后成为著名的向警方告密者。 [48]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简称WPA（1935—1943），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新政时建立的一个政府机构。 [49] Alcamo，意大利一地名。 [50] Staten Island，位于美国纽约市东南部，岛上建有自由女神像。 [51] Paul Cezanne（1839—1906），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代表作有《玩纸牌者》等。 [52] Little Red Riding Hood，可能指戴红帽的小女孩遇见大灰狼的童话故事，这里诙谐地指这个假装弱者的囚犯。 第十三部 一 如今他们高谈阔论说什么“提高你的觉悟”，以及诸如此类的狗屁话，如果我的觉悟提得足够高，但是底特律联邦重型蒸汽机车厂滚珠轴承计件工计数器上记的件数少了（那年九月我去该厂挣钱攒钱，归还我欠新婚妻子姑妈的那一百美元），那么他们就会用活动扳手打肿我的屁股，揍扁我的脑袋，这次可不是什么左撇子活动扳手了。 这是我所干过的最好的活。从半夜开始干到早晨八点，这份工作是通过约翰妮父亲的影响找到的，她的父亲很出名，交际广泛，就此事而言，是通过朋友的帮助，我不知道那些滚珠轴承工人们会怎样看待我，不过他们看见的是每晚十二点过后，我在计数器上核查完他们完成的件数，随后一直到早晨八点我都无事可做，整个嘈杂的夜晚，我坐在工头的办公桌边（我猜想是的）的一张高脚转椅上，没完没了全神贯注地阅读、记笔记。我在做的是非常认真地学习有关美国文学批评的一系列书籍，所以我在为未来的斗争做准备，而不是为我们正在制造的滚珠轴承所用于的战争做准备。 在所有东西中，滚珠轴承是我青少年时期的快乐所在，因为它们总能比玻璃弹子滚得快，赢得马赛…… 我和约翰妮婚后不久，地区检察官格吕梅就把我从布朗克斯监狱里释放了，我交了一百美元保释金，担保五千美元。我们去西部密歇根州的格罗斯波因特，与她的姑妈一起生活。起先，我父母还来探望我，不过是在监狱里，坐在一张长桌边，当着狱卒的面和我说话，就像约翰·加菲尔德 [1] 的电影情景一样。我决定娶约翰妮为妻，他们感到很意外，他们明白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没有朋友，得从监狱里出来，尝试某种新的生活，他们把我看成一个误入歧途，但却单纯的孩子，认为他在邪恶的城市里交结了一些颓废堕落的朋友，成了无辜的受害者，某方面来说，这也是真的，不过，不管怎么说，一切都可以原谅。 在格罗斯波因特约翰妮姑妈的家里，一切都很好。每天晚上七点，我们都吃上丰盛的晚餐，花边桌布，漂亮的瓷餐具，银质焙盘，天花板上悬挂着枝形吊灯，虽然，饭菜是约翰妮烹调的，由她的姑妈端菜侍奉，没有用人，却是一个漂亮的家，她姑妈是个漂亮娴静的女人。当然，在吃烤牛肉和薯饼的时候，约翰妮的姑妈要么不跟我说话，要么说些让我稍感愧疚的话；不过，晚餐后，当我与她一起坐在客厅里继续读书做笔记时，她意识到我也许把“写作游戏”当真了。 “好吧，”她说，“我听说有些人靠写书谋生，赛珍珠，今天他们在俱乐部里告诉我的，还有密歇根州平克尼的哈丽特·范阿内斯为自己挣得很高的声誉。”他们在密歇根州平克尼有个农场，由他们的亲戚占用着，这个农场就在亨利·福特的农场附近，离安阿伯 [2] 大约几英里，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农场，星期天我们去那里游玩并进晚餐。这是密歇根北部美丽迷人的十月天，我和约翰妮漫无目的地越过农场的田野，躺倒在小溪边枯黄的野草中，冬季即将来临，野草散发着阵阵寒气，我俩憧憬着将来某一天我们能拥有自己的农场，身穿灯芯绒休闲裤和羊毛套衫，四处随意睡躺，抽着味道芳香的烟斗，抚养健康的孩子，孩子们吃着牛奶制成的乳品黄油。但是，约翰妮不能生孩子了，因为患有危险的贫血症，至于我呢，几年后发现，像伯父文森特和约翰·杜洛兹以及姑妈安妮·玛丽一样，几乎不育。杜洛兹家族太古老了…… 我想，很自然，到我和父亲弄清了杜洛兹家族的底细时，我们明白能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唯一好事，就是我们能在晚上酣然入睡并且做做美梦；唯一糟糕的事情就是醒来时又要面对这个令人咬牙切齿的世界。至少，早年的杜洛兹家族在康沃尔和布列塔尼半岛有绿色的田地、骏马、羊排、三桅帆船、索具、盐瓶、盾牌、长矛、马鞍，还有悦目的树林。不管他们杜洛兹家族（凯鲁亚克家族）是何许人，他们名字的意思是“寓所的语言”，你是知道的，这是个古老的名字，凯尔特人的名字，那么古老的家族不可能再延续太久。正如克劳德常对我说的“糟糕的血统”。总而言之，我和“我青年时代的妻子”不可能有孩子了。 帕尔默也许也是个古老的家族，她是一个苏格兰家具大亨的孙女，家里的财富被她爸爸挥霍殆尽，都用来寻欢作乐。想想所有那些文学界和政治界的混蛋们吧，他们故弄玄虚，告诉你们生命和它的“价值”多么美好，使用那些精心挑选的术语，言语中故意充斥着欲盖弥彰的陈词滥调，他们不知道古老家族后裔的感受，他们太古老了，不会再说谎。 九月，我整整工作了一个月，并且继续工作到十月，直至我还清欠帕尔默夫人的保释金，分期付款，每周二十美元，还清了我的债务，然后请帕尔默老先生帮我安排了一辆免费搭乘的卡车前往纽约城，那样我可以再次出海。时值一九四四年十月，轮船都开往其余有趣的海岸，比如意大利、西西里、卡萨布兰卡，我想甚至还有希腊。 二 于是，我吻别了约翰妮，得到了帕尔默夫人的同意，傍晚时登上了那辆卡车。拂晓时刻，我们已经来到烟雾缭绕的宾夕法尼亚群山之间，秋天的迷雾朦胧，苹果的香味扑鼻。夜幕降临时，我回到了纽约的码头区，跟一些家伙在海员工会大楼附近交谈了一阵；早晨，我就签约受雇，成为美国海湾和西印度群岛 [3] 航线“罗伯特·特里特·佩因”号轮船的一名代理一等水兵，“多尔切斯特”号以前就是这家航运公司的。此时，他们十分缺乏海员，因此让我这样的普通海员充当一等水兵，而我甚至不知如何摆弄绳索、钻头和甲板上的小型机械装置。船上的水手长立刻发觉了，他说：“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竟然在这艘船上签约当一等水兵？你甚至不知道如何抛出救生船！” “你去问工会，至少我能煮咖啡，能站在船头值岗放哨，能在海上掌舵！” “听着，你这不中用的家伙，你在这艘船上要学的东西太他妈多了！”不过，在其他海员面前他不叫我“不中用的家伙”，他叫我“奶油小生”，这种称呼更加糟糕，恶毒多了。还好，我们在北河靠岸装货，于是傍晚五点，我下船去哥伦比亚校园，探望欧文、塞西莉和其他朋友。 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和酒吧间里依然还在对克劳德米勒凶杀案议论纷纷。乔·阿姆斯特丹在《哥伦比亚观察家》上刊登了一则有关此次谋杀的小故事并配有钢笔画插图，描绘俄国式陋屋的台阶通向黑暗绝望的深处，使这个故事显得浪漫颓废。他也祝贺我放弃了“死硬的橄榄球，转而创作沃尔夫式的小说”。我已经丢失了为取悦克劳德和欧文而写的那部长篇小说，是用铅笔写的，用印刷体写的，遗失在一辆出租车里：从此再也没有这部书稿的消息。我身着在伦敦买的黑色皮夹克、丝光黄斜纹裤，头戴一顶仿造的金色穗带帽。哥伦比亚书店那个一脸苦相的大个子店员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再也没有看到这张照片，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一张绝望的照片，彻头彻尾的绝望。 漂亮的金发女郎塞西莉开始挑逗我，这足以使我大胆妄为，可以说，做了我一生中最卑鄙的事情，我礼尚往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她，试图诱奸她。可是塞西莉只是想“挑逗”。不过整个晚上我还是一直搂着她的脖子亲她。我想如果克劳德在管教所牢房里（在承认过失杀人以求轻判之后，他去了少年管教所）得悉这一切，他一定会流泪的。塞西莉毕竟代表着他十九岁那年的一切。不过，对于这件事，他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两年以后他出了监狱才知道。总之，那个女人是个祸害。 因为当塞西莉与可怜的小欧文、多弗·贾德（一位来自佐治亚说话啰唆的诗人学生）和我一起在西区酒吧喝酒时，她甚至开始与两个海军军官调情，两个军官生气了，因为我们几个“都很怪”，白白浪费了这位白肤金发碧眼的大美人。他们甚至直接冲着我来，扬言要砸扁欧文和多弗的脑袋，他们表现得好像塞西莉已经同意跟他们去丽思酒店了。我走进男厕所，像上次那样在墙上猛捶几下，然后出来高声喊道：“好呀，走，咱们到外面去！” 到了酒吧外面，那位海军中尉像约翰·劳·沙利文 [4] 那样举起双拳，我突然哈哈大笑。他的朋友就躲在他的身后。我斜身插进，左右开弓，啪啪连续打了他几巴掌，出拳结实迅猛，将他打得仰面朝天，躺在人行道上。我可是当过海军的！接着，另外一个家伙从空中一下子朝我扑了过来，我本能地弯曲手臂，拳头朝我自己的脸，胳膊肘朝上。他狠狠地撞在了胳膊尖骨上，在人行道上脸朝地面滑了六英尺。他俩爬起来时，满脸是血疼痛难忍。此时，他俩合力将我摔倒在地，抓住我长长的黑头发，使劲将我的头朝路面上撞。我绷紧脖子，结果那撮头发被扯掉了，哎哟，疼啊！这时，小个欧文·加登插手试图帮我。我开始喜欢他了。他们一把把他推开。最后，我的大个子好朋友、酒保约翰尼走出来，还有一帮其他人和他的兄弟，他说：“好啦，行啦，两个打一个算什么英雄。别打啦！” 我与欧文和塞西莉一起回到道尔顿大厦我的新寓所，趴在她的腹部哭了一宿。我感到这很可怕，在人行道上噼里啪啦拳脚相加，那种肉体上的痛感，那种可怕的感觉。我真应该把她从房间里扔出去，不管怎么说，这整个事件都是因她而起。同时，我不住担心那两个海军军官会突然闯进门来，把活给干完了。但是没有，第二天我回到西区酒吧喝啤酒，大约早晨十点，那两个军官也在酒吧，全身裹着绷带，静悄悄地在店里喝酒，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也许已经被他们军舰的船长臭骂了一顿。他们缠了绷带，因为他们有战地医务护理员；我呢，除了疯狂的海港码头，其他啥也没有。那天下午，回到船上，我被水手长更加厉害地臭骂了一顿，说我在甲板上有多么笨拙，他好像已经注意到我头发里的血迹了。 不过，出海之神秘和美丽在那天夜里出现了：经历了酒吧里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打架、街道、地铁、隆隆的嘈杂声，仅仅几小时之后，在大西洋中，在驶离新泽西海岸的夜空下我站在噼啪作响的左右支索和绳索边，我们正在向南航行，前往诺福克继续装货后驶向意大利，一切烦恼都被洁净的大海冲洗得一干二净，我还记得那位法官说水手在海上风暴中比在陆地上更安全的话。星星是那么硕大，它们像醉酒的伽利略、喝高的开普勒、思索中的哥白尼和在床铺上沉思的瓦斯科·达·伽马那样左右摇摆，那海风、那洁净、那黑暗、驾驶台那静悄悄的蓝色灯光，在那里，有人把握着舵轮，航向已经确定。船舱里熟睡的海员们。 三 很奇怪，当我们到达诺福克的时候，我一生中第一次被安排掌舵。当轮船靠近港口水雷防御网的时候，我不得不数次转动舵轮，使轮船沿着开尔文罗盘指引的航道前进，这不像福特或庞蒂亚克汽车的方向盘，只要轻轻转动；你转动舵轮之后，身后巨蟒一般硕长的铁甲轮船需要等待大约十秒钟才有反应，当轮船摆动时，你会意识到你得回调，因为船还在继续转向，慢慢地旋转，于是你再次向左转舵，驾驭轮船费劲多了！与此同时，一艘小艇匆忙靠了上来，他们抛下雅各布（绳）梯，海港的引航员登上船，大踏步走进驾驶舱，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说：“保持一九九航向，稳住！”他说：“我们将穿越那里的水雷防御网，那个开口处，就在罗经方位二一点。稳住！听我指挥！”他，船长，我，还有大副，都站在那里，直直地朝前面眺望，但是他们为什么让我把舵，我永远也弄不清楚。我猜想因为不管怎么说这很容易。这时已经是艳阳高照的中午了。我们顺利穿越了水雷防御网区域，轮船四周还有足够空间。接下来停靠码头，他们叫来了正规一等水兵监督我。我猜他们是想累垮我。别问我这里、那里或者任何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想回去睡觉或者在塞西莉光滑的肚皮上大哭一场。 我们泊好轮船，我和（其他）普通水手在轮船四周摆放防鼠网，这时，码头上好几个身着棉布连衣裙的姑娘齐声欢呼，我的天哪，她们，诺福克的姑娘们像往常一样，甚至还没等防鼠网展开，就径直前来迎接海员。 “你们到哪里去？” “不知道。” “带上我们吧！” 船长命令：“把这些姑娘赶下码头！” 此时，当我们用绞车卷起绳索时，水手长又开始叫我“奶油小生”，甚至“娘娘腔”，我转身对他说：“你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娘娘腔，娃娃脸，你不是个合格的一等水兵。到我与你缘分断绝的时候……”我觉得他想与我打架。其他水手对此根本不在乎。我开始意识到他对我的刺激和挑衅有着某种同性恋的暧昧态度。我不想与这个二百三十磅的同性恋水手长一同驶向那不勒斯。 四 那天太阳下山时，我真的躺在床铺上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年轻的水手们都上岸去探索领略诺福克了，那里啥也没有，只有成千上万的水手、汽车、电影以及要价太高的妓女。站在水手长一边的是一个木匠，他也恶狠狠地看着我。而在船上，我除了缺乏一些干甲板活的知识之外，没做错过任何事情。但是，这已经足够了，足以发生争吵。甚至第二天过后的整整一天我都与另一个舱面水手在烟囱里用电线修理过滤器，然后下舱修理其他东西，他还是不满意，不断叫我“甜心”，惹得其他水手哈哈大笑，不过只是一部分人在笑，他们中有些人眼睛转向了其他方向。 我要不要告诉你，几年后我在哪里再次遇见那个家伙？十五年后，当我在麦克杜格尔街的咖啡馆里免费朗诵我的诗歌时，他在场全程录制了我的朗诵，我马上认出了他，但是在诵读诗歌的欢乐气氛中，我只是把拳头搁在他的下巴底下，说：“你，我记得你，水手长，你把这全部录下来派什么用处？”看着他的板刷头和花呢服装，我现在意识到，十五年后，一九五九年，他是政府的某种侦探。十五年来，他一定记住我的名字，认为我是个共产党员，也许海军告诉了他有关我在罗得岛纽波特与海军情报机构的谈话，我总有种感觉，联邦调查局在监视我，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因为我在海军里有游手好闲的记录，尽管我依然对我在纽波特海军基地的历史上有着最高的智力商数感到自豪。 不管怎么说，为了摆脱所有那些恐怖的事情，我不得不离开那个可怕的水手长。于是，我穿上我所有的衣服，外面再套上丝光黄斜纹裤和黑皮夹克，折叠好空水手袋，将它塞在皮带下，然后在那天晚上离开了轮船，一个你所见过的最胖的一等水兵。哨兵是在码头上工作的，他不认识我，也不了解我的体形大小，只是注视着我走下轮船，向轮船下面突码头上的人出示我的证件。我看上去像一个五乘五先生，一个快乐的胖海员，上岸去观赏姑娘的大腿。可那只是我。 我穿过环形的突码头，来到公路，站在那里我能看见上等豪华的餐馆里海军军官们正在与金发女郎欢宴作乐；我走进一个德士古加油站的厕所，在里头脱下所有的衣服，重新放回水手袋，轻如羽毛一般踏入南方秋季凉爽的傍晚之中。我提着水手袋，自信地扬手招拦了一辆公共汽车，可是，你知道坐在汽车前排斜眼看着我的是谁吗？水手长和木匠！“你提着水手袋到哪里去？你是怎么下船的？” “这不是我的袋子，我从一个加油站取来的，准备给我马萨诸塞州的朋友送去，他在市区等着接这个袋子。” “是吗？” “是的。” “别忘了，我们明晚五点开航。祝你玩得愉快，孩子！”他说话的时候我走到公共汽车的后排，与一些水手站在一起。 半夜，我把袋子寄存在汽车站的锁柜里，甚至还去看了一部电影，天哪，既然到了诺福克，那就痛快地玩一下，事实上，我甚至碰巧遇见了来自洛厄尔的童年好友，名叫查利·布拉德沃斯，一九三九年径赛运动会期间，他也爱上玛吉·卡西迪，此时在海军服役。随后，我乘上长途汽车，穿越黑茫茫的南国，返回纽约。商船的逃兵，我又多一个恶名。 五 到了纽约，我直奔哥伦比亚校园，在道尔顿楼六楼租了个房间，给塞西莉打了个电话，把她拥在怀里（她依然只是挑逗而已），对着她高声喊叫，当她离开之后，我拿出新笔记本，开始了文学艺术家的生涯。 我点了一支蜡烛，在一个手指上划破了个小口，滴出鲜血，在一张名片上写了“诗人的鲜血”，用墨水写的，然后在上面写了个大字“血”，把它挂在墙上，作为我新职业的提示。“血”是用血写成的。 我从欧文那里得到了我需要的所有书籍，兰波、叶芝、赫胥黎、尼采、马尔多罗。我写了各种各样空洞浅薄的东西，当你想到我时，就会觉得那些东西真的很傻，比如：“创造性的孕育证明我所做的事情，除犯罪外，都是正当的。我为什么要过有道德的生活？那么不便，一开始对这种生活就不感兴趣。”接着用红墨水写出答案：“如果你不想过那种生活，那么你的创造将不会完美。完美的创造在性情上是道德的。歌德证明了这一点。”我再次揭开伤口，从中挤出更多的血，画了一个血的十字和一个“J.D. [5] ”，在用墨水写下的尼采和兰波的语录上画了一道破折号： “尼采：艺术是最高任务，是今生今世适宜的抽象思维活动。” 兰波：“Quand irons-nous，par delà les grèves et les monts，saluer la naissance du travail nouveau，la sagesse nouvelle，la fuite des tyrans，et des démons，la fin de la superstition，adorer...les premiers！...No?l sur la terre？”译文是这样的：“我们何时去，到那里去，到岸边去，到山麓去，去向新的作品、新的智慧、暴君的逃亡、恶魔的溃退、迷信的终结致意，去崇拜……那些首创者！……地球的圣诞节？” 我把这段话钉在我的墙上。 我彻彻底底独自一人，我的妻子和家人以为我出海了，除了欧文，没人知道我在这里，我打算去一个甚至比我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写一些短篇小故事时住的更加僻静的房间。而现在，一切都是象征主义，各色各样愚蠢的垃圾作品、现代思想的仓库、“克洛岱尔 [6] 的新教条主义”、“新埃斯库罗斯主义、需要实现内省幻想主义与浪漫折中主义的相互联系”。 现在，我只提及这些引文中的极少一部分，让读者看看我此时在读些什么书，我是如何（如何！）吸收这些知识的，以及我是多么的严肃认真。事实上，我可以列出无穷无尽的引文，它们中的一些语录仅仅反映了我所经历的那个时期的格调： 比如： （一）赫胥黎（？）关于不断发展的观点（也是歌德的）。élan vital [7] 。交谈（辩论）、阅读、写作和体验 的过程必须永不停止。进取 。 （二）性的新柏拉图主义，十八世纪贵妇人 对性的理解作为一种现代潮流。 （三）政治自由主义处在发育成型阶段（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前期）的关键时期。血腥的现代欧洲。物质主义已经受到了抨击。 （四）托马斯·曼、罗兰、沃尔夫、叶芝、乔伊斯作品中的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和艺术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 （五）兰波、洛特雷亚蒙，或者像在克洛岱尔作品中的新角度，或者新视觉。 （六）尼采主义——“没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一切都是被允许的。”超人。琐罗亚斯德 [8] 的宗教思想中的新神秘主义。一场伦理道德的革命。 （七）西方教派的衰退——哈代粗陋的因果关系在同一时间内使其屈从于裘德的刚毅。 （八）弗洛伊德的机械论几乎在同一瞬间内屈服于情感（像凯斯特勒 [9] 的作品一样），或者屈服于新的道德观念（像赫德作品中模糊的意识）。 （九）从赫·乔·威尔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萧伯纳、霍普特曼 [10] 和莱维松 [11] 作品中的自然主义，直接到新埃斯库罗斯主义色彩的斯蒂芬·德达勒斯 [12] （Bous Stephanoumenos [13] ）和影响广泛的埃里克本人。 （十）施本格勒和帕累托 [14] ——一种结果性的回归东方，如卢维 [15] 或兰波的作品，（马尔罗 [16] 。）法国人为什么要回归南方？（那些阿尔弗雷多·塞格罗红木热带地区的马赛颓废堕落者。）艾略特作品中的英格兰天主教教义和古典主义。“高雅的情操，”肯辛顿花园的知识分子在皇家艾伯特演奏厅里评论道。 （十一）音乐……倾向冲突与不和谐。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第三乐章结尾的预示。肖斯塔科维奇、斯特拉文斯基 [17] 、勋伯格 [18] 。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已经浮现，现在听说 有争论。这在印象派画家、毕加索、达利等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 （十二）桑塔亚那 [19] 的过分神秘主义……《大幻影》中德博尔迪和他的白手套。高度觉悟。 （十三）弗朗西斯·汤普森 [20] 有关人类生活虚无缥缈的说教。梅尔维尔·“我寻找那种不可思议的东西！”还有沃尔夫、汤普森，例如后者一直受到孤独真相 的困扰，直到他被迫接受它（！）。 （十四）纪德主义……“无动机行为”被理解为放弃理智，回归冲动。不过，现在我们各种冲动存在于一个被基督教文明化了的社会之中。纪德主义是内涵丰富的矛盾多样化和不道德……从本质上讲，是艺术道德狄俄尼索斯精神的泛滥。等等。 六 艺术道德，这是关键所在，因为那时我打算烧毁我撰写的大部分东西，那样我的艺术就不会（对我自己也对其他人）看上去像为了别有用心的，或者为了讲究实际的目的而作；写作只是一种功能，一种日常责任，一种每日糟粕排泄的“堆积”，为的是净化内里。所以，我会烧了我写的东西，用蜡烛的火焰烧，看着纸张被烧得卷起扭曲，疯狂地笑。我猜，那就是作家诞生的方式。一个神圣的主意，我称之为“自我的根本性”，或者，SU [21] 。 我也要向你们展现克劳德和欧文的理智主义此时对我的影响。不过，“理智主义”这个词只会遭到哈伯德的嗤之以鼻。那年十二月初，在我用蜡烛烧了不少书稿，将血滴在名片上之后，哈伯德来到我的住处，“天哪，杰克，别再干这种蠢事，我们出去喝一杯！” “我一直在西区酒吧与欧文从同一个碗里喝土豆汤。” “你出海远航之类的事情怎么啦？” “我在诺福克逃离轮船，以为我回到这里会与塞西莉轰轰烈烈地爱一场，可她不在意。” “哎呀，你是个怪人。我们去吃晚饭吧，然后看让·谷克多 [22] 的电影《诗人之血》，不知现在是否符合你的口味，随后我们去我在滨河大道的公寓套房，注射一支吗啡刺激一下。那会给你一些新的视觉。” 这么说让他听起来很邪恶，其实他一点也不坏，吗啡从其他途径侵入我的生活，不过我拒绝了。不知为什么，那时的老威尔，他只是等待着他的年轻朋友，也就是我，创作的下一部骇人听闻的作品，我把这些作品带来了，他噘起嘴唇，以一种愉快探究的态度阅读。读完我提供的作品之后，他点点头，将书稿还到作者的手里。我呢，要么在我的房间里，要么在他的公寓套房里，坐在他双脚附近的一个凳子上歇着，怀着一种羞涩崇拜的态度期待着，我的作品又回到了我的手中，结果发现他除了点点头，没有任何评论，我几乎是脸红耳赤地问：“你读完了，觉得怎么样？” 哈伯德这家伙点点头，好像佛陀刚从天堂转世来到这可怕的人间（他还能怎么做？），他无奈之下合拢十个指尖，从双手组成的手弓之上眯缝着眼睛看着我，回答说：“好，好！” “你能不能谈谈具体看法？” “嗯……”他噘起嘴唇，目光转向令人愉快并同样有趣的墙壁，“嗯，我没有具体的看法。我就是非常喜欢它，就这样。”（几年后，他与衣修午德 [23] 和奥登 [24] 一起在柏林，又在维也纳认识了弗洛伊德，到北非访问了皮埃尔·路易的寓所。） 我将作品放回到我衣服的内侧口袋，再次脸红地说：“好吧，不管怎么说，写这部书很开心。” “我认为是这样，”他小声说，“告诉我，你的家人怎么样？” 不过，你瞧，那天夜里很晚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在台灯耀眼的光线下，手指相互支撑着，两腿交叉，眼皮子不住打架，耐心等待着，再次牢记明天那个年轻人会带着他想象的纪事回来……尽管他也许认为这些作品稍显轻率，有些累赘……他，对，期待着更多的作品。而别处只有既成的事实和毁灭性的退缩。 七 第二年我花了大约整整一年，渴望着去见他，从他那里得到书籍，施本格勒，甚至莎士比亚、蒲柏，整整一年都在吸毒，与他交谈，会见底层社会的人物，他开始把他们作为某种无动机行为 进行研究。 一九四四年圣诞节前后，约翰妮从底特律回到我的身边，我们住在道尔顿楼里，短暂欢愉，随后与她昔日女友琼一起搬到北边的一百一十七号街，并且劝说哈伯德也搬到那里去住，那里有一个空房间，他后来娶琼为妻（我和约翰妮知道他们相互喜欢）。 这是颓废、邪恶、堕落的一年。不仅吸食毒品、吗啡、大麻，那些日子，我们常常服用可怕的安非他明，打开安非他明吸入器，取下湿透的纸，将它卷成一个个有毒的小球，它们会使你浑身冒汗痛苦难忍（我第一次过量尝试它时，三天体重下降了三十磅），而且我们还结交了坏人，时报广场货真价实的小偷进来藏匿从地铁偷窃的口香糖贩卖机，最后藏匿枪支，借用威尔的手枪，或者他的包革金属棍棒，最骇人听闻的是，琼铺着东方褶裥床套的宽大双人床上有足够的空间，我们有时六个人拿着咖啡杯和烟灰缸，懒散地伸开四肢躺着，就这么夜以继日连续几天讨论“资产阶级”的腐朽。 当我从这些无休止的放荡生活中回到奥松公园家里时，已经没有人样了，脸色苍白、形容枯槁，我父亲说：“天哪，那个哈伯德和那个欧文·加登终有一天会毁了你。”雪上加霜的是，我父亲已经患了“班替氏病” [25] ，他的腹部每隔两三个礼拜就会鼓起来，不得不去医院抽液。他很快不能再工作了，即将回家等死。癌症。 我从家里带着恐惧奔向“他们”，然后又从“他们”那里奔回家，两边同样都是黑暗冰冷的地方，充满了内疚、罪孽、悔憾、悲伤和绝望。夜晚的黑暗并不太让我感到烦恼，倒是那些人们发明用来照亮他们黑暗的可怕的灯使我不安……我是说街道尽头那盏路灯…… 这一年，我完全放弃保持身体健康，当时我在海滩拍摄的一张照片显露出我肌肉松弛的身体。我的头发开始从两侧脱落。我在服用安非他明所产生的消沉幻觉中胡思乱想。一个六英尺高的红发人在我的脸上化了个烙饼妆，我们就这样去了地铁，她就是那个给我过量毒品的女人：她是持枪歹徒的姘妇。我们在某些地铁车站遇见了鬼鬼祟祟的可怕的人物，他们中有些人是地铁“醉汉工作者 [26] ”（在地铁里滚来滚去的醉汉），我们在四十二街拐角处的第八大道上那家邪恶的酒吧里厮混。我自己没有参与任何犯罪活动，但我的确亲眼目睹了许多。对于哈伯德来说，这种经历是观察人会变得多么可怕的老套研究，但是相对于他的空虚，他也在观察人们在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里变得如何“敏捷机警”；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浪漫的自我折磨，就像去年秋天我在阁楼里进行“自我根本性”写作时滴血发誓那样。对于欧文来说，这是他创造新的哈特·克莱恩式诗歌的一种新素材，此时他是一名造船厂的工人，偶尔当一回商船海员，沿着海岸去得克萨斯等其他地方。 有一天，我们的一个“朋友”回来藏匿一把枪，殊不知，他就是“时报广场的疯狂杀手”，而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几个月后，他在曼哈顿拘留所 [27] 上吊自杀：在这之前，他径直走进一家出售酒类的小店，一枪射杀了店主；事后，另一个贼忍不住把秘密透露了给我，他说因为心里守着这个秘密，他寝食不安。 八 我可怜的父亲不情愿地见我，他身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他经受不住接二连三发生的这一切事情，从洛厄尔“德雷克特猛虎”沙地橄榄球场开始，当时我雄心勃勃想要在橄榄球场和中学里获得成功，然后上大学，“一鸣惊人”。这一切都是战争的一部分，真的，即将到来的冷战的一部分。我永远不会忘记，琼的现任丈夫哈里·埃文斯穿着军用靴子突然噔噔地走进她公寓套房的过道，他刚刚从德国前线回来，大约是一九四五年九月，看见我们六个成年人吸食安非他明后神魂颠倒，在那张宽大的“怀疑主义”和“颓废堕落”的双人床上展开四肢懒散地躺着或像猫一样伸展双腿地坐着，讨论虚无的价值观，个个脸色苍白，身体虚弱，哈里这个可怜的家伙被这一场景惊呆了，说：“我抛头颅洒鲜血就为了你们这种样子？”他妻子叫他走下“品德高地”之类的。过了一段时间，他与她离婚了。当然，我们知道同年同月同样的事情也在巴黎和柏林上演，因为我们已经读过了君特·格拉斯 [28] 、乌韦·约翰松 [29] 、萨特，甚至，当然，奥登和他的《忧虑的时代》。 但这并不能改变我那垂死父亲一贯的观点，那就是人“应该享受人生，充满希望面对未来，工作，干好工作，努力工作，抓紧工作”，所有那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说法，听起来那么鼓舞人心，像蔓越莓酱一般，当时我们认为繁荣昌盛近在咫尺，它确实近在眼前。 至于我自己，你可以从这整部称作为书的疯狂的指责性长篇散文中看出，经历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不管怎么说，你很难责怪我与我那个时代的绝望者同流合污。 从战场上复员的朋友们仍在不断归来，他们拿着美国政府给退伍军人的汇票结婚上学，他们对这类怀疑主义没有兴趣。如果他们知道也许从一九四年他们与我一起喝啤酒之后，我已经变得如此堕落消沉，那么他们就会对准我的鼻子猛击一拳。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在偷懒闲荡消磨时光，这就是我的自白。 （也就在这个时候，约翰妮在底特律递交了办理婚姻无效的申请，我没有异议，作为丈夫，我对她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我送她回了家。） 九 那年，我从那些裂开的软管里服用了那么多安非他明，最后真的把自己弄病了，患上了血栓性静脉炎，十二月，我不得不进昆斯区总医院（在退伍军人事务部），躺在那里，两条裹着热敷布的腿高高地搁在好几个枕头之上。起先甚至谈到要动手术。甚至在医院里，我抬头眺望窗外昆斯区夜晚的黑暗，看到那些可怜的街灯好似一串灾难般蜿蜒曲折地伸向低吟的城市，不由得感到一阵恶心，喘不过气来。 然而，一天傍晚，一帮十二三岁的孩子，他们是那里的病人，竟然来到我的病床跟前，弹起吉他，给我唱起了小夜曲。 我的护士是个肥胖的大个子姑娘，她喜欢我。 他们可以从我的眼睛中看出一九三九年，三八年，不，二二年的神态。 事实上，在那所医院里，我开始思考自己。我开始懂得，世界上城里的知识分子远离家乡亲人们的血脉，他们只是些流离失所的蠢货，尽管是可以容忍的蠢货，他们不知道如何继续生活。我开始以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我自己更加真实的黑暗，这种新视角使得所有这些贴上“存在主义”、“颓废主义”和“资产阶级堕落”标签的思想垃圾（或者不管你想给它们起什么名字）都不再重要了。 躺在医院病床纯洁的氛围里，连续几个星期，当那些可怜的病人们鼾声四起时，我凝视着昏暗的天花板，觉得生活是一种无情的创造，美丽而残酷。你看到春天的花蕾上洒满了雨露，当你知道那些雨露只是促进花蕾盛开，为的只是到秋天枯萎凋谢，那么你还会认为它们是美丽的吗？所有当代（一九六七年）强烈迷幻剂瘾君子们只要合上眼睛，就看到了这种无情创造的残酷的美丽，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个疯狂的曼荼罗轮圆，全都是马赛克，密密麻麻充满着数以百万计残酷的东西和美丽的景象快速地在一边运动；一天晚上，我看见“天堂”里的某个唱诗班指挥，惊叹于他们歌唱的事物的美丽，嘴巴里缓慢地发出“唷唷唷”的声音，但是靠近他身边的是一只猪，它正在被码头上一些残忍的侍从喂给一条鳄鱼吃，人们无动于衷地从旁边走过。这仅仅是一个例子。或者那个古印度可怕的时母 [30] ，她的智慧与她所有戴着珠宝的手臂，还有腿和腹部一样万古长存，她疯狂地旋转，通过她唯一没有戴珠宝的部位，她的女性阴部，或者阴，吞噬一切她分娩的东西。哈哈哈哈，她一边在她分娩的尸体上跳舞一边在大笑。大自然母亲孕育了你，然后再把你吃掉。 我说战争和社会灾难源于兽性创造的残酷本质，而不是源于“社会”，社会毕竟有好的意图，否则它就不配称作“社会”，对不？ 面对它，那么它就是一种由怒神，耶和华，Yaweh [31] ，无名神，所发明的残忍卑劣的创造；当你祷告的时候，它会和蔼地拍拍你的头，说：“现在你很乖”；但是，当你不论以何种方式祈求怜悯时，比如说，在今天的越南，一个士兵被拴住一条腿吊在树干上，当Yaweh真的把你弄到谷仓后面，甚至进行一般的折磨，就像当时我父亲患上致命的疾病那样，Yaweh不会听你的苦苦哀求，而是用他们神学基督教条主义教派称之为“原罪”而我称之为“原祭”的长棍猛打你的小屁股。 但是，天哪，比起看着你自己人间的亲生父亲在现实生活中死去，当你真正意识到“父亲，父亲，你为什么要弃我而去”时，上面说的这些又算得了什么？真的，这个给了你生命和希望的人就在你眼前死了，把所有的问题都留给了你，把他愚蠢的负担都压到了你（自己）的肩上：他一直认为“生命”重于一切，但是生命的味道却像我辨认弗朗兹尸体的贝尔维陈尸所的地下室一样臭气熏天。你凡间的父亲在你即将成功之前，垂死地坐在那里。这就是当代宗教中“上帝死了”运动的可悲、可怕之处，这就是有史以来最令人伤心和孤独的哲学思想。 一〇 因为我们的确知道那种野蛮的、心地卑鄙的、疯狗 似的创造中也有同情怜悯的一面，例如看到母猫（大自然母亲）是如何清洁安抚它篮子（几乎可以说“棺材”）里的小猫的，毫不吝啬地用它自己慈爱的乳汁喂养它们：我们已经看到残酷的创造为我们送来了人子 [32] ，为了证明我们应该学习他 的榜样：怜悯、兄弟般的友爱、慈善、忍耐，他毫无怨言地牺牲了自己 。否则，我们对他 的榜样会不屑一顾。眼见他 言出即行，直至上了十字架，我们极为感动。感动之余便用赎罪的方式效仿，从海上被救起，一种得救的欢呼。但是，我们不可能被救赎，据说“除非我们相信”，或者效仿他 的榜样。谁能那么做？甚至列夫·托尔斯泰伯爵都做不到，他仍然还得住在一间建在他自己土地上的“简陋的小屋”里，尽管他已经签好文件，理所当然地把他“自己的土地”留给他自己的家庭，竟然还有脸皮，从十足世俗的养尊处优的位置自吹自擂，撰写《天国在你心里》。比如，如果我自己想效仿耶稣的榜样，我首先得放弃我喝酒的方式，那样就会防止我思考过度（就像今天上午此时此刻我痛苦难忍），以至于我会发疯，会对公众欠下罪孽，在幸福的“社区”或“社会”里成为大家所讨厌的人。再说，我会腻烦死的，因为甚至耶稣的袋子上也有一个漏洞，那个漏洞是：他 对那位有钱的年轻人说：“卖掉你所有的财产，将钱财送给穷人，然后跟着我来，”好啊，那么现在我们到哪里去，四处流浪，向可怜的辛苦劳动的户主们讨饭吃？他们甚至没有那个有钱年轻人的母亲那样富裕？而是像马大 [33] 那样贫穷和困苦？马大没有“选择条件比较优裕的丈夫”，她整天炒菜做饭，打扫屋子，做牛做马；而她妹妹马利亚坐在门道里，像有着“古板守旧”父母的现代“垮掉一代”的一员，对耶稣夸夸其谈“宗教”、“赎罪”、“拯救”以及诸如此类令人讨厌的东西。耶稣和年轻的马利亚·麦吉都在等候晚餐准备就绪？同时高谈阔论什么赎罪？当你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将食物从身体这个袋子里输进输出，你怎么可能赎罪？在一个如此醉酒醺醺肉欲横流的环境里，你怎么能够得到“拯救”？（这也是佛陀袋子上的漏洞：他大概这样说过：“菩萨圣贤和佛陀可以乞讨他们的食物，以便教诲天下的普通 人慈善谦逊，”我说：“呸！”）不，我谈到春天刚吐芽的带着雨露的花蕾，它是疯子的笑声。分娩是所有痛苦和死亡的直接根源，佛陀八十三岁死于痢疾，最后只好说：“做你自己的油灯，”——遗言——“用勤奋努力超度你自己，”说这话真是见鬼了！他自己躺在那里，躺在一泡臭气熏天的稀薄的大便之中。所以我说，春天是疯子的笑声。 一一 然而，写完所有这一切之后，我闭上了眼睛，就在那时看见了十字架。我不能躲避它对所有这种残酷的神秘渗透。我只是总能看见 它，有时甚至看见希腊式十字架 [34] 。我希望这全都会成为现实。疯人和自杀者看见了它。还有垂死的人和处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的人们也见到了它。除分娩的罪孽以外，还有什么罪孽 ？比利·格雷厄姆 [35] 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分娩殉葬的羊羔本身怎么能被认为是一种罪孽？是谁把它搁在那里，是谁点燃了火焰，谁是那只长鼻鼠，它想将焚烧羊羔的烟随风送进天堂，那样它就能为自己藏匿一座神殿？那些物质主义者有啥用处，他们甚至更加糟糕，因为他们愚蠢无知，对他们自己破碎的心全然无知？ 比如，如今社会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愚蠢行为主义学派分子，注意，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对生活的痛苦所做反应的估计，对他们自己同胞的痛苦原因的精确定位，也就是社会，而不想一劳永逸地锁定痛苦发生的根源：分娩。甚至形而上学的专家权威和哲学预言家们也在巡回演讲时绝对肯定地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咎于某某政府，某个国务卿，某个国防部长（请想一想伯特兰·罗素 [36] 那样的“哲学家”吧），试图责怪诸如此类天生的分娩受害者，而不是责怪他们理应提议讨论的形而上学根源本身，即：肉体出现之前和消失之后的情形是怎样的，也就是说，因为分娩才有死亡。 谁会站出来说，自然的精神原本就是永远的错乱和邪恶？ 一二 与此同时该干什么呢？等待？假如你是个士兵，因为敌人在进攻，你就屁滚尿流地逃跑，假如你因为目睹他人的战亡，就感觉自己命不久矣，怕得只好匍匐在地，你会把这个也怪到社会的头上？七十岁老太瘫痪在床上，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她的胸膛之上，甚至经过十个月充满希望的等待和孩子们的悉心照顾仍没有好转，你也能将之责怪于社会？责怪社会，因为新贝德福德的渔民在夜间掉进冰凉的海水中，绑着救生带漂浮在汹涌澎湃的海面上，向上帝呼救，向斯特拉·玛丽斯求救，他忘了在表袋里带上剃须用的刀片（我在海战中一直带着刀片），如果带了，他至少可以割腕放血，在被海水呛死以前先晕过去，不会像我那个德国男孩那样独自被海水呛死，遭到他父亲的遗弃，哭泣着恳求母亲的怜悯，而那种怜悯在你那片残忍创造的大海里根本不存在？ 不，就责怪那可怜的带着雨露的成片成片的春天花蕾。责怪那些“黏糊糊的小叶子”，克劳德说在管教所里，那些小叶是促使他哭泣的第一个念头。 一三 我部分康复后就回了家，带着杜洛兹常有的那种虚荣，决定当一名作家，写一部恢宏的小说，向每个人解释每一件事情，试图让我父亲活着并且感到幸福，与此同时母亲在鞋厂里工作，此时正值一九四六年，努力奋斗啊！ 但是，父亲的形容在我眼前日益枯槁。每两个星期，他的腹部就会变成一个大水袋，可怜的犹太医生不得不来我们家，同情地皱眉蹙眼，在厨房里（远离妻子和儿子）将一根长刺管直接插入他的肚皮，将腹水放入厨房的桶里。我父亲从来没有因痛苦而高声叫喊。他只是皱起眉头呻吟，轻轻流泪，啊，我心目中的好人哪！随后，一天早晨，在我们因如何煮咖啡发生争吵之后，医生又来为他“抽水”（天哪，大自然，你去抽你自己的水吧，你这只邪恶的母狗！）。他坐在椅子里就在我的眼前死去，我看着他的脸，他噘起嘴巴，安详地长眠，心想：“父亲，你抛弃了我！你留下我独自一人照料‘身后的一切’，不管这一切是什么。”他对我说：“尽你的一切力量照顾好你母亲。答应我！”我答应我会的，我已经做到了。 于是，殡仪员来了，将他装进了收尸袋，我们将他装进灵车，运到新罕布什尔州他出生的那个小镇的墓地里，树枝上愚蠢的小鸟正在欢快地啼鸣。曾有一刻，蓝背母鸟将它的幼鸟赶出鸟巢，小鸟坠落到树根处，在那里不住地拍打着翅膀，奄奄一息，饥饿难忍。一位牧师试图安慰我。葬礼结束后，我与伯父文森特·杜洛兹一起穿过纳舒厄的一条条小街，伯父默默无声，从中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总被大家认为是“不讨人喜欢”，“不爱说话”的杜洛兹。他是个诚实的杜洛兹。他说：“你父亲是个好人，但是他太雄心勃勃，高傲狂热。我想你也跟他一样。” “我不知道。” “嗯，介于两者之间吧。我从来就没有不喜欢埃米尔。可你就是那种性格，他也是，我自己也快进棺材了，有一天你也会死去，所有这一切，呸，?a s’en vas（就这样消失不见了）。”他用布列塔尼高卢人特有的架势对着头顶上的苍茫蓝天耸了耸肩膀。 至于文森特伯父，你不能说他是杜洛兹虚荣的受害者。 一四 不过，我仍然是个受害者，与母亲一起回到奥松公园后，她对屋子进行了春季大扫除（老头去了，打扫屋子，将凯尔特鬼赶出去），我静下心来独自写作，在痛苦中写作，甚至在黎明写赞美诗和祝愿辞，心想：“当这本书完成时，它将是有关我他妈的这整个一生的概括和总结，我将得到解脱。” 但是，老婆，我做到了，我完成了一部书，我在曼哈顿和长岛的街头漫步，默默无声写完了我第一部小说的一千一百八十三页，卖了那部书，拿到了预付稿酬，激动得高声呼喊，哈利路亚！然后继续努力，做完一生中你应该做的一切事情。 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没有“一代”是“新的”。“太阳底下没有任何东西是新的。”“一切都是虚荣。” 一五 别去想它了，老婆。睡觉吧。明天又是一天。 Hic calyx！ 查一下拉丁文，它的意思是：“这是圣餐杯，”杯里一定要有葡萄酒。
[1] John Garfield（1913—1952），美国电影演员。 [2] Ann Arbor，美国密歇根州东南部城市。 [3] American Gulf and West Indies，简称AGWI。 [4] John Lawrence Sullivan（1858—1918），美国职业拳击运动员，曾获世界重量级冠军。 [5] 杜洛兹名字的英文缩写。 [6] Claudel（1868—1955），法国外交官、诗人、剧作家，作品表现对天主教的信仰及肉体与灵魂的冲突，有剧作《给玛丽的报信》、《缎子鞋》和诗作《五大颂歌》等。 [7] 法语，生命力。 [8] Zarathustra，即Zoroaster（前628？—前551？），古代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 [9] Arthur Koestler（1905—1983），犹太匈牙利作家。 [10] 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德国剧作家、自然主义戏剧的倡导者，代表作有《日出之前》、《织工》等。 [11] Ludwig Lewisohn（1882—1955），德裔美国评论家、小说家、翻译家，代表作为《所在的岛屿》。 [12] Stephen Dedalus，詹姆斯·乔伊斯半自传体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小说《尤利西斯》中的重要人物。 [13] 希腊语，加冕的公牛。 [14] Vilfredo Pareto（1848—1923），意大利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学通论》等。 [15] Pierre Lou?s，生于比利时的法国诗人和小说家。代表作为《阿弗洛狄德》、《女人与傀儡》等。 [16] Andre Malraux（1901—1978），法国作家、政治活动家，作品有《征服者》、《人类的命运》等。 [17] Igor Fedorovich Stravinsky（1882—1971），俄裔美籍作曲家。 [18] 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奥地利裔美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 [19] George Santayana（1863—1952），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文学家、批判实在论代表之一，著有《理性生活》、《存在的领域》等。 [20] Francis Thompson（1859—1907），英国诗人，作品有《诗集》、《姐妹之歌》、《天堂猎犬》等。 [21] 自我终极，原文self ultimacy的英文缩写。 [22] Jean Cocteau（1889—1963），法国艺术家，能诗善画，又能创作小说、戏剧、舞剧和电影，作品有诗集《好望角》、小说《调皮捣蛋的孩子们》等。 [23] 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英裔美国作家，主要作品有《诺里斯先生换乘火车》、《再见吧，柏林》等。 [24] W. H. Auden（1907—1973），英裔美国诗人，主要诗集作品有《短诗结集1927—1957》和《长诗结集》。 [25] Banti，一种脾脏主动脉血栓形成的综合征。 [26] lush worker，以醉汉为对象的扒手。 [27] The Tombs，曼哈顿拘留所的口语说法。 [28] Günter Grass（1927—），德国作家，主要作品反映德国纳粹时代及战后生活面貌，如《铁皮鼓》等。 [29] Uwe Johnson（1934—1984），德国作家，他的许多小说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裂的德国生活中的矛盾。 [30] Mother Kali，印度教女神，形象可怖，既能造福生灵，也能毁灭生灵。 [31] 即“Jehovah（耶和华）”。 [32] the Son of Man，耶稣基督自称。 [33] Martha，《圣经：新约·路加福音》中马利亚和拉撒路之姊。 [34] 四臂相等，臂与臂构成直角。 [35] Billy Graham（1918—），美国基督教福音传道者，多任美国总统的宗教顾问。 [36] 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 译后记 译后记 《杜洛兹的虚荣》是美国著名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生前的最后一部半自传性小说，发表于一九六八年。小说用给妻子写信的形式，记叙了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间，作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洛厄尔高中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经历，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商船、海军、监狱等地的冒险历程。凯鲁亚克（杜洛兹），一个热情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优秀运动员奖学金，从有着法国加拿大文化背景的美国小镇劳工阶层家庭，一下子踏入了大部分学生都是富家子弟的美国常春藤名校，满怀美丽的憧憬，带着父母殷切的期盼，一心想成为橄榄球明星，在运动场上一鸣惊人，但因与教练关系不和，没法实现他成为著名运动员的理想。赛场的挫折更激发他刻苦读书，努力创作。为了汲取写作养料，他下海、吸毒、参军、入狱，亲身体验了美国底层形形色色人民的真实生活，他的经历从一个侧面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这一时期美国人民，学生、士兵、工人、海员等各类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尤其是底层人士的生活状态，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幅美国百态图。 杰克·凯鲁亚克一生写过二十余部作品，最著名的莫过于《在路上》、《达摩流浪者》、《地下人》、《科迪的幻象》、《大瑟尔》等，他以“自发式散文”的写作方式，描写了他为寻找自由和归宿的流浪生活，毫不隐讳地大谈自己流浪生活的遭遇和感受，并作自我剖析，被人称为“个人新闻体写作手法”，受到了几代青年，尤其是有独立个性青年的追捧。 对凯鲁亚克作品尤其是代表作的评价已经很多，褒贬不一。那么，他的绝笔之作《杜洛兹的虚荣》价值何在？又有哪些吸引读者的地方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小说的内容上来看，凯鲁亚克的确是一位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有自己独特的打法，只要他一上场，他的队就会大获全胜，尤其是他憋着一股子劲，希望通过橄榄球实现自己及全家脱贫致富、侨居纽约的渴望。但是，事与愿违，由于世道的黑暗，教练要么有眼无珠，不识骏马，要么别有用心，按凯鲁亚克父亲的说法，受了有钱有势人家的贿赂，让没有才能的人上场当主力队员打球，结果天才的橄榄球运动员反倒坐冷板凳，才华得不到充分发挥，读来让人感到愤愤不平，十分惋惜。尤其是当凯鲁亚克在奋力拼抢中腿骨折断时，哥伦比亚大学的总教练陆·利贝尔还说他装腔作势，让其他教练别理睬他，结果他带着断腿在赛场上又奔跑了两个星期，真叫人义愤填膺。社会的不公，贫寒子弟的不幸遭遇足实引发读者（尤其是热爱体育运动的读者）深切同情，受到极大的感染。 其次，凯鲁亚克作为贫寒子弟的自我奋斗精神在小说中处处闪现，拨动着读者的心弦，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效仿。小说中描写主人公刻苦学习的动人情节很多，比如：“清晨六点，我嘟哝着起床，洗洗刷刷，穿戴整齐，下楼拿好午饭包，急匆匆走上布鲁克林惹人喜爱却寒风刺骨的红色街道，步行三个街区，来到……地铁车站。我走下阶梯，随着数百名手拿报纸和午饭包的人们挤进车站。一路上，我一直站到时报广场，整整三刻钟，天天早晨都这样。……我抽出数学书，一边站着一边做我的家庭作业，午饭夹在两脚之间。……用双脚护着午饭，我能斜着身子，转过脸去，面对着摇晃的车厢壁学习。……列车抵达七十二街时，又有许多工人挤上车来，他们前往曼哈顿和布朗克斯的非商业区工作，不过，我不再担心了：我有个座位。我转而学习法语……继续北上，再行驶一个小时，直至列车钻出隧道……靠近学校啦？没有，因为我得在那里走下一段高架阶梯，随后爬上一座陡峭的小山，坡度大约四十五度或稍许不到一点，那是一阵十分费力的攀登。到了此时，我与所有其他男生都汇聚在一起了，大家气喘吁吁，嘴里吐着清晨的热气，就这样，我清晨六点从布鲁克林起床，直到现在，八点半，两个半小时一路兼程，终于来到上课的班级。” 凯鲁亚克求学之艰难跃然纸上，为了求学他寄居继外婆家，为了求学他每天花在上学路上的时间就有五个小时，为了求学他分秒必争，在地铁上用双脚夹着午饭包看书学习，其刻苦精神足实令人感动，具备这种精神的人必然会成功。 凯鲁亚克自我奋斗的精神不仅仅表现在上学路上，而是贯穿着他的整个人生：橄榄球明星梦破灭后，他全身心投入追求当作家的漫长道路中，他当油猢狲、当轮胎折边工、当小报记者，直至当海员、当海军，无论干什么工作，无论如何工资微薄，难以糊口，都坚持不懈，甚至因无钱吃饭而饥饿昏厥也在所不惜：“特别令我窘困的是十五号发工资以前，我身无分文。结果，有一天，在‘大西洋白色闪电车站’里，我与一个名叫巴克·肖特韦尔的男孩一起干修理润滑活时突然因饥饿而晕倒。巴克让我躺在车库的地上。‘你到底怎么啦？快醒醒！’我说：‘我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天哪！快去我母亲家吃点东西。’他开车把我送到位于哈特福德他母亲的家里，他妈妈……盛情招待了我，给我一夸脱牛奶、菜豆、烤吐司、汉堡包、西红柿、土豆，反正是全套食品。巴克借给我两美元，帮我渡过难关，直至十五号。”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当作家的理想，时时刻刻都在观察社会，分分秒秒都在思考写作，丰富的阅历，奇特的遭遇，众多的朋友，给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他写出的故事注定与众不同，脍炙人口。 杰克·凯鲁亚克的自我奋斗还表现在他有独特个性和想法，而且他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他不畏艰险，不惧权贵，不随大流，不蹈旧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自学成材的道路。哥伦比亚大学是人人向往的世界一流大学，通常来说，人们都怀着敬仰的心情前去求学，丝毫不敢怀疑这所常春藤学校教学的质量和教师的声誉。可是，凯鲁亚克与众不同，他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讨厌化学课，一进实验室就感到难受；他说，“我认为我从大学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我在那里逃课创下了新的纪录。 ”他觉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教练是流氓坏蛋，“这些大牌流氓橄榄球教练都见鬼去吧！努力当一名美国作家吧，说出真相，不再听任他们、任何人或那些蠢货的摆布……常春藤只是一个借口，可以让他们不费吹灰之力招到橄榄球运动员，而他们得到的却是美国的蹩脚货，足以让美国倒一千年胃口。” 徒有虚名的名牌大学让他大感失望，他觉得没啥可学，逃课成了家常便饭，于是他打起行装回了家乡。他一头钻进图书馆，埋头阅读百科全书，浏览经典名著，更重要的是，他全身心投入了社会这所真正的大学，从中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探索人间的真谛，他的成名仰仗了他刻苦的自学，坚强的意志，以及不畏艰险的生活实践，独辟蹊径，终于成名，确实让人为之一震，感叹万分。 即便说哥伦比亚大学没教给杰克·凯鲁亚克什么有用的知识，但是哥大至少为他的成名提供一个有利的平台或氛围。在这里，他交结了许多朋友，其中不少日后成为美国文坛的明星，比如欧文·加登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垮掉一代”的代表人物艾伦·金斯堡，威尔·哈伯德就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家威廉·巴勒斯。因此，他的成名既是偶然又是必然。这些有独特思想的青年曾亲密无间，形影不离，相互扶持。他们几个彼此欣赏，在生活中也相互影响，比如巴勒斯吸毒成瘾，性生活放荡，并以他自己作为吸毒瘾君子的生活体验作为素材，写了《裸体午餐》等。杰克·凯鲁亚克的作品绝大部分也是类似生活的真实记录。他阅读的许多经典书籍都是金斯堡借给他的，他的许多小说金斯堡是他的第一个读者。这帮哥伦比亚的哥们朋友思想活跃，标新立异，终于一起成名，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种对哥伦比亚大学四周的校园文化和人文气息的渲染也是吸引读者一个重要因素。 小说显示，凯鲁亚克除了饱读文学经典之外，还随时记笔记写日记，每天记录身边人们的一言一行，这种习惯也给读者某种启迪，催人奋进。书中有个情节很感动人：凯鲁亚克在五角大楼工地打工的时候，偶然遇见一位黑人嘴里唱着动听的歌曲，为了听清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他竟然尾随扛着铁铲的黑人穿越了整个五英里工地，并且在树林里坐了一整天，唱起《把我带回古老的弗吉尼亚》的歌曲。还有一次，为了亲眼目睹弗兰克·西纳特拉的演唱，他与两千名姑娘一起等待，而他是队伍中唯一的男生。对于文学艺术如此痴迷、如此执著，真令人称奇，因此他的小说常常充满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常口语，十分贴近真实生活，给人一种新奇的感受。 此外，凯鲁亚克对大海的热爱是独特的，他对大海的描写是诗意的，他对大海的记忆是眷恋的，他对大海的赞美是真诚的，他把大海称作他的兄弟，他赞同“水手在海上风暴中比在陆地上更加安全 ”的说法，他说“我是大海的一个浪头 ”。他写了海上划单人划子的爱斯基摩人，写了北极白色世界的凄凉，写了海湾水域中悬崖直插蓝天的恢宏气势，写了他看见爱尔兰海时泪如泉涌的情景。“一天早晨，太阳冉冉升起，克莱德湾讨厌的迷雾渐渐散去，轮船驶入了海洋光辉灿烂的部分，在左边，你能看见苏格兰的悬崖峭壁，在右边，爱尔兰平坦翠绿的草地上点缀着茅草屋和奶牛。想象一下吧，就在海边拥有一间茅草屋！ ”多么富有诗情画意，怎么会不让读者心驰神往，也想去当一回海员！阅读他对自己海员生涯的叙述真是别有滋味。 然而，作为“垮掉一代”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凯鲁亚克，他的作品也许有许多消极负面的东西：主人公不务正业，不循规蹈矩，不安心就读名校，不珍惜当记者的机会，今日有酒今日醉，喜欢四处流浪，常常醉倒街头；热衷于吸毒嫖妓，无所不为，整天混迹于社会的底层。不过，在这颓废之中却也闪耀着奋进的光芒，他试图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驱逐西方文明的体系，用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挑战美国传统的社会制度；可不是嘛，在一次漂泊海上的整个航程中，他醉心于经典作品，说话不到十个字；即便吸毒患病进了医院，他还念念不忘当作家；他与到处流浪穷困潦倒的乞丐无赖不同，他是有理想、有抱负、有思想的青年，他其实憎恨道德的沦丧，信仰的混杂，不是吗，他在书中说：“……写作只是一种功能，一种日常责任……为的是净化内里。 ” 当然，凯鲁亚克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也许是他“在路上”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思上说，他的人生是在路上度过的，因而他的小说也主要写了他在路上的经历：《在路上》写了他与几个垮掉分子分三次从美国西海岸到东海岸的穿梭旅行，长期漫游，浪迹天涯；《达摩流浪者》写的是他在加州的登山经历；《孤独旅者》更是记叙他在路上的种种观感和思绪，从美国西海岸的圣彼得斯堡码头到中西部的印第安领地，从直布罗陀到马赛、巴黎，混迹社会的底层，寻找生活的原始意义。《杜洛兹的虚荣》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在路上”的故事：凯鲁亚克从家乡洛厄尔来到广厦千万的纽约城，从乡间小镇来到世界名校；接着他乘车去美国南方，乘船去英国和北极，即便参加了海军，也与众不同，被收押入狱，转了几个监狱。他一直在路上，对社会、对世界一刻不停地进行着孤独的英雄般的探索，这种生活是落寞的，但也是令不少人向往的，如果不能亲自轰轰烈烈地走一番，那么读一读这种生活经历也让人大开眼界。 凯鲁亚克仗义疏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绿林好汉精神”也是小说的一大看点。我们无法了解真实生活中的凯鲁亚克是怎样一种人，但至少小说中的杜洛兹确实是这样一种人。他当润滑工时，有个家伙与他的好友打架，他用拳头猛捶厕所门，吓跑那个歹徒；还有一次，姑娘塞西莉遭到两名军官挑逗侮辱，他只身与他们搏斗，结果被打得鼻青脸肿，头发也被揪掉一撮。最典型的就是他为了朋友克劳德，明知他是杀人犯，还帮助他隐藏犯罪证据，结果自己锒铛入狱。这种舍己助人的行为（我们不应该效仿），不管如何愚忠可笑，但却也是他独特个性的充分展露。 《杜洛兹的虚荣》是凯鲁亚克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他思想最成熟时期写的一部经典作品，因此书中不乏闪耀着哲理光辉的言论。比如，他说：“成功究竟意味着什么？容我打个比方，你拼死努力奋斗，踩着一些人的尸骨，爬到了你那个行业的顶峰，那样当你人到中年或更年老一些的时候，你就能待在家里，乐滋滋地在你自己的花园里种花弄草，但是因为在那之前你发明了某种更有效的橄榄球引诱战术，这时，乱民们蜂拥而至，从你的花园里践踏过去，踩坏了你所有的鲜花。对此，你感觉如何？” 成功意味着什么？对许多人来说，成功就是一切；然而，凯鲁亚克却已经看破红尘，他看到了成功背后的残酷、妒忌和无奈。因此，说《杜洛兹的虚荣》是凯鲁亚克风格和思想的成熟之作也算不过分，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作者非同寻常的传奇经历，作品中还有更多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社会的剖析；杜洛兹对虚荣的追逐其实就是凯鲁亚克对理想的期盼，是他对写作生涯的探索和追求，是他留给后人对人生的一种独特见解。 黄勇民 2009年5月10日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